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高等教育（论纲）

黄泉路上断丝连

----以四川大学为例

舒大刚

（四川大学古籍所　成都　610064）

  

      孔子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主干，曾经以多种渠道和形式影响和规范中国人的行为举止和思想道德，其中教育和科举便是影响中国士人和社会最主要的途径。因此，孔子儒学要在今天重回淑世济人之路，发挥其进德修业的影响力，中国的大学教育便是一块急待开拓和占领的阵地。下面拟就中国高校急需孔子儒学的进入，作一初步探索。

一、从中国高校的现状，看孔子儒学进入的必要性

      由于中国的现代大学是在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转型甚至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兴办起来的，中国大学除了各具特色的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外，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在民族精神和传承上，特别是在滋润大学生心灵的思想和价值取向上，却是不容乐观的，或者说是注意得不够的，不要说是一片空白或一片荒芜，也是五花八门，杂乱无章的。我们的校园建设，犹如中国的城市一样，一律追求高楼大厦、钢筋水泥的西式建筑，而没有一点（至少不多）传统文化的气息；我们的课堂除了一味地灌输“专业”知识和强调“竞争”意识外，却缺少紧扣我们民族历史和文化的主旋律的教育（即使讲一点中国历史，也是只讲“痛史”亦即近代史，而对辉煌灿烂的中华古老文明特别是优秀思想讲求不够）；我们的一些老师一度时间也唯“新”是趋、唯“西”是崇，讲学为文，言必称希腊，深怕因讲求中国古代文明而沾上“守旧”、“传统”的晦气；我们的校园文化，除了尽量地攀附外国名星或外国政要、外国科学家及其“教条”或“格言”外，很少能看到中国自己的圣贤语录和经典法语。我们即使讲一点人生观，也是政治化了的“共产主义人生观”，除了革命的口号外，没有真正触及到人的思想和灵魂，造成“政治理想”与“人生哲学”的脱节……总而言之，中国的所谓“新式大学”，要么就是活脱脱的外国大学在中国的复制，无异于“外国大学的中国分店（或分校）”。要么就是“革命”化、“政治”化太浓，思想教育流于形式，达不到真正的理想教育和情操陶冶的目的。
      即或是这样，似乎有人还不满足，还要以“国际接轨”为借口，要将中国大学办得更加“国际化”（其实是更“国外化”、“西方化”）。将中国大学办得更“西化”，或更“革命”，就是唯一的出路吗？这些难道是中国大学真正的努力方向吗？
      我看未必。大学是培养和孕育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的摇篮，是引领社会发展和文化发展方向的号角，也是指导社会进步和文化繁荣的旗帜。自近代以来兴起的中国高等教育，在引进现代科学、传播现代民主，启蒙现代思想等方面，确实起到了桥头堡、宣传站的作用，在近代的革命运动中、在当代的建设史上，传播了新的知识，引进了新的思想，为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具有新技术、新思想的新人。但是与此同时，“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的呼声也最早在大学里产生，并由大学而影响到整个社会；“抛开线装书，不守圣贤训”，最后以致于实行“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首先在大学发轫的。中国大学是最早向中国传统文化开火，也是最早批判和抛弃中国文化的急先锋。理所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中坚－－孔子儒学，也最早在中国大学里被划清了界限；提倡“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的儒家学说，当然也就无缘进入中国大学殿堂，而行使其淑世济人之功能。
      随着中国高等教育中“专业知识”和“斗争哲学”（或“竞争意思”）的强调，我们培养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或“革命斗士”，却发现，原来在他们当中有一些人是有“知识”没有“文化”，有“革命”意志却没有起码教养，有“竞争”意识却缺乏公德意识，有个人“权利”欲望却没有奉献精神……。
      在当今的中国大学校园内，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事情普遍存在；见贤不能思齐，见不善不能内自省；“群居终日，言不及义，不善不能改，见善不能徙”的人也不在少数；知恩无图报之心，视索取为当然之事；见师长无尊严之意，视父母为索财之源，甚至不孝不悌，不友不爱。至于不珍惜劳动成果，视浪费为常事；借贷不还，欠费不缴[1]，更是司空常见之事。甚至自戕他杀、杀人越货的事情在堂堂大学校园里也时有发生。这不得不让人惊叹，中国的青年怎么了？中国的大学怎么了？！这不能不让我们怀疑社会出了问题，我们的高等教育有待改进！
      在21世纪的今天，面对“科技发达，文化衰退”的情形，中国的大学又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呢？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主旋律，“社会稳定”和“经济建设”当然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主调，但为使社会长治久安，经济可持续发展，在适当的时候加强人的心灵美化，提高道德素质，也是必须的，甚至是十分迫切的。因此，党中央适时提出“八荣八耻”的教育，就是明智之举。作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中国大学教育，理所当然应该因时制宜，乘势而变，富有远见和前瞻性地倡导新的文化发展方向和新的价值取向。
      我们认为，科学技术可以是国际的，思想言论也可以是自由的，而文化特征却是（也必然是）民族的。没有民族特征的文化是没有生命力的，这其实也是不存在的，任何一种有价值的文化必然是植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吸收历史文化营养而创建起来的。中国大学教育要在新时期继续成为中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引领者，就必须时刻回顾我们的传统，回味我们的历史文化，去吸取可以丰富我们民族精神生活，可资壮大我们民族肌体的营养，以便培育出合乎时代的文化新芽。
      孔子建立的儒学历经了2500年发展，历代仁人志士、圣人贤士，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构建了一系列的系统人生观、世界观、荣辱观、价值观，诸如“仁、义、礼、智、信”、“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诚信”、“孝悌”、“尊师重道”、“宽以待人，严以律己”、“临财勿苟得，临难勿苟免”、“见得思义”等等，都是当代青年需要重温和吸收的。中国儒学也有自己成功的教育机构和教学经验，是培养“博习亲师”、“论学取友”品质的良好方式。中国儒学还有优美的诗词歌赋、礼乐制度，是培养青年全面的人文修养和道德体验可资取法的精神食粮。中国儒学还有十分精深的思想、学术，诸如义理、辞章、考据、典故等等内容，是当代青年“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的重要宝藏。
      总之我们认为，无论要解决中国当代大学生所缺乏的文化素质、民族特征、健全个性，或是要充实当代青年的个人素养，扩大其知识面，增强其人文底蕴，都有必要从中国儒学中去吸取养分。下面，试以四川大学近年在这方面所作出的努力为例，来谈一点具体的感想。

