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战与隐患》——对衢州炭疽的流行病学有关调查

我是夏雯静

     第五节
《菌战与隐患》
（51页到57页）
    炭疽是由炭疽杆菌所致的一种人畜共患的急性传染病。人主要直接通过皮肤、粘膜、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种途径与炭疽杆菌的接触，或间接与病畜及其污染物接触而使人感染。炭疽病人的分泌物和排泄物也具有传染性。接触感染是本病流行的主要途径。炭疽杆菌生命力强，在不适宜的条件下可形成卵圆形芽胞，在自然条件或腌渍的病畜肉中能长期生存。最为多见的约占95%的是皮肤炭疽，即绝大多数炭疽病患者是因生活中或劳动中皮肤直接接触炭疽杆菌而感染致病。病者部位多见于手、脚、面、颈、肩等外露部位的皮肤。初为红色丘疹、后变成棕黑色血泡，组织坏死而破裂成溃疡，其上结成黑色硬痂，故称炭疽。可因未及时进行有效治疗而致皮肤大片溃疡坏死而致残，或引起全身毒血症、败血症、继发肺炎、脑膜炎而死亡。人对炭疽普遍具有易感性，该病在人畜中且易发生流行。所以对首先发生炭疽病流行的地区进行流行病学有关调查，查清其传染源的来源及传播途径，才能有效地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控制和扑灭炭疽的发病与流行。

    1942年5月，日军在发动“浙赣战役”前即首先派飞机对浙赣交通沿线的金华、兰溪、汤溪、龙游、衢县、江山、常山、玉山、上饶等县的国军防区内空投炭疽细菌弹；在同年8月，日军撤离衢州各县的同时，又派飞机及地面细菌部队在衢州各县撒播炭疽菌，从而造成了浙赣交通沿线的军民中发生了炭疽病的暴发流行与大流行。当时因缺乏对日军细菌战信息方面的了解，当地政府及卫生部门都误认为是在战乱时期，环境恶化等自然因素所致，所以一直未派防疫人员进行调查。自从1950年《伯力审判材料》出版，以及1955年中国政府将审判日本战争罪犯档案公开后，有关1942年衢州发生炭疽流行的真实原因才得到证实，它确是日军在衢州实施炭疽菌袭击所致。1990年，衢州市卫生局在编纂《衢州市卫生志》时，为了进一步查明1942年衢州地区炭疽病流行的因果关系，也专门对此进行了一次流行病学的有关调查；2000年后，在编著《菌战与隐患》过程中，有专门进行了一次补充调查，现将调查情况分述如下：

一、对衢州1942年前炭疽情史的调查
    1935年，衢县（今衢江区）上山溪沿郑家村发现1头耕牛患炭疽病（牛炭疫）死亡，剥牛皮者（屠工）被污染，10天后病死。1939年，常山县何家乡发现牛炭疽病，病死耕牛多头。除此以外，衢州各县在1942年前均未发现有人、畜炭疽疫情。

二、对衢州1942年前人、畜炭疽免疫情况的调查
    经查阅中央、本省档案馆，以及本市所属各县的卫生防疫，畜牧业疫病防治等单位历史档案资料，均未发现衢州各县在1942年前对人、畜实施过炭疽免疫措施，因此，可以说1942年前，在衢州各县的人群、牲畜中对炭疽病均无免疫能力。

三、对衢州1942年首先发生炭疽暴发流行地区先前外来人口的回顾性调查
    与前节情况相同，1942年初，衢县的主要外来人口是当时进驻衢州准备与日军决战的国军部队，同时，尚有少部分从日寇占领区逃出途径衢县的外地难民。据潘振钰老医生1990年接受采访时回忆说：“在1942年4月前，无论在驻衢的国军中，还是在当地的居民及难民中，均未发现炭疽疫情。而在日军进攻衢县前，大约是4—5月间，在衢县城区及周围乡镇包括驻防的国军中，以及军马、耕牛中突然出现了炭疽疫情，当时我们都很惊奇，可是县卫生院已接到县政府的疏散命令，所以未进行调查，也未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我当时也曾猜测，炭疽疫情的出现是否与日军飞机最近反复多次在衢县一带播撒灰白色异物和投掷陶瓷炸弹等物有关，但当时我仅猜想，又找不到根据，所以，就这样过去了。”

