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当永远铭记———《宁波鼠疫纪实》读后2015年09月29日 06:59 来源： 宁波日报

我是夏雯静

　萧风

　　美国作家苏珊·桑塔格曾在其著作《论摄影》中颇为夸张地说：“收集照片，就是收集世界。”最后她得出这样的结论：世界万物“终结”于照片。对久远的年代而言，通过对老照片的反复解读，无疑能从影像深处发现历史中幽暗的细节。

　　值此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宁波出版社出版了《宁波鼠疫纪实》一书，它通过一组新近发现的现场照片，再度勾起了人们对1940年发生在宁波的一场空前浩劫的记忆。

　　1940年10月27日，侵华日军在宁波上空投撒了大量染有鼠疫病菌的跳蚤、麦粒、粟米和面粉。一个月内造成112人染疫死亡，144间房屋被焚毁，数百户人家流离失所，在宁波最繁华的商业街区留下了5000平方米的“鼠疫场”，成为城市永远的伤痛。

　　多年来，对日军在宁波进行细菌战的研究一直没有停止过，先后出版了《1940年宁波鼠疫史实》《宁波鼠疫史实》等书，使人们对这一惨剧有了基本的了解。美中不足的是，此前关于鼠疫的现场资料特别是现场图片几乎没有，本书的出版则使一批珍贵的老照片于70多年后重见天日。

　　编者水银先生，是老照片的收藏爱好者。三年前，他得知苏州的谭先生手中有20多张宁波老照片，反映了1940年11月宁波扑灭鼠疫的全过程。几经周折，水银收藏了这些照片，并比对新发现的日本兴亚院华中联络部印行的《防疫对策调查》及日军731细菌部队的相关论文资料，开始对这些照片进行研究和编述。

　　书中新公布照片的丰富性、权威性，应是本书最大的亮点。这些标有“鄞县疫区”或“防疫”字样的照片应是当时政府防疫工作组的资料照。照片不仅直观地反映了当时疫区的全貌，而且记录了扑灭鼠疫的整个过程，其中有隔离区病人生活情况、隔离墙建设和染疫病人死亡、尸体掩埋情形，以及疫区内外消毒、最后焚毁疫区的场景。如此连续、翔实的照片只能出自从事防疫的政府工作人员之手。而照片确实也疑似出自当时任浙江卫生处处长陈万里在故乡苏州的家中。

　　诚然，照片具有文字所无法比拟的直观性，但同时也为文字的阐述提供了客观、细节的基础。因此，本书对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宁波的这场巨祸，叙述脉络层次清晰，并因为有细节的呈现而更显历史真实，对当时政府的应对处理也有了正面的解读。其中，对疫区建筑总平面图的准确复原，对焚毁的太平巷房屋究竟坐落于何处等考辨，也显示了学术上探微的意义。

　　历史当永远铭记，和平应不断前行。《宁波鼠疫纪实》的出版是对那场浩劫中遇难人们最好的纪念，也是日本侵华犯下滔天罪行的又一最新铁证！

今天，胡爷爷来到我们栎木小学，给我们讲述了68年前亲身经历的一场宁波鼠疫。

那是1940年，在我们宁波突然暴发了鼠疫。总之，不管是疫情发生的经过，病原体的确诊，还是日本战犯的招供，盟国新闻记者的证言，1940年的这场宁波鼠疫，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使用细菌武器而酿成的重大惨祸。

当时，宁波鼠疫封锁病区的疫情迅速扩大，死人激增，群情惶惶。在医务界、新闻界及各方有识人士督促下，州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当晚在开明街一带约5 000平方米的长方形地段划为疫区加以封锁。打桩围绳，布置警察，禁止人员出入。

封锁后次日，州政府派员组成一支消毒队进入疫区消毒，他们身穿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在他们身上往往爬上许多平日少有的红红的、形体更小的跳蚤。

但是，封锁还是迟了几天，不久即在疫区外发现疫死事件，凡是落麦子最多的庭院，死人也最多，使防治工作复杂化起来。。

那时，被鼠疫传染的人几乎个个不治身亡。由于死人骤多，棺材供不应求，有的只能将死人用布袋装着扔进河里。为了防止鼠疫事态的发展，州政府还忍痛焚毁疫区全部房屋，经派员造册登记，共计115户137间。致使被焚屋的近400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

听了胡爷爷讲的宁波鼠疫的史实，让我们这些小小的心灵受到了震撼。这是侵华日军实施过细菌武器的铁证。回顾追叙这一史实，既是为了反击那些歪曲日军侵华史实之流的胡言乱语，更是为了澄清真相，警示后世，切实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对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倍加珍惜。
七旬老人四十载不懈追证日本细菌战罪行

