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恶的日军侵华细菌武器：至少造成27万人惨死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9-8 15:50:22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日军在东京日本陆军军医学校内建立了细菌研究室，对外称“防疫研究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将细菌战的A型研究（亦称攻击型研究，即用活人作实验对象，检验其用于战场的效果）转移到中国东北。日本政府用“满州”这块最新的殖民地，加快细菌战的研究，以期早日用于实战。
　　日本化学战细菌战之魁——石井四郎
　　石井四郎，一个极端国家主义者、疯狂的法西斯主义分子。1892年6月25日出生于千叶县千代田村加茂地区一个大地主家庭，青少年时期接受了狂热的军国主义教育，1920年12月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在日本陆军，近卫师团担任中尉军医。1924年，再入京都帝大研究生院学习细菌学、病理学等，1927年6月获得微生物学专业博士学位。1928年8月后赴西方考察。研究细菌战。1930年回国后竭力鼓吹细菌战，从而得到日本军部的赞赏和支持，并得到从裕仁天皇掌握的秘密帐户里每年20万日元的年度预算经费，并逐年增加。从1932年起，直至日本投降，石井四郎就一直领导着侵华日军属下的细菌战部队，其中10年时间在第731部队任职，1941年8月被调到南京担任第一军军医部长，这座“杀人工厂”后来发展到18个支队，分布在日军占领下的中国各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又扩展到缅甸仰光和新加坡、马尼拉等地，每个支队120人——500人不等，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细菌战网络系统。日本军部鉴于石井四郎在细菌战方面取得了“惊人成就”，每隔三年就提升他一次，最后晋升为中将军衔，并得到过日本裕仁天皇颁发的高级勋章和通令嘉奖。

　日本军国主义为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日本投降的14年时间里，由石井四郎一手策划在中国组建了许多细菌战部队的秘密基地。据日本史学家常石敬一教授的研究统计，日本细菌战部队的人员共有2万余人，规模较大的有以下五支细菌战部队。
　　1、建立在哈尔滨的第731部队。1932年8月下旬，石井四郎与4名助手及5名雇员来到黑龙江省，在拉滨线（拉林——哈尔滨）的背荫河车站附近建立了第一个细菌实验所，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又称“东乡部队”（因石井四郎崇拜日俄战争获得特殊勋章的东乡平八郎元帅而取名之），1941年6月改称“第731部队”。当地人称之为“中马城”（原是一个俘虏收容所）的细菌战研究基地，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有100栋砖瓦房，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监狱、研究室、处理人和动物死骸的焚尸炉及火药库。二是办公室、兵营、仓库、军人服务社和一个停车场。石井四郎在这一段时间研究的重点是炭疽、鼻疽和鼠疫三种接触传染病。中马城的监狱通常关押着500——600个“抗日分子”，其中大多数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员。
　　由于“东乡部队”用毒气、电流和冻伤拿活人做试验的“秘密”，被囚禁的“俘虏”了解。1934年中秋节，“囚犯”们乘日本卫兵喝酒喝得烂醉时，用酒瓶砸昏卫兵，夺取钥匙打开了牢房，举行暴动，其中有16人逃了出去。不久，中马城的火药库又发生了爆炸，设施遭到很大破坏。

　1936年春，石井四郎的细菌实验基地移到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地区，面积约有6平方公里，营区内有150多栋楼房，其主楼“四方楼”面积达9200平方米。关东军强迫5000余名中国劳工、用了2年时间建成了这座杀人工厂。从1936年——1945年8月，有1.5万名中国劳工被强迫在此劳动，其中有5000多人死于营内非人的待遇。1941年8月由北野政次少将（因其残忍足与石井相匹敌，而后晋升为中将）接替石井四郎继任731部队长。
　　第731部队组建时的编制大约是300人，1940年扩大到3000人，到临近日本投降时增加到5000余人。其中医师和研究者占10%左右，技术后援人员占15%，余者为使用细菌武器的战斗人员等。第731部队本部下辖八个部：