四、对衢州1942年首先发生炭疽暴发流行地区受害幸存者与死难者亲属，以及目击者的回顾性调查

    据调查，浙赣交通沿线上的金华、龙游、衢县、江山等县是1942年发生炭疽流行的重点区。
    1、对炭疽受害幸存者的调查：
    幸存者之一，许家燮（男，1929年生，衢县<今衢江>樟潭镇下埠头村人，现住衢州市区新华苑14幢1单元301室，退休教师）诉述：“1942年6月，日本鬼子到樟潭镇一带扫荡后，日本飞机就紧接着在这里撒播细菌。当时我的父母带着我的哥哥、妹妹和我，全家5人先后躲避到附近郭家村的稻田和墓地里。我们曾亲眼看到日本鬼子进村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暴行。就在逃避日本鬼子的日子里，母亲全身生疮，妹妹和我2人都患皮肤溃烂的毛病，后经当地医生诊断认为患的是炭疽，当时没有特效药，多次医治无效，我妹妹不久就病死于炭疽，那时她才3岁。而幸存的我，左右两只溃烂的下肢，仍长期无法治愈，至今已足足烂了60年，造成了我的终身痛苦。据我所知，当时在樟潭镇附近农村得炭疽病的人很多，病死的也不少。”

    幸存者之二，章自修（男，1919年生，龙游县湖镇联合村农民）诉述：“1942年4—5月间，我亲眼看到日本飞机飞到我的家乡来轰炸，当时还看到飞机投下形似酒坛一样的长圆形陶瓷罐炸弹（细菌弹），自从日本飞机轰炸以后，村上生病的人一天比一天多，好多人开始烂脚、烂颈、烂背，我的叔叔就是当时烂脚烂死的，同时烂颈烂背而死的人也很多。当时如村民陈花芳、严枝怀等，他（她）们的手、背、脚从那时起一直烂到死，据当时当地医生诊断都断定得的是炭疽病。我的双足也是当时日本鬼子投细菌弹时感染炭疽病的，后来烂成两个大洞，烂到血管时还发生两次大出血，送到医院抢救而获生还。当时我们村（木家墩村）的100多人口中，有30多人病死于炭疽病。如今已60多年过去了，我的双脚扔在溃烂，长期痛苦地遭受炭疽病的折磨。”

    幸存者之三，徐雨生（男，1929年生，衢县<今衢江区>廿里镇六都杨村农民）诉述：“1942年农历4月（阳历5月）日军侵入我村，当时我们全家逃避到山区高垅村。7月（阳历8月）日军撤退，我们全家返回家乡，在家劳动了不多天，我的左脚就出现水泡，接着就出现黑色的结痂，流脓水，溃烂。父母带我到处求医都治不好。1945年，我到衢州城里的台湾医院医治时，被诊断为患炭疽病，在医治无效的情况下，溃烂面积不断扩大。后来，我又到了金华、杭州等地的医院住院医治，并两次做了植皮手术，出院后仍然复发，创口不断流血、流脓水。60多年来，我受尽了炭疽病的痛苦折磨，妻子和子女也因我而增添了精神上和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如今，我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到衢州市人民医院做了截肢手术，成了终身残废。”
幸存者之四，钱半  （男，1922年生，衢县<今衢江区>廿里镇石塘背村农民）诉述：“1942年8月，日军撤离石塘背村后，我带妻子、儿子从山里回到村上，不多日就在村边的菜地里劳动时左脚感染了炭疽病，开始左足下部皮肤长出水泡，后来出现红肿，流出脓水，结起黑色结痂，结痂脱落后就出现溃烂。当时，我到处求医都无法治好，溃烂面积不断扩大，左足下肢二分之一的皮肤都烂了，整天流脓流水，丧失劳动能力，妻子迫于生活无着而改嫁，儿子跟着别人去生活，自己孤单一人成了乞丐。如今60多年过去了，我左脚上的炭疽病变仍无法治愈，我真被日本鬼子害得终身受苦啊！”

