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到的懺悔：全國已有多人向文革受害者道歉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8-26 15:34:29

河北邯鄲的退休宣傳幹部宋繼超，第三次決定向老師道歉。
　　當年，紅衛兵讓他揭發“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初中語文老師郭楷，這個少年脫口而出三條“罪證”，用他的話說，就像背後刺中老師的“三支冷箭”。批鬥時，郭老師的耳朵差點都被撕下來。
　　這些年，宋繼超一直想找機會給老師道個歉。第一次，話到嘴邊沒說出口；第二次，寫了篇文章投給報社，沒能發表。如今，老師早已去世，宋繼超也退休了，可64歲的他依然放不下這件事。
　　59歲的張紅兵也因一次揭發而背負沉重的心理枷鎖。“文革”中，他和父親向軍代表檢舉母親的“反動言論”，導致母親被槍斃。他小心翼翼地保守著這個秘密，直到4年前才開始在自己的博客上公布。最近接受媒體採訪時，他說因為“想逃卻無處可逃，必須面對”。
　　這個夏天，將道歉公之于眾的，不只一個人。6月中旬的一天，宋繼超收到一封電子郵件，相識的報紙評論版編輯約稿，請他談談對一條新聞的看法。新聞中的主人公是61歲的山東老人劉伯勤，他在雜志上花錢刊登了一則廣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鬥、抄過家的校長、老師、同學和鄰居公開道歉。
　　“看到老劉寫的這個，我感覺也得馬上寫一篇！”邯鄲炎熱的中午，宋繼超坐在家裏的沙發上，拍著大腿激動地說。他怕再錯過機會，當時直接在郵箱裏回復：“我也想道個歉，最想跟初中時的語文老師郭楷說聲對不起……”
　　一周後，湖南的溫慶福、山東的盧嘉善、福建的雷英郎在報紙上分別向“文革”中傷害過的人道歉。這些毫不相識的老人，都曾在“文革”中有過非理性的選擇，經歷過漫長的歲月後，現在他們又作出了同樣的選擇——道歉。
　　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
　　揭發初中老師這件事，就連和宋繼超是初中同學的妻子，也不大清楚。和老同學們聊天兒時，大家也會說起當年的事，哪個老師被鬥啦，要麼就是“大串聯”時有意思的事，“都是能上桌面的”。
　　不過，只要提到郭老師，宋繼超就覺得良心不安。有些話憋在他心裏，已經“倒來倒去不知道多少遍”。
　　在宋繼超的印象裏，語文老師郭楷又瘦又矮，說話帶著濃重的鄰縣口音，但他上課風趣，很受學生歡迎。這個地主的兒子知道自己出身不好，為了追求進步，在紙上寫下“毛主席萬歲”幾個字，做成幻燈片投射到村裏的土墻上，爬上梯子一筆一筆描成大標語。
　　那時，宋繼超經常和七八個同學擠在老師的宿舍裏“開小灶”。郭楷曾用3個周末，講“臥薪嘗膽”的故事；講到“知識就是力量”時，他說知識不一定是學歷和文憑，學歷高的人只能當謀士，學歷不高的人卻能當領袖；他鼓勵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條件選擇人生道路，學習成績不太好的，可以主動要求上山下鄉。
　　這三件事，成為宋繼超日後揭發老師的“罪證”。許多年後，他在自己寫的小說和散文裏懺悔，但一直沒能讓老師聽到，也沒有機會公布。
　　“老劉等于提出一個課題。”宋繼超親切地稱呼著遠方那個陌生的同齡人，“我們現在懂得人性和良知了，也得回頭看看自己當年有多幼稚。”