　　　　　　　新华社记者 柴骥程　实习生 李稳
　　１９４０年１０月２７日，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窜入宁波市区上空，投下染有鼠疫杆菌的疫蚤及麦粒、面粉等物，导致１０９名无辜市民陆续暴死，宁波这座江南小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鼠疫场"。但是，日本政府至今还不承认这一滔天罪行。为使日本细菌战罪行昭白于天下，黄可泰从六十年代起至今，一直对这一事件调查研究，并为细菌战受害者索赔倾力指证。
　　２００１年３月１９日，看了黄可泰撰写的相关文章后，当年住在宁波东大路２５４号的卢鹤龄、卢长龄、卢翠娣和卢菊娣四位老人分别从甘肃、杭州、上海赶到宁波，相聚在开明街"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遗址"纪念碑前。他们是亲兄妹，日军制造的那场鼠疫使得他们的父母和两个姐妹染疫身亡，６０年前，四兄妹从这里离家出走，从此天各一方。是黄可泰使他们重新走在了一起。
小标题（一）初次查证
　　黄可泰今年６９岁，原籍浙江省浦江县人，幼年时也曾饱受日军侵略之害。
那是１９４１年，日军逼近家乡，母亲带着８岁的他和小弟弟，惶惶外逃。弱妇幼子相携，翻山越岭，饥餐渴露，面带疑惧，没想到，过一条小河时，载人的小舢板翻倒了，母亲和弟弟落水遇难。黄可泰因会游泳，大难不死。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小小的他吓呆了，瘫坐在岸上，哭哑了嗓子。天不应，地不灵。最后，他只得擦干眼泪，沿路乞讨，孤身流浪。当年的情景，一直深深地烙在黄可泰的脑海里。
解放后，黄可泰念上了书。１９５４年，各地落实党中央反细菌战布署，黄可泰与另外五个人，被推荐进浙江医学院（现浙江医科大学），进修细菌学、寄生虫学、生物学。从此，他与细菌学结下不解之缘。
在校时的一次秘密行动，黄可泰至今记忆犹新。
　　那天，他们接到通知，收拾好行装，准备外出，目的地谁也不清楚。接着院长亲自带队，钻进遮得严严实实的车厢。如此保密，起初大家以为是要开赴朝鲜战场。颠簸了半天到达台州某地才知道，该地报称发现有细菌迹象，他们是来检验和调查这件事的。
毕业后，黄可泰分配进宁波卫生学校，讲授细菌学知识。每每提及日军惨绝人寰的细菌战内容时，黄老师扬眉叉腰，声震屋瓦 ，本来沉寂的课堂一下子进入高潮，学生莫不感染动容。
六十年代初，黄可泰调任宁波市卫生防疫站防疫科，主持传染病防疫工作。１９６３年，他又被特派至省城接受鼠疫防治的培训。
　　四个月后，回到宁波，黄可泰开始对宁波市鼠疫疫情进行监测，调查家鼠的活动和生理状况，以弄清是否还有鼠疫残留。
那时，黄可泰家里鼠药、笼子一大堆。瞅到老鼠，他的眼睛就发亮，然后作势欲逮。一段时间后，家里的老鼠基本上被他捉尽杀绝。
为收集更多老鼠来研究，下班后，黄可泰就到街上挨家挨户收购。人家看他戴着一副眼睛，斯斯文文的，怎么看也不象小商小贩，对他的举动觉得好奇。后来得知了他的用途，很多人一有老鼠，不论死的活的都往他实验室送。
几年下来，黄可泰有解剖记录的老鼠就不下５０００只。让他释怀的是，监测结果均属阴性，没有鼠疫疫情迹象。尽管如此，防疫部门仍不敢掉以轻心，监测工作直到现在仍在进行，以防万一。
这种费时费力的监测工作，都是日军细菌战而引起的麻烦。解剖老鼠的同时，黄可泰还与宁波细菌学前辈吴元章一起，开始对１９４０年侵华日军使用细菌武器后在宁波引起鼠疫的情况作史实调查。
他们找到了当年消毒队副队长钟辉、受害者家属蒋信财、唯一幸存者钱贵法等多人，查阅了宁波《时事公报》、《伯力审判》等一批档案，撰写了一份"宁波鼠疫惨案"的调查报告。
报告完成后，由于本岗位工作任务重，黄可泰暂时中止了对鼠疫的调查。但对宁波鼠疫一事，仍然十分关心。宁波鼠疫处工作人员孙金拓、倪维熊后来发表的《宁波鼠疫的发生和经过》，《宁波卫生志》中对鼠疫的记录等相关的资料，他都宝贝似的收集起来。
（二）小标题　订下目标
　　时间转眼到了１９９１年８月。１２日这一天，宁波来了三位不速之客，以森正孝为团长的"日本侵华细菌实验战调查团"专程从日本赶来，搜集资料，实地考察。
森正孝是日本静冈县一所中学的历史老师，是民间组织"日军细菌战揭露会"事务局长，长期从事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被日本右翼分子污蔑为"卖国贼"、"叛徒"。
黄可泰此时已担任宁波医学科学研究所所长多年，获得了多项研究成果奖。他被告知，日本人将与他共同研讨、了解核实当年日军在宁波制造鼠疫惨祸的情况。研究了这么多年的日军侵华罪行，黄可泰这是第一次直接跟日本人打交道，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