    幸存者之五，张金土（男，1916年生，衢县<今柯城区>石室乡沙埠村农民）诉述：“1942年日本鬼子撤退以后，我从深山坞里回家，，不久我和村里的许多村民一样，在地里劳动时，脚上得了炭疽病，开始时，左边的小腿上出现了水泡，破裂后结痂，痂脱落后就开始溃烂，当时没有特效药，每天就用茶叶水洗，结果越烂越严重，整整烂了60年，终身丧失了劳动能力。当时村里有许多人也同我一样得了炭疽病，他们都已先后病死，我虽然还活着，也是一个废人，日本鬼子真害得我一辈子受痛苦啊！”

    幸存者之六，方时伟（男，1928年生，衢县城关镇<今柯城区>人，现住江苏省南京市御道街56—1号，丽嘉园03幢3单元305室，离休干部）诉述：“1942年8月，日军撤离黄坛口村时，当时回村的男女老少，有许多人都先后感染了炭疽病，我与母亲（51岁）及奶娘（50岁）三人也在当时得了炭疽病，腿上、颈上分别长出疽痈，淌出浅黄色的脓水，几天时间就烂出银元大小的疮口，奶娘烂处的疮口有小碗口那么大，不久就病死在村里。我母亲也于同年因溃烂严重而死于败血症。我因病情较轻，在亲友的帮助下，多次到县卫生院及外地医院医治而得以治愈，但至今留下明显的疤痕。”

    幸存者之七，杨四来，衢县（今衢江区）廿里镇杨家突村农民，男，1922年生，1942年8月被日军抓去做挑夫，中途逃脱回家。同月，在村上感染炭疽，双脚溃烂，久治不愈，至今留下明显疤痕。
幸存者中尚有：龙游县湖镇农妇杨春莲（1931年生）；衢县（今柯城区）石室乡上吴村农妇徐凤英（1925年生）；衢县（今柯城区）花园乡花园村农民周老根（1926年生）;衢县（今柯城区）航埠镇北淤村农民应清明（1935年生）等人，都是1942年日军在衢县、龙游等地撒播炭疽菌后直接感染而致病者，且至今未愈，他（她）们给日军细菌战罪行都留下了铁一般的历史事实。

     2、对死难者亲属的调查：
     死难者亲属之一，徐瑞痕（男，1908年生，衢县城关镇北门街入，原衢县县立医院、衢州市人民医院医师，已退休）老人诉述：“我于1932年前毕业衢州仁寿医院医科专业，受聘县立医院任医师，1037年参加抗日部队在抗日前线服役，任军医主任。1942年10日衢县家中来信说我的父亲（徐逢春）在日本鬼子撤退后，背着行李徒步从山乡回城时，不幸感染了皮肤病，先是身体上多处皮肤红肿，发水泡，后来就溃烂，当时经县卫生院医师徐兆祥，以及如昆医院院长邱峻诊断为皮肤炭疽。由于当时没有特效药医治，不久就引起败血症而死于家中，时年70岁。同年又有家中来信告知说我的儿子徐溶生（3岁）患了痢疾，也不治身亡，我知道这两个消息后非常痛心，因为我在西南抗日前线，无法回家为他们治病。抗战胜利后，我离开部队，回到衢县。1946年我在城区蛟池街私人开设保康医院，我和妻子（周越仙，妇产医师）坐诊，专门收治内、外、妇产科病人。当时，来院就诊的病人中，患伤寒、痢疾、疟疾、炭疽的病人还是很多。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只知道日军搞鼠疫细菌战，在衢州撒播鼠疫菌，当时衢州发生了鼠疫流行。1950年后，随着日军细菌战的罪行的不断揭露，我们才知道在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还在衢州各地撒播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等多种细菌，所以当时衢州发生多种传染病的大流行，都是因为日军在衢州进行细菌战所造成的。侵华日军违反国际法，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惨无人道的细菌战这笔血债，无论如何应该清算。