　　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鼠疫、霍乱、副伤寒、赤痢、炭疽等病毒的研究，并用活人做实验。据此特负责管理关押400人的秘密监狱；第二部是实验部，主要进行有关细菌炸弹的开发和测试，并负责培育和繁殖供散布瘟疫的寄生虫，如跳蚤、田鼠等；第三部是名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实际上是被分配制造细菌炸弹，地点设在哈尔滨市内；第四部负责管理生产病原菌的设备和储存与保养随时生产出来的细菌；第五部即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培训。其成员经常是按例定期从日本本土调到平房或各支队的，石井四郎在平房基地为日本培养了数千名细菌战干部；第六部为总务部，负责平房设施的事务。第七部为资材部，主要制造细菌炸弹，同时负责准备和保管材料，包括制造病原菌必不可少的琼脂。第八部为诊疗部，负责731部队队员的一般疾病的治疗，它相当于平房的医务所。

　第731部队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研究设备，包括4个制造细菌培养基的容积各1吨的大罐，14个培养基灭菌用的生物压力锅（即自闭缸,每个自闭缸一次可容纳细菌培养器30个），及可收纳100个细菌培养器的2个冷库等。原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少将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该部可以“每月制造300公斤鼠疫菌，500—600公斤炭疽菌，或800—900公斤的伤寒、副伤寒、赤痢菌，或1,000公斤霍乱菌。
　　据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1949年12月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部队每年因烈性传染病实验而死的囚犯人数不下600人”。仅他本人1941年至1945年的5年任职期间，被用作人体实验而杀害的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等，至少在3000名以上。1932年至1940年又用了多少人做试验呢？按每年600人的保守数字计算，应是5400人左右。这样，第731部队在整个侵华战争期间用于细菌、毒气实验而杀害的中国人、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等，应不少于8,400人。确切的数字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可以说，第731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建立的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生物武器试验基地，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支细菌战部队。
　　2、建立在长春的第100部队。于1936年春组建，对外称“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地点设在长春城南6公里处的孟家屯，占地面积约20平方公里。1941年6月改称第100部队，它一直由职业军队兽医若松有次郎少将领导。表面上是为了研究关东军所用马匹和其他有用动物可能感染的各种疾病，实际上是从事细菌战研究的另一座杀人工厂。

　第100部队的营区建筑布局在很多方面与哈尔滨的平房相似，有数十幢楼房，每幢之间相隔20—30米，其中2层高6米的司令部大楼占地720平方米：东西宽12米，南北中轴线长60米。地下室和一楼都是实验室，其中实验室与另一地下建筑即能纳30—40个犯人的囚室相连。第100部队的办公室在二楼，它与很多地下通道相通，联结着各处的实验室和众多豢养实验动物的房舍。另外，营区还有3个红砖砌的大型马厩，每个马厩养着50匹马，或牛羊，一些较小的房舍里养着老鼠、地松鼠等。营区里还有三个焚尸炉等。
　　第100部队的内部结构与731部队类似，它分为第一至第四部和一个总务部。第一部负责研究马和各种动物的血液。第二部主要进行细菌战研究，它本身又分为5个分部：细菌生产、牲畜病毒研究（主要是鼻疽、羊痘和牛瘟）、管理和生产实验用动物、有机化学（重点研究杀人毒药）和农作物病毒研究（1943年12月，若松又建立了第六分部，即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散布系统）。第三部负责制造血清，第四部负责资材补给，并协助第二部的工作。总务部负责规划和总体研究问题，同时管理一个大型农场。第100部队主要生产炭疽、鼻疽、鼠疫和马鼻疽4种病原体细菌。每年可生产1000公斤炭疽菌、500多公斤鼻疽菌和100公斤锈菌。另外，还生产大量的化学除草剂。
　　第100部队先后在大连、海拉尔、拉古、克山、密山、鸡西等地建立了支队，侧重研究在野外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大规模杀害牲畜和人的方法及其效果，其试验范围南到广东，西到西安及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城市；近及长春市内及其周围地区；北至满州里、内蒙古与苏联的边界及至西伯利亚地区。