"日本人要来？那些害得我母亲和弟弟淹死、用细菌害死了很多宁波人的日本人要到宁波来？"黄可泰气愤地说："即使日本人来了也决不跟他们握手，不多说一句话，不一起吃饭。"
"我们是来调查当年宁波鼠疫的，我们是朋友，不是敌人。"也许是预料到不会受欢迎，森正孝开诚布公。接着他们详细询问，记录当年的鼠疫惨状，还把他们在日本收集到的一些资料交给了黄可泰。
散会后，黄可泰带着他们到开明街鼠疫场遗址，森正孝一行人垂首静立，久久不语。"他们是诚心诚意的，并不是逢场作戏看看而已。"黄可泰终于接纳了他们，大家互换了联系方式，后来，他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森正孝一行回去后，黄可泰想，日本人都在研究当年日军犯下的罪行，我们自己也得有行动才行，于是他将 "１９４０年宁波鼠疫史实" 列为研究课题，与宁波市医学界前辈吴元章一起，开始作大量调查。
他们找到了在鼠疫中唯一幸存下来的当时在元泰酒店当学徒的钱永贵，找到原华美医院鼠疫杆菌检验者许国芳，找到建筑疫区隔离围墙、掩埋尸体的泥水匠戚国荣等有关人士，作了大量文字记录，部分内容还录了像。
１９９４年，《惨绝人寰的细菌战--１９４０年宁波市鼠疫史实》一书出版发行。９万字的作品，把人们带回到当年那些黑色的日子，受到了受害者家属、宁波人民及海内外医学界和爱好和平人士的关注。
１９９５年７月３０日，中日双方在哈尔滨召开"反对侵略，维护和平"座谈会，黄可泰是浙江省的唯一受邀代表。会上，黄可泰揭露了日军的细菌战罪行。
从哈尔滨回来后，黄可泰作为主要发起人之一，又忙着筹建 "侵华日军细菌战宁波鼠疫区纪念碑"。
９月３日，开明街万头攒动，刻有"毋忘国耻，励志图强"的黑色大理石警示碑树立起来。看到在场的人群中不管是老人、青年还是孩子都一脸凝重，黄可泰想不到这事会如此引人关注，顿时连续奔波的疲惫不知不觉消失了。
（三）小标题　赴日指证
　　１９９７年，由日本细菌战中国受害者１０８人组成的诉讼团，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并要求日方向所有中国受害者赔偿。
８月４日，黄可泰作为中国反细菌战研究者，应"日本细菌战澄清会"邀请，与该项工作助手夏素琴及死难家属代表一起赴日提交诉讼。
刚下飞机，黄可泰等人就被３０多名新闻记者围住。初次遇到这种阵势，黄可泰有些慌乱。"为什么在５７年后的今天才想到索赔？"听到这些不吐不快的问题，他很快镇定了下来，严肃作答。一个小时后，回到住所，打开电视，黄可泰发现了报道该事件的新闻。
索赔团到东京、静冈、神奈川、横滨、大阪等８个城市集会演讲，每到一处，听众云集。当受害者代表在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时，一些退伍老兵忍不住与受害者一起痛哭流涕。
黄可泰此行中在每个城市都结识了一批正义人士。他们纷纷表示，虽然索赔不会很顺利，但到日本来讲话并不是徒劳无功，至少，会有更多的人认识历史真相。
８月１１日，一份长达１５０页的诉状递交到东京地方法院。这是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首次索赔案。
日本记者在休庭后提问，为什么要索赔？黄可泰回答："索赔不是个人的事，不是钱的事，而是关乎民族尊严，关系到历史真相。日本政府一直不承认侵华罪行，我们的索赔，就是要揭开这些欲盖弥彰的事实。"
８月１５是日本战败投降日。当天，索赔团在大阪参加"第十二次悼念亚太地区侵略战争殉难者铭心集会"。
正当受害者家属声泪俱下控诉之际，翻译递给黄可泰当天的一份《朝日新闻》。报上赫然登着东京大学一名历史学教授的一篇文章，其内容否认日军的细菌战，否认慰安妇，否认南京大屠杀。"太荒唐了，无耻！"黄可泰立刻要求补充发言："……铁的事实不容否认。我请在座的记者给那位教授带句话，就说我愿意就细菌战一事，与他论战，时间、地点随他定。"话说完，台下掌声四起。
第二天，黄可泰等人参观了大阪和平纪念馆。临走时，他们在留言簿上写下了在心中沉藏了多年的话："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给日本人民又带来什么？"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掷笔而去。
在日本也不是没有危险。一天，一些右翼分子驾车紧随索赔团，高音喇叭狂呼乱骂。超车时，打出一条标语来："请保重身体！"索赔团不予理睬，继续前进。
由于日本政府百般狡辩抵赖，这次索赔没有取得根本性进展。黄可泰一行怀着义愤心情回了家。