    死难者家属之二，邱大星（年龄、职业、住址见本章第三节）老人诉述：“1942年5月，日军入侵衢县前，每天派飞机来衢县轰炸。当时我们全家逃避到西乡农村，生活非常艰苦，我的妹妹邱爱玉（12岁）为了生活，每天到野外拾柴火，挖野菜，不幸感染了皮肤病，颈、背、肩部皮肤都发生溃烂，经城里一起逃难来农村的医师诊断为炭疽病，因当时没有抗菌素之类的特效药物予以及时治疗，导致败血症而病死在农村。日本飞机曾在这一带农村投过小炸弹，当时就有许多人生病，烂手烂脚的人也不少。当地民众曾怀疑日本飞机投放的是细菌弹，但又没有确切的依据。直到如今，日军细菌战罪行被公开揭露后，我们才知道日军在衢州投放过炭疽菌，我妹妹是被日军细菌战所杀害的。”

    死难者亲属之三，姜清明（男，1942年生，衢县城关镇坊门街居民，现住在龙游磷肥厂职工宿舍）老人诉述：“我祖父姜石寿，1886年生，1942年前在衢县城关镇坊门街开设饭店的，因烹调技术好，生意非常兴旺，店号为‘新春楼’，在衢城较有名声。1942年日寇入侵衢县，祖父携全家逃难到农村（航埠镇北淤村），后来又转移到山区五十都村。日寇撤离衢县后，祖父急切地从农村赶回城里收拾残局，赤脚穿着草鞋长途步行，脚上皮肤多处擦破，并接触污泥浊水。回城后，祖父的双脚突然患上了烂脚病，右脚特别严重，经县卫生院诊断为炭疽病。由于日军占领后，家业遇劫洗，加上当时又无特效药，所以有病也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医治，烂处一天比一天严重，流出的脓水很臭。饭店恢复营业后，顾客看到烂脚厨师在炒菜，都怕脏，不愿意到祖父的饭店来用餐，店里生意一落千丈，从此家庭经济很快就处于极度困难的地步，不但无钱治病，甚至连一家人的生活也维持不下去，在贫病交迫的日子里，祖父因继发败血症而于1957年月12月病逝在家中。1958年，在全国的合作化运动中，父亲姜望周（现已病故）带着祖父这块饭店的营业执照，参加到衢县饮食服务公司下属的合作商店工作，从此，我们家的生活才开始有了着落。时止今日，日军细菌战罪行公诸于众后，我们才了解，衢州当时的炭疽病流行完全是日军细菌战所为，今天，日本政府应该向中国受害者谢罪、赔偿。

    3、对目击者的调查：
    2002年4月12日，作者率调查组赴柯城区汪村乡吕家村调查时，据村民吕土根（男，1928年生）加快诉述：“1942年，全村有人口150余人，日本鬼子来了以后，到处杀人，放火、强奸妇女，还搞细菌战。当时全村被烧毁民房共49间。我亲眼看到村民吕圹倪（男，43岁）被日本鬼子枪杀，肚子被子弹打穿，肠子流出来，倒在血泊中死去。鬼子兵撤退后，吕圹倪的妻子，儿子都得了伤寒病，发高烧，拉脓血便而死去。村民吕樟海（男，23岁）妻子被鬼子兵强奸。鬼子撤退后，吕樟海及妻子3个儿子都得了炭疽病，全身皮肤多处溃烂，因无药医治都先后痛苦地死去。据统计，全村在1942-1946年间共死亡60余人，其中死于鼠疫、伤寒、炭疽病的有23人。”
   
    又据村民吕塔鼻（男，1928年生）加快诉述：“1942年日本鬼子退走后，我亲眼看到村民周塘倪（男，22岁）得了炭疽病，脚上烂出了两个洞，1943年即不治身亡。相继他们一家人又有周塘倪的父、母、妹妹等3人也患炭疽病而死亡。同时，本村还有村民吕雨华（男，40岁）也于同年死于炭疽病。我的母亲周文香（30岁）弟弟吕卸塔鼻（2岁）也因喝了日军投过细菌的井水，在1942年10月先后患伤寒病死亡。”
   