二、从四川大学的实际，看孔子儒学进入高校的可行性

      中国的当代大学几乎都是近代文化转型、教育转向风潮的产物，几乎是西方教育模式在中国的移植。在教育理念上，在所谓“科学”的旗帜下，对人文却颇多忽略；在“民主”的旗号下，对传统颇多忽视；在“革命”的口号下，对人性颇多丢失。因此，要找回民族精神力量的所在，我们有必要重温“古典时期”，回首“轴心时代”，去吸收必要的养分。这一情况，最近几年在四川大学已经逐渐改观。
      四川大学是全国少数几所由古代书院直接建立的近代高等学府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积淀较为丰厚。建于清康熙四十三（1704年）的锦江书院和建于光绪元年（1875）的尊经书院，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与始建于1896年的中西学堂合并，改办成四川通省大学堂(同年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就是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两书院及早期四川大学，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儒学家、思想家、学问家和政治家，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朱德、吴之英、吴玉章、张澜、郭沫若、蒙文通等，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对“维新变法”、“洋务运动”、“辛亥革命”以及“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产生过深远影响。虽然四川大学培养出来的部分学生也曾经积极宣传新学、鼓吹革命（如宋育仁、吴玉章、张澜、郭沫若等），有的甚至曾经反传统、批儒学（如吴虞），但是儒学的根基、经学的传统，特别是对儒学文献的研究和传授，在蜀中一线独传，数十年绵绵不绝。虽然不能说“风景依旧”，却也还“气候婉然”、“风范犹存”，只要一有人提倡就会得到响应，开出新芽。特别是，2003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谢和平教授出长四川大学以来，学校更提倡培养学生“深厚的人文底蕴，广博的知识视野”，加强了历史、文学等人文学科的建设，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研究和教学，被重新提到议事日程。围绕儒学进入大学校园、孔子重回大学讲坛这一主题，我们作了如下努力：
      首先是用大型的儒学课题研究，构建文科标志性成果，唤醒人们对儒学的沉睡记忆。1997年，由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并经学校批准立项的“儒学文献调查和《中华儒藏》编纂”成为文科建设重点工程。1999年学校将《儒藏》列为“国家211工程”一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同时还陆续进行了《儒藏》“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工商注册”等工作，特别是进行了儒学文献的书目调查、《儒藏》编纂的体例思考。2004年，学校作出“加快进行《儒藏》编纂工作”的决定，成立了以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为正副组长的“《儒藏》工作委员会”，并继续将《儒藏》立为“211工程”二期、“985工程”二期重点项目，增加投入，加快了进度。2005年初，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的首批50册《儒藏》，引起了新闻界的极大关注，也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和关心。目前，第二批30册成果也即将出版。前后二批《儒藏》总字数已经达4500万字左右。川大版《儒藏》的出版，有学者称赞为“弘扬儒学的标志性事业”，“使中国人近500年的梦想变成了现实！”虽然不无过誉之处，但是《儒藏》作为儒学复兴的前奏或基础性工作，却是普遍被认同的。为庆祝四川大学110周年校庆，香港凤凰卫视拍了90分钟的专题片，其画面以锦江书院、尊经书院开始，而以《儒藏》的编纂收尾，无疑突出了儒学在四川大学的历史地位。四川大学为回顾建校历史而兴建的“历史文化长廊”，总结全校110周年文科发展历程时，也将“《儒藏》编研”作为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刻入碑记，还将《儒藏》书影作为川大文科标志性成果刻石予以纪念。