半个月后，８月２９日，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家永三郎长达３２年的教科书案胜诉，文部省当年删除"７３１细菌部队"内容被判是错误的。黄可泰闻知这一消息，相当高兴。下午，日本共同社打来电话，对他作了专题采访，黄可泰借机再次告诫少数右冀分子要正视历史。此后不久，森正孝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听到了他的访谈，称赞他说得有理有据，很有说服力。
（四）小标题　继续取证
　　日本之行，黄可泰深感确凿的史实对揭露日军当年暴行太重要了。回到宁波，在宁波市预防医学会、红十字会的支持下，"宁波市细菌战调研会" 成立，黄可泰任主任委员。
　　从那时起，宁波档案馆出现了一位老人，每天调阅宁波《时事公报》及解放前其他档案。早上开门时他已等候在此，闭馆时得催他好几遍才肯起身。从工作证上，工作人员知道他就是赴日本索赔的黄可泰，顿时肃然起敬，不厌其烦地给提取档案资料，尽量为他提供便利。
１９９８年７月３０日，黄可泰获得了一个喜讯，由日本细菌战历史澄清会策划，他的《１９４０年宁波鼠疫史实》一书翻译成日本在日本出版。很多日本友人接二连三打电话来发表观后感想，那些天他家的电话线总是占线。
朋友们给他指出，这本书欠缺当时国民党政府对日军细菌战的反应和采取的防治措施，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黄可泰马上把"中国政府对日本细菌战的反应和对策"作为研究课题。１０月，他到北京与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郭成周、钟品仁等反细菌老专家交换看法和相关资料，又专程到哈尔滨７３１部队罪行馆及有关档案部门查询，获得一批细菌战原始材料。
经过二年调研，《宁波鼠疫史实--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证》一书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出版。除了鼠疫史实，黄可泰增加了大量就鼠疫一事政府部门的往来电文，资料详实，铁证如山。
黄可泰没有就此停止，因为他知道，要与毫无悔意的日方继续斗争，资料必须越详细越确凿才行。他很快又组织了"１９４０年宁波鼠疫史实再调查"，经过一年时间的调查，该课题被授予"２０００年宁波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五）小标题　出庭作证
　　今年大年初一，家家户户欢度春节时，侵华日军细菌战案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第１９次开庭。这天上午１０：００至１１：３０，为了历史真相和民族尊严，黄可泰不顾七旬高龄，慷慨陈词。
　　一个半小时里，他公布了一系列原始文件，对宁波鼠疫特点作了详尽论述。最后，他斩钉截铁地指出，１９４０年宁波所发生的鼠疫，决非自然所致，纯属人为造成。
黄可泰此行，是受日本细菌战案律师团和东京地方裁判所的邀请，作为宁波鼠疫史的研究者，为侵华日军在中国施行细菌战一案作证。 他的任务是为这起跨国诉讼，提供确凿有效的证据。
与黄可泰同行的还有衢州防疫部门的邱明轩、哈尔滨卫生部门的辛培林两人。这是中国的医生、学者第一次到法庭作证，美联社、法新社等国际媒体十分关注，庭审前后都作了报道。
法庭的被告席上，日本内阁法务省的5名政府代表在座，例行公事地出席了听证会。也许是慑于不容反驳的史实，他们至始至终一言未发。
黄可泰深知，揭露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斗争还很曲折，诉讼也会旷日持久，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工作还有待于进一步去做。但有事实在握，国内外有那么多支持的人，他信心百倍。他告诉记者，２００１年的春节，虽然身在异国他乡，他并不孤单，横滨大学的村田忠禧教授是个"中国通"，他特意赶到他下榻的宾馆，与他一起过年。
　　为了更好地搜集资料，黄可泰老人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上网。我们在他家里看到，很多资料他都输入了电脑，他还熟练地打开了自己的"伊妹儿"信箱。邮件很多，主要来自日本。最近的一封邮件是村田忠禧教授发出的，他告诉黄可泰自己正准备把４５名抚顺和太原战犯管理所的战犯自供书集结出版。
　　黄可泰追证日本细菌战罪行的故事，还远未结束。（完）