    又据村民邦汤团（男，1928年生）加快诉述：“在1942年日本鬼子撤退后，我亲眼看到本村儿童吕山东（男，6岁），钱梅英（女，5岁），吕卸荣（男，10岁）等人得了炭疽病，手脚皮肤溃烂得很严重，因无药医治而相继活活地烂死了。”
又据村民吕法根（男，1928年生）回忆诉述：“在1942年日本鬼子撤退后，我亲眼看到本村村民吕樟耀（男，36岁）得了炭疽病，全身多处皮肤大块大块地溃烂，流脓血水，烂了有5个多月，死时很痛苦。”
   
    2002年4月12-28日，作者率调查组两次赴柯城区汪村乡叶家村调查采访时，据村民汪樟旭（男，1929年生）回忆诉述：“1942年8月，日本鬼子从衢县退走以后，我们村上大多数人都患了传染病，生疮生疖毒（炭疽）的人最多，拉脓血便（伤寒、痢疾）的人也不少，那时又没有医生和药品来救治，所以病死的人每天都有。当时国军16师的骑兵马队驻扎在本村，因本村地处衢江边，有大片草地，适合放养马匹，大约有70多匹栓养在村上的江家祠堂大厅和附近的关帝庙内，当时我才13岁，我亲眼看到军马也和村民同样地得了皮肤病，许多匹军马的头、颈、背部明显地看到溃烂，有的病马甚至躺在地上起不来。我还看到兽医给病马灌药水、敷药粉及药膏，听说是军马也和村民一样得的是炭疽病，这种病很能传染。有一天，我曾看到有4、5匹军马病死后被埋葬在村边泉井塘堪底的荒地里。

    又据村民江金旭（男，1908年生）诉述：“那年日本兵退去以后，村上男女老少都生病，生疮、生疖毒、拉脓血便，发冷发热，上吐下泻的人都有，病死的人也不少。当时，我也得了病，发高烧，医生说我得的是伤寒病，吃了很多药，总算保住了生命。后来，国军16师的马队驻扎到本村，我看到这些军马进村后，也先后得了病，鼻子上、颈上、背上烂得很厉害，兽医天天到村里来给军马换药，有的马病倒后死在江家大厅内，被抬到衢江边埋葬在荒地里，有的病马被国军用枪弹射死后，也埋在衢江边的荒地里，听说是得的炭疽病，会传染。”

    又据村民栾卸北佬（男，1937年生）诉述：“1942年日本兵退去以后，村里多数人都得病，有发冷发热的，有拉脓拉血的，一天要解好多次大便，肚子痛得很厉害，听说得的是痢疾病，是因喝井水而得病的；更多的人是生疮生毒瘤（指炭疽）死了许多人。还有，在本村驻防的国军马队，也被传染上皮肤炭疽病，马头上，身子上烂得一块一块的，有脓有血水，我还亲眼看到几匹病了的军马被牵到村外的泉井塘堪底用枪射死，还撒上石灰粉，深埋在那里，国军的兽医告诉村民，这些马是得了炭疽病，要传染的，村民们千万不能去取食马肉。”

    又据村民江青云（男，1921年生）诉述：“日本佬退去的那一年，汪村乡（指当时的将军乡）一带几乎所有的村子都发生了瘟病流行，以皮肤溃烂，（指炭疽），拉肚子（指痢疾）、发发热（指伤寒、虐疾）最为多见，大家都怀疑是日本佬放毒，由于多数人有病无钱去医治，所以病死的人很多很多。那几年里除了人的瘟病，连猪、牛、马也发瘟（指炭疽），我亲眼看到驻本村国军16师的军马发瘟死掉，深埋在泉井塘堪底的荒地里。”

    又据村民江乌皮（男，1926年生）诉述：“1942年，日本佬退去以后，村里生病的人很多，因为村子被日本佬糟蹋很严重，烧房子，打墙洞、枪杀村民、奸污妇女、抢财物、掳粮食，还要撒播毒菌，真是无恶不作。村里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被日本佬害死，据我回忆，1942-1944年村上病死于炭疽病的村民就有许皮友、李南海、叶银土、江双根、叶卸荣、郑榜章，栾北佬、栾民德、严春妹、江文姣等10多人。”