      其二是开展系列的儒学活动，引起人们对儒学的重新关注和审视。一是组织“四川大学‘儒藏’学术丛书”。这是一套著作型的儒学专题研究丛书，目前发行还不错，赠阅也不少。丛书已经出版14种，内容涵盖儒学与儒教、现代新儒家、出土文献、经典著作、古代教育、家族与学术、儒藏编纂方法等。主要有李耀仙《梅堂述儒》、胡昭曦《四川书院史》、贾顺先《儒学与世界》、李申《儒学与儒教》、廖名春《中国学术史新证》、单纯《冯友兰哲学思想研究》和《鸿爪纪学》、邹重华粟品孝等《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黄玉顺《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和舒大刚等《儒藏论坛》（第一辑）、李冬梅《诗集传新探》（以上均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等。其中《儒藏论坛》准备办成连续性辑刊，以发表有关《儒藏》的讨论和研究、儒学文献和儒学史的研究文章为主。
      以上是第一辑的专题研究，将来我们还将加强这一工作，对儒学其它更为系统的专题进行研究。目前即将结题的《历代学案》即这些研究的一部分。《历代学案》是国际儒联2005年的规划课题，它是关于儒学流派的系统研究和考述，包括两大内容：一是对历史上已有“学案”的系统整理，如黄宗羲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冯云濠王梓材等《宋元学案补遗》、徐世昌《清儒学案》、唐晏《两汉三国学案》等。二是对尚付阙如的先秦、魏晋、南朝、北朝、唐五代等五种“学案”重新撰写。合计10种，5种整理，5种新撰，共计字数约1500余万。有了这套书，在中国儒学史上到底有多少学派，这些学派的阵容有多大，学人之间的师承、交游关系如何，他们都有一些怎样的造诣和见解，都在此得到系统的考量和研究。《学案》和《儒藏》一样，有可望成为川大文科的标志性成果，增强儒学的文化品位，加深川大文科建设的儒学色彩。
      我们还主办了“儒藏讲座”、“儒藏网站”和“儒藏通讯”。《儒藏讲座》目前已经举行25期，除本校专家主讲外，也邀请校外著名专家，如北京大学吴荣曾先生、中国人民大学张立文先生、台湾龚鹏程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先生、吉林大学陈恩林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钟肇鹏先生、李存山先生、单纯先生、郭沂先生等，都曾莅临讲坛。讲座或交流学术研究心得，或交换《儒藏》编纂意见，或宣传儒学的基本原理，对儒家思想的宣传和普及提供了场所。《儒藏通讯》主要为《儒藏》编纂服务，由本所研究生具体承办。及时反映情况，交流心得，目前已经出版1－12期。著名学者李学勤、张立文、钟肇鹏、陈恩林、廖名春、蔡方鹿、黄开国、黄修明等先生，都曾为本刊赐稿。“儒藏网站”亦系古籍所独家开办，及时反映情况、交流信息。目前已经粗具规模，日访问量一般在200至300人次。川大学生也积极参与，踊跃讨论，加深了他们对儒学的了解。
      其三是“书院恢复”。我认为，儒家的书院教育，具有经典化、人性化的双重取向，适合培养学生“敬业乐群”、“博习亲师”、“论学取友”等优良品质。在有条件的地方，应当适当恢复书院教育制度，吸取传统文化优秀经验，实现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多元化，让历史上曾经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和教学方法，再度发挥其淑世济人的作用。在历史上，四川地区是地方政府最早建学传播儒学的地方。宋人吕陶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府学经史阁落成记》，《净德集》卷一四）“文翁石室”是地方最高的高等学府，以儒家“七经”教育为主体。“高公礼殿”是供奉和祭祀地方乡贤之处。“石壁九经”（准确地说应是“石室十三经”），是儒家文献的直观展示。