我是夏雯静

清光绪二十年（1894）7月25日，日本挑起“九一八事变”，占领整个东北。民国二十六年（1937）7月7日，日军控制华北之后发起芦沟桥事变。同年日军在上海实施“八一三”事变，占领上海。上海沦陷后，宁波成为当时通向浙东和内地唯一重要港口城市。日军几次进攻宁波，均受到驻军强烈抵抗未能得逞，就使用“细菌弹”在城区开明街和郊区制造鼠疫区。

　　14世纪，“黑色疫魔”—鼠疫在欧洲夺走2500万人的生命，占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19世纪末，许多科学家和医学家纷纷探索防治鼠疫的途径。日本军国主义却利用鼠疫杆菌，将中国人民作为试验品，为其侵略战争服务。城区开明街一带，成日军利用细菌黑色疫魔作为侵略武器的一个攻击点和试验场，开创国际上利用细菌生物武器的先河。

　　民国二十九年（1940），抗日战争处于战略相持阶段。10月27日晨约7时，天色阴霾，空袭警报突然嘶鸣，一架日机从慈溪观海方向窜入城区上空，盘旋一周后俯冲而下，没有扫射轰炸，却抛下大量传单，后向西逸去。

　　下午2时许，日机再次入侵，投入大量麦粒和面粉，散落于市中心开明街一带，该处上空顿呈一片淡黄色云雾，屋瓦上发出“沙拉拉”的响声，居民惊奇惶恐。

　　日机过后，地面、屋顶等处发现跳蚤骤增，红红的颜色，形体略小，种类亦异。后来，才知道这些跳蚤就是吸饱了鼠疫试验者的血液，体内充满着亿万个鼠疫杆菌的疫蚤。鼠疫杆菌的来源，是侵华日军731细菌部队在哈尔滨市郊外的实验场所，将鼠疫杆菌注入中国等国被强制试验的人体内所造成的人工鼠疫患者（被折磨染疫而牺牲的达3000人以上）。除“731”外，南京中山门内侧，设有荣字1644部队（即华中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队，亦称“多摩部队”），也是一个研制毒苗，设立细菌工厂，培育疫蚤的基地。在宁波空投黑色疫魔，就是以荣字1644部队配合731部队的一次细菌战。侵华日军细菌战主犯石井四郎，是731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也是荣字1644部队的第一任部队长。投毒飞机从杭州笕桥起飞。

　　日机投毒后仅隔两日，就有人染疫发病。10月30日起，开明街一带陆续有人暴死。开明街口滋泉豆浆店店主赖福生夫妇最早疫死。接着，隔壁的王顺兴大饼店，胡元兴骨牌店，以及中山东路元泰酒店、宝昌祥服装店，还有东后街一带，相继死人。至11月3日，已死亡16人。次日又死7人，一天后，再死20人。抢天呼地的哀声此伏彼起，丧服裹身者比比皆是。日机投毒当晚，意外大雨，把麦粒和疫蚤从屋瓦上冲洗下来，漂浮于住户露天水缸的水面上。未几，许多天落水缸旁的石缝里长出了麦苗，成为细菌战的见证。

　　在这场人为鼠疫中，有名有姓的死亡人数达109人。其中，宝昌祥户蒋阿宝及其家属、职工共15人，死14人，仅幸存1人；全家死绝的有12户，计45人。死者绝大多数被深埋于南郊老龙湾的土地里。

　　11月2日，经县政府医防人员会商决定封锁疫区。2日晚，即派出警察120余人，在警察的维护下，防疫人员按疫情勘定界限，随由工程队以木桩绳索将疫区围绕。封锁分成内、外两线，内线由保安警察负责，外线由行政警察负责。该地段商店停市，同时令告第一学区（开明街这一带属第一学区）各小学，查明学生住处，凡疫区寄宿生禁止返家；通知学生暂行停课（至5日，县府通告各校一律停课）。4日，鄞县县政府告示，宣布宁波发生鼠疫灾祸，疫区已严加封锁。

　　5日成立防疫处后，于疫区周围建筑隔围墙。除东后街开明街巷一部分利用原有围墙外，其余各处筑以高1丈10寸（市尺）的空斗墙外，每丈间有实叠墩柱。于11月8日动工，昼夜不息，11日完竣。计成66.66平方丈。墙内搪以泥浆，墙顶加弧形白铁皮压顶，以防鼠类窜越。仅设门3处，以备工作人员出入。又将中山东路行人道及各户排水瓦筒掘毁。将北太平巷的阴沟堵塞，以绝鼠类地下通道。在墙外挖3尺宽、4尺深隔离沟，遍撒石灰，以阻交通，并防止疫鼠疫蚤外窜。

　　在封锁疫区的同时，民光戏院（民光电影院）内设防疫办事处。5日宁波主要公共娱乐场所—天然舞台、共舞台、中南戏院、兰江戏（剧）院联合启事：“奉谕预防疫症，暂行停演”。6日，旅馆商业同公会亦通知各旅馆拒收疫区来客。毗邻疫区的灵桥镇镇长吴涵秋发布紧急通知，责成各保甲对新迁入的户口特别注意，如系来自疫区的应即报告，以便派员查询，杜绝蔓延。

　　封锁区内沿街门牌板壁缝均用白纸粘封，沿街用石灰水浇洒。3日晚起，各商店用硫磺熏蒸，并将地板撬开浇石灰水。至次日，计有69户用硫磺熏蒸了12小时，再由工务队扫除死鼠秽物，并将地板、天花板拆除，死鼠焚化，所有工作人员均穿防蚤衣，据当年曾在消毒队任副队长的钟辉说：“当时进入疫区工作时，我穿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看到下半身爬上很多平时少有的红红的跳蚤。凡是落麦子最多的庭院，死人最多”。

　　截止11月23日，凡疫病人居住及死亡的房屋，据称均消毒两次，准予启封，由各户将自己物品，择要移出。为此，成立疫区物品消毒处，规定每户发给竹萝、麻袋各两只，以两萝两袋为限代为消毒，每天消毒20户，消毒办法有煮沸、热蒸、福尔马林和石炭酸4种，视物而定。