    又据村民江阔嘴（男，1929年生）叶老虎（男，1925年生），郑家训（男，1930年生）诉述：“1942-1943年，驻在本村国军16师骑兵的马队里，我们都曾看到许多马的头上，身子上溃烂，有的马病死后躺在地上动也不动，病死的马都埋在村边的泉井塘堪底，有的病马是用步枪子弹射死的，听说得了传染病。国军禁止村民接近病马。”“日本佬退去以后，村里的人回来，凡是喝了村里井水或在溪滩里洗澡、洗菜的人，都先后染上了拉脓血便、上吐下泻或生疖毒的各种传染病，有了病没药医，村里有的人就活活地病死在家中，如：村民叶老山头，年仅24岁；江老土，年仅35岁，就在那时都死于上吐下泻（指霍乱）的瘟病。还有村妇严春妹，全身多处溃烂（炭疽）无药医，眼睁睁地看着她痛苦地死去”“当时的汪村一带所有村庄里都有瘟病流行，我亲眼看到村民叶老山头、汪问姣、陈映侬、江老土古、江城里娜等人得了上吐下泻的瘟病（霍乱）后，都因无药可医而一个一个地死去。近些年来才知道那时是日本佬在衢州搞细菌战，把细菌撒播到水井里、河滩上、村民的房子里，使村民感染得病，并且还传染别人，所以会造成瘟病到处流行。日本佬真心狠，细菌战犯应该千刀万剐。”

以上就是炭疽病受害区如今健在的部分老人的片断回忆。

五、结果分析:
    1、从1942年前衢州各县炭疽疫情史调查可以看出，衢州历史上并未发现人、兽中有炭疽病的流行，因此，衢州地区应属于非疫区。所报告之个别炭疽疫情，分析认为极可能是由于个别农户从衢州以外的地区牛市场误购病牛所致，所以当回乡后才发现病牛为时已晚。病牛死亡后由屠工感染炭疽而病亡。当时由于已发觉是牛炭疽而引起人患炭疽，便严加消毒处理，所以就阻断了传播途径，未造成继续发病，更未出现流行。

    2、1942年前，衢州各县人群与牲畜类从未进行过炭疽免疫注射，因此人群中以及牲畜类中普遍对炭疽缺乏免疫力。以致一旦在衢州各地输入炭疽传染源（炭疽杆菌），并使其与人群、牲畜有接触的机会，必然会发生炭疽的流行。

    3、从回顾性调查说明，1942年，日军在衢州地区进行细菌战中确实应用了炭疽菌进行袭击。当时撒播炭疽菌的方法主要是：1942年5月中旬在日军进攻衢州前是运用飞机空投陶瓷型炭疽细菌弹和派汉奸潜入衢州居民与驻军生活环境中直接撒播炭疽菌的手段进行的；同年8月，日军开始从衢州撤退时，是由日军“731”细菌部队派出的“远征队”直接在衢县城乡居民区内用人工撒播的方法进行的。

    4、1942年，日军在衢州地区撒播炭疽菌后，不仅在衢州各地的人群中因感染而发生炭疽流行，而且还同时在当地的牛、猪等家畜中以及驻军的军马中也因感染而发生炭疽的流行，据初步调查，至1948年末，衢州地区先后已有19个乡镇94个村（居民区）发生炭疽的流行。

    由于炭疽杆菌在自然环境中能长期生存，而且在当地人群中以及牲畜中已发生过流行，从调查结果分析认为衢州地区从此存在着炭疽的疫源地。炭疽传染源将长期存在衢州一些受害地区的居民的生活与自然环境之中。

注：
①《伯力审判材料》第69页，1950年莫斯科外国文书出版局出版。《细菌战与毒气战》第14-18，56-59，80-81、249-250页，1989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

②《衢州市志》第502页，1994年报1月，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衢州市志编篡委员会编。

③《伯力审判材料》第478-479页。

④同③。《细菌战与毒气战》第56-60页，80-81页。

我是夏雯静

罕有的生命的历史记录
                           王  选
                                   2005年5月4日