教育的力量，榜样的力量，大众的传播手段，在这里三者俱全。特别是近代的“尊经书院”在人才培养和经学研究等方面，更是一定程度上引领了近代中国学术史的新方向。如前所述，四川大学是近代由上列两书院直接发展而来的，两书院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对现代川大有深远影响。为找回丢失已久的优良传统，弥补现代教育之不足，培养富有儒学情怀和传统文化底蕴的一代新人，川大校方已经将恢复上述两书院提上日程。一旦这两座传统风格十足的书院恢复起来，将具体承担全校“中华文化”课的设计和教学，也将大大推进《儒藏》编纂出版进程。四海飘遥的儒学“游魂”将附体于此，找到自己教书育人和学术演进的舞台。
      其四是加强“儒学教育”和“学科建设”。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从培养学生浓厚的人文精神来讲，儒学的普及、研究和教学以及儒学的学科建设是必不可少的。从20世纪初开始，儒学被冲击、被撕裂，儒学这个原本十分庞大、自成体系的学术体系，一时之间不复成为学科。在现行教育体制中，无论是教育部的教育计划，还是国务院的学科设置方案，连佛教、道教等宗教都有专业目录，唯独没有“儒学”的身影！致使儒学不成其为学科，儒学人才培养也甚感“无所措其手足”。二三好事君子，也只有在“文学史”、“史学史”或“哲学史”等学科下，十分零星地招收研究生。由于没有学科地位，也就不会有系统的学科建设，因此“儒学”是什么，儒学人才到底如何培养，儒学研究生应该学习和掌握些什么内容，在大陆至今都还是各自为阵，没有统一公认的标准，更缺少成熟的教学方案，遑论其系统的学科建设了。
      为此，我们从1999年始，在“历史文献学”下设立“儒学文献研究”三级学科，招收硕士研究生；从2000年开始，面向全校本科生开设“周易讲座”和“孔子研究”的选修课；从2003年开始，又在专门史下增设“中国经学史”和“儒学文献研究”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经过数年的探索和经验总结，目前我们在历史学一级学科下，增列起“中国儒学”二级学科，准备系统招收“儒学史”、“儒学文献”、“儒学思想”、“儒学文化”、“儒学与现代”等方向的硕、博士研究生，并且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方面，也进行了初步思考。在首开的“中国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教材编写时，加大了儒学的比重和内容。《中华文化·中国历史经典读本》含：中华人文始祖、多元一统的民族文化、儒学源流、孝道文化、礼乐教化等章节，选读《周易》、《诗经》、《仪礼》、《论语》、《孝经》、《孟子》、《公羊传》、《礼记·王制、礼运、儒行、大学、学记、乐记》、《春秋经》、《春秋繁露》、《原道》、《颜氏家训》、宋明理学经典、《礼记·乐记》、正史有关《礼志》、《乐志》等等。配合校园文化建设，还将儒家格言治成警示语，悬挂在教学楼的殿堂和走廊等处。逐渐加大了在校大学生对儒家美文的接受频律，促进其对儒学思想的更多了解。

      通过以上这些活动和努力，目前儒家思想（至少“儒学”一词）在四川大学已经逐渐深入人心，四川大学学生会在制作校园文化衫、编排校庆节目时，自觉地将《儒藏》纳入表演和展示的内容，历史文化学院和古籍所的学生识与不识、知与不知，都能够多少讲几则《儒藏》或孔子的故事，能背几段儒学或经典的格言。特别是参加了《周易讲座》、《孔子研究》或《中华文化》等课程的学生，在做作业或写文章时，都能自觉地打上儒学的特征和烙印，并且对儒家的一些思想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深入贴己的思考。我们相信，通过儒学教育和儒家文化的展示，将帮助当代大学生更多地了解儒家思想，更多地感受儒学神韵，逐渐树立起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或本位意识，以“仁、义、礼、智、信”为特征的儒家思想，将再次成为滋养我们青年一代心灵的食粮，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长城，继续发挥其淑世济人、再造辉煌的积极作用。

米小皧

o呵呵，第一次离你这么近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