　　劉伯勤是這些人中第一個在報紙上刊登道歉廣告的。今年年初，他少有地參加了一次同學聚會，盡管這麼多年過去了，見到當年被他抄家的“黑五類”同學，還是會不好意思。
　　《南方都市報》還原了那次聚會的一些細節。“說句良心話，我對不起他們。我真想見見他們，給他們道歉。”飯桌上，劉伯勤對其中一位同學說。幾個月後，他在《炎黃春秋》雜志上刊登了道歉廣告。“垂老之年沉痛反思，雖有‘文革’大環境裹挾之因，個人作惡之責，亦不可泯”，他這樣寫道。
　　這句話讓1000多公裏外長沙的溫慶福很有感觸。今年2月，他也寫了篇博客，向自己傷害過的同事和老師道歉，並把文章投給《快樂老人報》編輯部。“其實我的道歉心存很久，良心的責備是主要的。”67歲的他說。
　　編輯鄒東鋒一直尋找合適的刊發時間。類似的來稿非常罕見，他想把這類文章集納成主題，引起更多人的共鳴。劉伯勤刊發的道歉廣告成為一個契機，他馬上在讀者QQ群裏發布徵稿啟事，山東和福建的兩位老人發來郵件。
　　鄒東鋒還為這三篇文章寫了段編者按：“對于‘文革’，歉意不一定能彌補什麼，而傷害卻有可能被原諒。其實，這份歉疚在親歷者心中，不是沒有，而是缺乏公開的勇氣。在我們收錄的這份懺悔錄中，這一句道歉，來得也頗為沉重！”
　　沉重的記憶始于1966年。11月的一天，“文革”積極分子宋繼超正在高中教室裏編《紅色造反兵團報》，三四個紅衛兵突然走了進來。
　　“郭楷是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在學校已經被批鬥了，你當年是他最熟悉的學生，你應該最知道他的問題，希望你積極揭發。”紅衛兵說。
　　“那我給你說幾個事吧。”當時，高中的山墻上已經貼滿批鬥老師的大字報，宋繼超“腦子一熱”，覺得郭楷確實也有問題。他把老師說過的那三句話，曲解為“替彭德懷喊冤叫屈；誣蔑偉大領袖，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歪曲領袖指示，貶低上山下鄉的革命行動”。說完，他還摁了手印。
　　“你再好好想想，有事再跟我們說。”紅衛兵滿意地走了。沒過多久，宋繼超聽說，郭楷被揪上批鬥臺，脖子上挂著很重的牌子，耳朵也被撕流血了。
　　“我說的三條非常要害，把郭老師害苦了。”回憶到這裏，宋繼超訕訕地笑了。可在當時，他只是覺得，“不應該揪人家的耳朵”。
　　那時，宋繼超的同齡人都在“鬧革命”。溫慶福貼出了炮打學校黨支部負責人的大字報，還帶人抄了同事的家。劉伯勤和一群人闖進“黑五類”同學家，摔碎了同學奶奶的照片，沒收了相框後面藏著的200元現金。
　　這段經歷，後來成為他們心中一個“過不去的坎”。
　　“現在總結回顧‘文革’，大都是要求解密上層內幕。其實，全民總結歷史，把自己擺進去很有必要。為什麼在同樣大環境下，每個人表現不一？”溫慶福說。
　　這就像個瘡疤似的，揭是不揭？
　　1984年，聽說郭楷因腦血栓住進邯鄲的醫院，已經是軍官的宋繼超拎著蘋果，和幾個同學一起去看他。
　　早在十幾年前，宋繼超已經意識到自己“做錯了事”。當時，宋繼超所在的派別奪權失敗，他離開家去當了兵。1971年，部隊突然進入一級戰備狀態，隨時打好背包準備出發，晚上還要站崗巡邏。
　　戰友們都在猜出了什麼事，直到國慶節後才正式傳達了中央文件，“副統帥”林彪外逃，墜機于蒙古溫都爾汗。
　　宋繼超聽了大吃一驚，很長時間擰不過彎兒來。“心裏覺得挺沒意思的，我積極搞運動最後落了個‘失敗’，林彪成了叛國者，歷史開了大玩笑！我醒悟了，簡直太可笑了，想起自己揭發郭老師的事情，太可惡了！覺得自己很可恨，怎麼那麼傻呢，那麼狂熱呢？”