1925年，国际联盟（联合国前身）在日内瓦召开会议，参会国家签订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
1928年至1930年，后来成为日军731细菌部队司令的军医石井四郎经日本陆军省派遣赴欧洲各国视察。回国后，他极力说服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主要干部，必须进行细菌战的研究，理由如下:
1.欧洲列强都在作细菌战的准备，日本如果落在后面，将来会陷入困境；
2.细菌战成本低，对于缺乏铁和其他资源的日本来说，是最合适的武器；
3. 细菌攻击的首要特征是具有超过任何武器的杀伤力。铁制的枪炮只能消灭周围特定的目标，负伤者痊愈后又能回战场。但是，细菌的杀伤从人到人，从农村到城市，持续扩展，且渗透人体内部，死亡率极高。
1932年, 东京的日本陆军军医学校设立了防疫研究室, 开始了以石井四郎为中心人物的细菌战研究。同年，在中国东北黑龙江省背阴河建立了细菌实验部队。
1936年, 根据天皇的密令，同时在哈尔滨设立731细菌部队,主要从事用于人的细菌武器的研究和开发，在长春设立100细菌部队,主要从事用于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武器研究和开发。
继而于1938年，分别在北京、南京、广州设立1855、1644、8604细菌部队。这些部队共有60个以上支队或派出机构，总人员在10000名左右。根据2002年日本厚生省公开的资料，到1945年战争结束时，731部队的编制人员还在3000以上。
以上日军各细菌部队，都使用活人作细菌武器试验，研究细菌战，大量生产细菌武器，至少从1938年开始，在中国战场各地使用细菌武器。除以上细菌部队之外，在华日军陆军医院、各部队防疫给水部，甚至常规部队、普通医院、医学协会组织等也有参与细菌战，包括人体试验、活体解剖、细菌培养、培训特工、实施细菌战、和收集数据等。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日军还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设立了9420细菌部队，为在马来半岛和南洋群岛实施细菌战作准备。
美国犹他州达格威美军生物武器试验场（Dugway Proving Ground）技术资料馆保存着战后不久美国派遣到日本，向日军细菌战主要人员调查与交涉的调查官的报告。报告内容包括对日军细菌战医学专家的讯问记录，和以美国方面免于在远东国际法庭就战争犯罪对他们进行起诉作为交换条件，日本细菌战有关人员向美国方面提供的，日军通过大量人体实验、实战使用所掌握的细菌战技术资料。调查官之一美军生物战专家菲尔（Norbert Fell）的调查报告记录了他对原日军731细菌部队司令石井四郎的讯问。讯问中，石井四郎告诉菲尔：作为细菌武器来说，最重要的三种病原菌是炭疽杆菌、鼠疫和流行性脑炎。另一处讯问记录中，石井四郎说：作为细菌武器最为有效的地方病病菌是炭疽，传染病是鼠疫。
美国调查官的报告中，作为细菌武器的炭疽、鼻疽的试验和研究是重要的调查内容达格威试验场技术资料馆保存着三大本彩色的人体实验解剖报告，是日本细菌战医学战犯向美国军事、情报等部门提交的细菌战技术资料中的一部分。这三部人体解剖报告分别为《炭疽》（The Report of A）、《鼻疽》（The Report of G）和《鼠疫》（The Report of Q）。
保存在中国历史档案馆的一份中国国民政府的文件表明，当时中国方面对于日军使用炭疽菌鼻疽菌进行攻击已有觉察。
1939年12月，中国国民政府军医署驻桂林办事处医学专家向军政部提交了《防治敌机散播鼠疫菌脾脱疽菌马鼻疽菌办法》的报告，报告分析了日军飞机可能散播的细菌种类，提出了相应的防疫措施:“悉查利用毒菌以作兵器在医学上尚属少见，．．．．．．敌人广播所称利用飞机散播细菌于空气中能为人畜之害者，则可能为下列三种(一)鼠疫菌(肺鼠疫较为相近);(二) 脾脱疽菌(皮肤脾脱疽病于皮肤败血症较为接近);(三) 马鼻疽菌(该菌类对牲畜特易感染，对人类也有感染之可能)。（以下从略）(注:“脾脱疽菌”是炭疽菌的另外一个名称，日军细菌部队也用“脾脱疽菌”这个名称。鼻疽也称“马鼻疽”。)