3、建立在南京的荣第1644部队。于1939年4月18日在南京建立，对外的公开名称是“中支那防疫给水部”，或“多摩部队”。这是石井四郎建立的第三个主要的“杀人工厂”。石井四郎选中增田知贞为南京新建细菌部队的代理部长，增田知贞1926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并同时投身日本陆军，1931年获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博士学位。1937年9月，他担任了石井四郎细菌部队的一个下属机构大连临时防疫所的负责人，并成为石井四郎的高级助手。
　　荣第1644部队位于南京市中山东路的一所原6层楼高的中国医院内，其司令部的司令官的办公室和各个行政管理办公室即在大楼中。有一座处理实验动物和人的遗体的焚尸炉。营区内的另一座4层楼房是副楼，它是1644部队的核心“秘密”所在，里边是各个研究设施和关押细菌实验用“犯人”的囚室。其中，一楼是研究实验室，主要生产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菌。二楼是饲养和繁殖大量虱子、跳蚤、小鼠、大鼠、地松鼠等各种实验动物。三楼主要是各个研究实验室。四楼囚室可容纳100名“犯人”，用于细菌、毒气实验之用。荣第1644部队所辖人数最多时有1500人。
　　荣第1644部队与第731部队一样，研究已知的所有疾病，但主要侧重于研究霍乱、斑疹伤寒和鼠疫，另加蛇毒、河豚毒、氢化物和砷。荣第1644部队在规模上比731部队和100部队都要小，但却有巨大的细菌生产能力，它的主要细菌培养室拥有2个自闭筒，有200个石井式培养器，60个科哈式锅炉和100只繁殖跳蚤的汽油桶，一个生产周期能生产10公斤细菌。从1941年起，荣第1644部队与设在神奈县川崎市的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合作，进行各种各样人体实验毒素的研究，“九研”派来一名技术科长带着7名技术专家乘船来到南京，并增加毒气、化学武器实验。此外，荣第1644部队还承担每年培养300名胜任细菌战的细菌专家。据原第1644部队参加过人体实验的几位“军医”供认：每星期都有10—20人被用来做毒剂、细菌和各种毒气实验，进去的就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那么，从1939年4月到1945年8月，荣第1644部队共抓捕6,080人被用来做毒剂、细菌和各种毒气实验，而后身亡。

　　4、建立在北京的甲第1855部队。七?七事变后，日军迅速侵占了北平市天坛西门的原国民党政府中央防疫处，建立了“北支那防疫给水部”，直属于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九技术研究所（登户研究所），直接受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部领导。部队长初为黑江，继为菊池。1939年10月，西村英二上任，“北平甲第1855部队”正式命名，成为日军在北平、南京、广州和新加坡组建的四支新的细菌战部队之一。
　　第1855部队总部及3个直属分遣队驻扎在天坛公园内的神乐署和原中央防疫处，编制兵员1500人。总部下辖13个支部和办事处，分布于天津、塘沽、海南、青岛、石家庄、太原、运城、郑州、开封、新乡、确山、郾城等地。日军华北派遣军所属野战师团、独立旅团设有防疫给水班，编制十几人至20人左右。
　　第1855部队主要下辖第一、二、三课。第一课（原为防疫课、第一分遣队）下设事务室、卫生材料室、血清室、理化检验室、原虫室、培养基室等。第二课（原为细菌课）下辖第一细菌生产室、（又称第一疫苗室）、第二细菌生产室（又称第二疫苗室）、血清室检索室等。第三课（原为卫生研究课、第二分遣队）下公园西南门建起病房7栋、工作室100多间，小动物室70多间、地下冷库（储存各种病毒菌种）192立方米。它主要研制和生产鼠疫、伤寒、霍乱、痢疾、黑热病、疟疾等细菌和原虫，并饲养大批老鼠和跳蚤。1942年春在冀中被捕获的日本特务机关长大本清招供：“日本在华北的北平、天津、大同等地都有制造细菌的场所，日军部队经常配有携带大量鼠疫、霍乱、伤寒等病菌的专门人员，只要上级下达命令就可以施放”。1944年夏，第1855部队把丰台中国俘虏收容所的19名中国人进行人体细菌病毒试验。日本投降前夕，第1855部队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销毁全部文件和器材。因此，它们究竟杀害多少华北民众，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调研。
　5、建立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日军侵占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后，于1939年初正式编成波字8604部队，对外称“华南防疫给水部”，本部驻广州市原百子路中山大学医学院内。该部为师团级单位，编制1200余人，其中专业将校100人，是日军在华南地区的一支重要细菌战部队。部队长先后为田中严军医大佐、佐佐木高行、佐藤俊二、龟泽鹿郎。本部下设6个课。