　　由于疫区人员外逃，在疫区外发现鼠疫患者和死亡者32人，计95处（市区83处，郊区12处），远至奉化、慈溪、象山等县。

　　鼠疫暴死发生后，疫区内居民以及部分染疫者，纷纷逃避瘟疫，回老家或外出投亲靠友。为防止疫情扩散，从封锁疫区起即追查病人。11月3日，县政府电告各乡，开明街一带发生鼠疫，要求凡发现头痛及淋巴结肿痛、恶寒、高热、旋即不省人事病人，或死后皮肤有黑斑的，立即电告县府。据统计：7日追回患者4人，8日发现嫌疑病人14人，9日发现4人（2人死亡），10日发现6人，直14日，还追回疫区居民10人。逃出疫区在外死亡者竟达32人以上。

　　经染疫病人居住或病死的地点计有：彩虹桥状元坊19号、白骨桥王隘村31号、孙家桥、江东上茅巷王福弄19号、偃月街39号、苍水街10号、芝兰巷16号、东渡路91号、月湖太阳巷63号、中营巷44号、西门外源源里35号、北大路135号、西门外羊成弄、中山西路277号、尚书巷19号、北门马家桥、车桥街111号、南门于家店、肖家巷35号、张大猷诊所、东乡云龙矸、义和乡、庄桥乡、姜山乡、远及慈溪县（今慈城镇），奉化孔峙和象山县境内等。

　　11月30日，当局决定，将开明街以东，北太平巷以西，中山东路以南，开明巷以北房屋全部焚毁。包括中山东路224号江忠记～268号久和祥烟纸店、开明街64号王顺兴大饼店～98号其昌牌骨店、东后街139号、133、129、128、127、126、125、124、123、122、121、120、118、130（同顺提庄）、131、134、136（王仁林）、138、132、140、141（徐生来）、142、143号，开明街庵内二楼住房8间、前后小披5间、高平屋3间，太平巷的三楼市房28间、二楼市房3间。总计被焚住户（包括店号）115户，房137间，地面面积为5000平方米。

　　自晚上7时开始，疫区11处同时起燃焚烧，霎时烈焰腾空。4小时后，疫区内建筑物尽付一炬，留下一片瓦砾废墟，后来人们称此处为“鼠疫场”。

　　焚屋时，省府派卫生处长陈万里、第六专员徐箴代表省府作为监视员到场监视，另有警察局人员207人（警备官长33人，警长174人），中央防疫队11人，防疫处征集股3人，医官4名，官佐8名到场。警察局人员备长枪作警戒。还调动全市10余支水龙布防，以防火势蔓延他处。疫区内猫犬，事先于凤园以毒饼毒杀。

　　开明街暴死事件发生后，患者纷纷去医院求治。起初，被误诊为恶性疟疾或横痃。据当时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称：“余曾经诊视一患此疫症之8岁孩童，初由某医院诊视，因其头痛畏寒，以为恶性疟疾。经打奎宁针两支末见效，到余处求诊，亦以为恶性疟疾。经注射奎宁针一支，亦末见愈。后发现喉间（颈部）淋巴（结）肿胀，知其实系鼠疫，现该孩业已死亡”云（《时事公报》1940年11月4日）。

　　丁立成医师最早从东后街136号患者王仁林（该患者10月31日发病，11月2日死亡）身上作淋巴腺穿刺液涂片，交由许国芳技师检验，经美兰染色较深，肥大短小的革兰氏阴性杆菌，就是典型的鼠疫杆菌形态。11月3日，丁立成医师又至华美医院求治的一疑似鼠疫患者俞元德（男，16岁，开明街72号祥和豆腐店学徒，住东后街）身上抽取血液和肿胀的淋巴腺穿刺液，交化验室技师许国芳分别注入两只豚鼠腹股沟皮下，次日，接种部位呈水肿及出血性炎症，附近淋巴腺肿大，其周围组织呈出血性浸润。接种第三天两只豚鼠先后死亡，随即在华美医院太平间作了解剖，见脾脏肿大，有米粒状结节，粘液膜及内脏充血并呈溢血斑。将这些检验涂片美兰染色镜检，见到无数的两端染色较深的双极体的鼠疫杆菌形态。再将豚鼠淋巴穿刺液和血液作细菌培养，又得阳性结果。随后，由省卫生处吴昌丰技正(?)将培养所得细菌复核，并作血清学凝集反应，亦得阳性结果，至此，鼠疫确诊无疑。

　　据当时在鄞中心医院任职的孙金钅石医师回忆，他在诊治中心医院职工武顺泉的父亲武春元（男，67岁，在中山东路256号，开设上海书店）时，认为患有鼠疫可能性，就制血涂片染色（姬姆萨氏染色）镜检，见到鼠疫杆菌，又把血片送省卫生处鉴定，被正式确定。武春元死于11月11日（时事公报12日报道），从血液中见到鼠疫杆菌，属败血型鼠疫无疑。在当时医疗条件下，患者存活期不长，与国民政府卫生署卫生防疫处长容启荣《浙江鼠疫调查报告书》中记载的、武春元染疫于11月9日吻合。所以，最早确诊鼠疫者是华美医院院长丁立成医师。