1949年12月，原苏联在伯力对12名被指控从事细菌战犯罪活动的原日军部队人员举行审判。12名被告的法庭证词证明中国国民政府军医署驻桂林办事处的这份报告中的分析和推测非常准确。据包括以上12名以外的日军细菌部队有关人员供述:驻哈尔滨的731部队和驻长春的100部队，除了用活人做实验研究炭疽和鼻疽以外（参考以上提到美军达格威试验场技术资料馆保存的日军提供的有关人体实验解剖报告），还大量生产炭疽菌，100部队还大量生产鼻疽菌。731部队一个月的炭疽菌生产能力达约600公斤；1941年到1942年间，100部队生产了1000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
另据伯力审判中原731部队第4部（细菌生产）部长的供词，1942年年中，他曾奉令准备了130公斤的副伤寒菌和炭疽菌，为731部队南下远征使用。
此次731部队南下远征参加的是浙赣战役，汇合南京的1644细菌部队，共动用人员160名，使用了除鼠疫、炭疽、霍乱、伤寒以外至少6种细菌。其中炭疽病人与人之间几乎不传染。本书中的受害者都是浙赣铁路沿线地区居民，1942年春夏的浙赣战役就是在这些地区进行的，期间，与居住地区周围人群，有的接近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突然同时皮肤感染，症状与本书中的描述相近。根据调查，大多数感染者已在当时病死。
据多方的史料，日军除动用正规军队空中、地面投撒细菌以外，还长期派遣大批受过训练的奸细组成特工小队，潜入各地投放细菌。最近在浙江某地方档案馆发现一份1943年被抓获的奸细的审讯记录，其中讲到，特工队员随身携带一种绿色“药丸”，“放入井中或路旁遇水即化”，“或使腿部发肿溃烂”。
另据原日军细菌部队队员的供词，1942年夏季演习时，曾在中苏边境附近的河流、沼泽中投放鼻疽菌，水池和土地里撒播炭疽菌。
美国国家档案馆所藏一份1945年1月美军军医部有关文件表明：当时美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中发现日军有用炭疽菌进行细菌攻击的动向。此前，还有报告称日军持有经调整可用于人体的炭疽疫苗。据美国国家档案馆日军俘虏审讯记录，日军的炭疽疫苗有效性为80%。日军驻中国军队全部接受炭疽防疫注射，一年3次，每次注射两回。疫苗由关东军提供，血清由大连卫生研究所生产。
1998年与1999年，我曾经到浙江省金华市近郊调查，有一上天师村，1942年当时，因为村里爆发烂脚病，被远近一带称为“烂脚村”。亲戚朋友不来往走动，路人过往，见村里人，避之不及。上天师村位于河边，在通往武义县的交通要道上。武义有氟石矿，是飞机外壳的原料，日军独占开采，运往日本。浙赣战役期间，日军曾有一支队伍驻扎上天师村，在村边要道搭了了望塔，监视来往行人车辆。据村人说，日军从来不用当地的水，他们用的水都是从别处运来的。当时村里300多人口，估计有三分之一左右烂脚烂死，但是没有见一名日军烂脚。上天师村周围同一水域的村庄，同时也多有发生烂脚病。
一直到战争结束，日军对中国平民使用细菌武器都毫无顾忌。 100部队某一支队队员作证，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他们将马匹感染上鼻疽后，驱放到附近的村庄。

本书作者李晓方在交通如此发达的时代，踏破铁鞋，用照相机记录了受害者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使得集中在拥有一切现代化社会便利条件的大城市的政治、社会、知识精英，还有更多的人，第一次有可能看到了受害者们的战争的故事，看到他们终生没有能力摆脱的战争的伤害。这些记录也成为向当今世界发出的最刺耳的道德质问之一，战后60年来，所有关于和平誓约与战争反省的讨论，都是远离他们的，像是空中鸟语。
60年如此人生，令人痛心疾首。呼吁社会各界予以关注，为了道德的责任；医学界予以救助，为了人道；予以科学的调查，为了文明。
在此，谨向不远万里从美国来到中国看望这些受害者，并不懈为他们在国际社会奔走呼吁的美国历史学者 Sheldon Harris教授（已故）和他夫人、 Michael Franzblau医生与 Martin Furmanski 医生和他夫人表示真挚的敬意和感谢。
作者李晓方的辛勤劳动为人类留下了一种罕有的生命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