　　总务课：管理后勤保障、人事和财务等，熊仓少佐任课长；第一课：从事细菌研究，由沟口军医少佐任课长。下设庶务班、研究班、检验班、培养班、消毒班和动物班。共80人，其中将校官10人，中国劳工7人；第二课：从事防疫给水研究，江口卫生少佐任课长；第三课：从事各种传染病治疗的研究工作，由小口军医少佐任课长；第四课：从事鼠疫培养和病体解剖，渡边军医中佐任课长；第五课：从事器材供应等（详见沙东迅：《侵华日军在粤进行细菌战之概况》）。
　　波字8604部队除了给日军做防疫给水工作外，主要是进行细菌战。防疫给水单位驻广州市郊江村，对人体进行细菌试验则在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据前侵华日军波字8604部队班长丸山茂回忆证实，1942年他所在的日军细菌战部队向广州南石头难民收容所秘密使用细菌战剂，杀害中国人上千名（参见《细菌战罪证累累》，《南方都市报》1999年12月2日）。
　　波字8604部每月可生产10公斤鼠疫蚤，并先后从东京运送大批鼠疫、伤寒霍乱、白喉、赤痢等病菌，于1939年6月、1940年6月、1941年5—6月和1942年，在广九铁路沿线、广东阳江、乐昌、谦江、湛东和海南等地投放，造成华南地区在1942—1943年间鼠疫、霍乱等疫病流行，杀害了大量中国军民。
　综上所述，侵华日军5支细菌战部队仅人体试验所杀害的中国人（含少数朝鲜人、苏联人和蒙古人）达2万人以上（据不完全统计为20,899人，其中第731部队杀害8400余人，第100部队杀害5400余人，荣第1644部队杀害6080余人，华北甲1855部队杀害19人，波字8604杀害1000余人）。与此同时，日军在侵华期间，通过飞机播洒、向江河水源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病菌等方式实施细菌战，所杀害的中国民众，据不完全统计有769,772人，感染后而死亡者35万余人，共计约120万人（约为111.9万余人）。如果加上细菌战所扩大传播和持续性疾病流行时间长，其死亡人数更是一个高出当时记载数倍而难于统计的数字。
　　在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临近日本投降时，日军为了逃避战争罪责，下令炸毁了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各细菌部队的建筑物和重要设施，销毁了所有实验的仪器设备和资料，秘密杀害了全部囚禁的“犯人”。能带走的文件和研究资料全都运回了日本。同时，这伙法西斯分子又故意把感染鼠疫的跳蚤、老鼠和鼻疽菌的马等动物，向四面八方驱赶，使当地疫病流行。第100部队在撤离长春时，就把60多匹感染鼻疽菌的马、数千只疫鼠从营区放出，从而导致1946年、1947年和1951年长春及其周围地区鼠疫、鼻疽和炭疽，连续爆发流行。
　日本战败投降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的日本战犯中，半数以上都与日本细菌战有关，另外有5000多名日本军人在某种程度参与过细菌战计划。但是，理应受到严惩、当属甲级战犯的石井四郎、北野政次、若松有次郎、增田知贞等人(还有在平房、长春、南京以及其他细菌部队的众多中层人员该当乙级或丙级战犯)，却被美军占领当局庇护起来，成为美国获取细菌战研究提供情报的“有价值的合作者”，而被免予起诉。
　　当美军占领当局调查日军细菌战情报时，不管是美军的细菌战研究人员，还是美国军事情报部，都一致认为“日本的细菌战情报对美国的安全至关重要……对美国来说，日本细菌战资料对国家安全的价值远远超过‘指控战争犯罪’所产生的”；“如果公开细菌战情报……会削弱美国科学研究开发领域在这方面的优势……会有助于苏联细菌战计划”（美·谢尔顿·H·哈里斯：《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第353-35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作为交换条件，石井四郎等20名“细菌战专家”，向美国提交了长达60页的人体实验报告、20页的19年的作物毁灭研究报告和8,000张“细菌战实验人体及动物的解剖组织”幻灯片；另加石井四郎“本人从事细菌战各阶段研究20年经验的专题论文”。之后，石井四郎等人又交出有关鼻疽、鼠疫和炭疽的3本长达1,000多页的解剖报告，使美国人“大为满意”。
　　战后，美国解密档案表明，当时麦克阿瑟、杜鲁门等人曾授权美国调查日本细菌战部队的人员，与石井四郎等人进行秘密交易，“条件是他们与美国细菌战‘科学家’合作”（上书，第101页）。因而许多日本军国主义战犯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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