　　而孙金钅石医师对鼠疫的临床诊断亦作出了贡献。那是11月1日下午，在县东镇镇长毛稼笙报请下，鄞县卫生院张方庆院长带领医务人员赴疫区调查，发现患者5人，择症状较轻者2人去中心医院检查，经孙金钅石、周尧恒医师查诊，发现患者具显著的鼠疫症状，当即向政府作了报告。

　　二次大战结束，1949年12月的伯力军事法庭上，原日本关东军第731部队教育部长西俊英中佐、川岛清军医少将，731部队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荣字1644部队部队长佐藤俊工、都招供1940年731部队在1644部队的配合下，在宁波实施细菌战。

　　731部队第四部柄泽十三夫军医少佐供认，是他奉命将杀人细菌装入特殊容器的，再由远征队带走。按地理条件，选择南京的多摩部队（荣字1644部队）作为出击基地，细菌在那里培育，投毒飞机在杭州笕桥起飞。美籍新闻记者约翰巴维尔也曾揭露：“日军在中国城市宁波进行了细菌战，造成鼠疫流行。当时我正好住在宁波，日军实地进行细菌战的直接后果是：使无数的中国人如蝼蚁般惨遭杀害……这事激起了我无比的愤怒，使对日军产生了反感”（郭成周：侵华日军细菌战纪实，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327页）。

　　从疫情发生的经过，病原体的确诊，日军战犯的招供，证明1940年以宁波开明街口为中心发生的这场瘟疫，是确诊无疑的鼠疫。

我是夏雯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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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预计在8月14日以内阁决议的方式，发表战后70周年谈话——“安倍谈话”。
　　6日，安倍私人咨询机构“21世纪构想恳谈会”提交了“安倍谈话”建言报告，其中写入了“侵略”和“殖民统治”，提到了“反省”，但没有触及是否“道歉”。报告中同时注释说，由于“侵略”一词在国际法中没有定论，所以有委员提出异议。
　　从报告书内容及安倍此前的表态，可推断其在谈话中发表倒退言论可能性极大。“安倍谈话”预计将写入“反省”，但拒绝“道歉”。“侵略”和“殖民统治”，安倍也很有可能不直接提及。
　不道歉，何来反省诚意？无视历史，必被真相“打脸”！
　　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罪行累累。冻伤实验、人马猴血互换、性病实验、细菌注入实验、投掷细菌弹……近期侵华日军731部队旧址考古发掘1000多件新的罪证，再次印证日军暴行。“8·15”日本投降日前夕，央视多路记者前往日本、哈尔滨、宁波等地，翻阅大量珍贵史料，寻找731部队原成员，寻访细菌战受害者，真实还原这段悲痛的历史，揭开部分一直被掩盖的真相。
　　臭名昭著！人类史上最大的病毒温床——731总部
　　哈尔滨市中心往南20公里，一座被高压电网和壕沟、高墙环绕的军事禁区，连友军的飞机进入禁区上空都会被击落。在这里服役过的日军相约“背负着秘密走进坟墓”，这六平方公里的土地介于人间与地狱之间......

731总部被日军称作“奢侈”的建筑，楼宇森然，彻夜灯火通明，其主要特征是超强的清洁性。然而，被誉为“高级宾馆式”的供排水系统及照顾到每一处细节的杀菌设置都掩盖不住一个奇怪的现象——弥漫在空气中的腐烂的恶臭。它来自一种叫“琼胶”的细菌培养基，这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病毒温床，同德国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并称为世界两大灭绝人寰的杀人魔窟......
　　在这里，人名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三位数的编号，受害者都已成为实验材料，被称作“马路大”。“马路大”在日语中意为“圆木”，是731部队对接受人体实验者的污辱性称呼。等待受害者的是19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研究作业班”......
　　“细菌植入”、“活体解剖”、“极限测试”、“人马猴血互换”等惨绝人寰的实验，在这里进行。实验区域分为男部、女部，女部有学生、教师、抗日志士家属，主要用来做性病实验。被凌辱的女“马路大”生下婴儿，为了保住孩子，自己经历所有残忍的实验，但孩子还是难逃实验材料的命运——婴儿冻伤测试......
　　731部队遗址爆破穴点被发现 毁灭罪证第一手证据现身
　　就在“8·15”日本投降日前夕，黑龙江文物部门完成了对731部队总部核心区域的发掘工作，包括俗称“四方楼”的细菌实验室及特设监狱遗址，其中细菌实验室是731部队进行细菌研究、生产、储藏及活体实验的主要场所。
　　研究人员从遗址的排水管线中发现了大量玻璃器皿残片，在对遗址的发掘中，还发现了烧杯、导管、注射器及近百个装有液体的瓶子，瓶子上都写着“毒”字。
　　在本次发掘工作中，研究人员还找到了日军炸毁“四方楼”的爆破穴点和焚烧罪证的灰坑。据资料记载，为销毁罪证，1945年8月日军临撤退前，曾匆忙就近销毁实验设备，并将细菌实验室炸毁。专家认为，爆破穴点和焚烧灰坑的发现，是日本侵略者毁灭犯罪证据的直接证据，是不可多得和无可争辩的第一手例证。
　　多项材料指向“731”为国家犯罪行为

　　通过这次深入接触“731”的报道，翻阅大量资料之后，我们才发现这不仅仅是恶魔部队，更是一支国家高级机密部队，一支具有非常鲜明的特殊性、神秘性的部队。
　　特殊性一：军费“挥金如土”。天皇亲自三次下达敕令，一年1000万的军费，而且旁人不得过问。在当时日本东京，一栋三层带花园的房子才需要2000日元。
　　特殊性二：一次性下拨两百辆福特汽车做为部队补给。


　这支部队除了得到日本军方优待之外，对外、甚至对内都保持着它的神秘性。
　　神秘性一：731部队内部人员之间都不得相互讨论工作。
　　神秘性二：所有火车经过平房区站时，都必须拉下窗帘，不得对外偷窥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料挖掘证明，731绝不是单纯的一支部队行为，而是一种背后有强大支撑的国家犯罪行为。
　　731部队成员证言还原“马路大”悲惨遭遇

　　由于所有移送731部队处置的受害者全部被虐杀，无一生还，因此当年的加害者们的证言，对于研究731部队的罪行显得格外重要。
　　909号，唯一留下编号和记载的“马路大”
　　被关押在特设监狱中的人，就像实验室里饲养的小白鼠。平均每2天就有3人被拉出去做实验，从此一去不回。在这种情况下，一批“马路大”不到2个月就全部被杀害。但却有一个“马路大”在这里整整活了两年，他就是所有“马路大”中唯一留下编号和记载的第909号，一些资料、包括证人口述显示：“909号年龄三十多岁，身高1.75米，是一位通晓日、英、俄三国语言的中国人。据他本人说，在被带进731部队之前，他一直在苏满边境当警官。”
　　撰写还原731部队书籍《恶魔的饱食》的日本知名作家森村诚一在书中转述了前731部队成员对909号的评价：“无论被关在怎样绝望的环境之中绝不灰心丧气。支撑909号的，不仅是人，而是一种不屈的信念。但是，他作为‘马路大’的命运结束的日子终于来临了。”
　　1942年秋天，909号被用于赤痢菌的人体实验，在服用活菌液体三天之后，909号剧烈腹痛腹泻，后来腹部被切开，身体还冒着热气。将909号活活杀死的军医认为自己仁至义尽，在他看来，如果909号经受住实验活了下来，那么还得经受冻伤实验和毒瓦斯实验，遭受二遍、三遍苦。
　　加害者：“马路大”绝不可能活着走出“731”
　　1997年10月份开始，关于“特别移送”的档案陆续被解密，越来越多人知道了自己亲人的真实下落。档案材料的解密，也触动了一些当年参加特别移送行动的日本老兵。原关东军大连宪兵队曹长三尾丰在去世前讲述了当年参与特别移送的全过程，“1943年10月，我从大连赶到天津，抓捕了共产国际的情报员王耀轩。”
　　三尾丰曾回忆说，“在哈尔滨火车站设有很少有人出入的出口，出站后装上漆黑的没有窗子的卡车，‘马路大’用于人体解剖实验材料被送到731部队并被强行用于人体实验的史实，这是人所共知的，‘马路大’也是绝对不可能活着走出‘731’的。”


2001年，王耀轩的儿子王亦兵作为细菌战受害者遗属赴东京起诉，得到这个消息的三尾丰特地赶来出庭作证，并多次向王亦兵当面谢罪。但是更多的受害者以及他们的亲人却没有等到任何的道歉，甚至没有任何回应。
　　以活人实验为论文依据 受害者在等日本人道歉

　　731部队从成立到战败前整建制撤回日本都是日本国最大的秘密，采访中我们偶然发现58篇论文，这是731部队原队员在1939年至1944年期间撰写的研究报告或论文，前段时间刚由日本友好人士搜集到的。其中，18篇带有“秘”字图标，主要内容都是关于鼠疫、跳蚤的，研究程度之细令人乍舌。普通百姓，日军细菌部队研发更具杀伤力的细菌武器的实验品，甚至在战后，还被作为实验依据撰写了不少医学论文。
除了鼠疫杆菌，炭疽是731部队另一种最常用的细菌品种。炭疽的受害者至今还能找到，李晓方，《泣血控诉——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受害幸存者实录》的作者，连续十几年沿着浙赣沿线的20多个县市的800多个乡镇村，寻访、调查了200多名受害幸存者，拍摄了数千张底片。

　　李晓方每寻访一位老人都会留下一个红手印，再在旁边签上名字，共有几百个。当我们把一个一个红手印铺在地板上的时候，一股说不出的感受涌上嗓子眼，就像李晓方说的，这些老人要等到日本人的道歉，肯定不太能等到了，因为这些人平均年龄都80多岁了，还有很多都90多岁了，但这段细菌战的历史不会因为老人们的相继离去而湮没或被遗忘，因为真相只有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