　　宋繼超開始想了解郭楷的近況，可他不敢回母校，只能悄悄向同學打聽老師的消息。他聽說郭老師渡過了難關，已經回學校繼續教課了，又聽說郭老師身體很虛弱，還患上了多種慢性病。他想找機會跟老師解釋那件事，這麼一等就是十幾年。
　　實際上，“文革”結束不久後，道歉就開始了。一位覺得良心不安，曾有過道歉行為，但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一再出現在媒體上的老人回憶：“一開始說要考試時，我們就去找老師業余教我們。那時我們就道過歉，‘老師，過去你別放在心裏’。我看到我們學校一個比我大幾年級的學生，回學校進門見老師就鞠躬道歉。”
　　宋繼超也聽說，“文革”剛結束，高中一個打過人的同學就去老師家登門道歉，可老師卻只是冷淡地說：“我不需要你道歉，你走吧。”
　　“老師可能認為他人品不好，道歉是裝模作樣。”宋繼超分析，都在一個城市裏，有人怕老師找後賬，所以主動去道歉，尤其列入“打砸搶”的，屬于清理對象，怕別人舉報，更得小心了。
　　宋繼超說自己沒有打過人。但去醫院之前，他一直猶豫，這件事到底是說好，還是不說好。其實，他已經組織好了語言：“當時我光想造反昏了頭了，扭曲事實，上綱上線，胡說八道。”
　　可走進病房，看到躺在床上的郭楷，那個曾經寫詩、玩音樂、愛打籃球的青年教師，已經變成一個瘦弱的“小老頭”時，宋繼超只叫了一句“郭老師”，眼淚就掉下來。
　　“什麼也不用說，你們能來看老師，老師就最高興啦。”盡管只有50歲，可中風摔了一跤之後，郭楷說話已經有點不流利了。他看著曾經最得意的學生、已經有點禿頂的宋繼超問：“你在部隊怎麼樣啊，好好幹，繼續多寫文章。”
　　這時，距離他們上一次相見，已經過了18年。
　　坐在病床旁邊，看著郭楷虛弱的樣子，宋繼超覺得自己就是加害老師的其中一人。可直到老師出院，道歉的話也沒說出口。“老師沒說這個事，同學們在旁邊問怎麼治療，我單獨解釋，太突兀了。這個事好像瘡疤似的，揭是不揭？他住院時誰也沒揭，後來就沒機會了。”
　　回到部隊後，宋繼超以自己和老師為原型，寫了篇小說，名為《在老師病床前》，但一直沒機會發表。故事最後，主人公說：“但願老師早日康復，健康長壽。”
　　在那個世界裏，他還是沒能把道歉的話說出口。
　　山東蓬萊，剛剛成為一名郵遞員的盧嘉善也失去了這個機會。同樣是在1984年，他和小學老師在街上重逢，退休的老師推著自行車賣雪糕貼補點家用。“文革”時，盧嘉善揭發老師體罰同學、用教鞭打腫了學生的手掌，說完，他朝老師踢了兩腳。
　　“那時必須得發言，不發言就不能加入紅小兵。”電話裏，盧嘉善帶著濃重的山東口音說完，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
　　盧嘉善掏出10元錢想塞給老師，可老師硬是不要。提起這段往事，年過六旬的老師搖了搖頭說：“老了，什麼事都不記得了，那時你們都是毛頭孩，誰還沒有點脾氣？關鍵是現在你們長大了，能掙錢養家糊口，很不錯了。”
　　盧嘉善不知道該說什麼，他退後兩步，對著老師鞠了一躬。
　　事隔40多年了，至今還在諸多報紙、網絡上大量登載有何意義？
　　又過了18年，宋繼超把當時沒能說出口的話，寫進了文字裏。2002年，一家報紙舉辦徵文活動，他根據自己的經歷寫下《三支毒箭終生悔》。
　　文章最後，他寫道：“郭老師，我已經無數次向蒼天呼喚：寬恕你這個不肖的弟子吧！今天，我願再次向老師呼喚：寬恕這個不肖的傻孩子吧！如果真有天堂或來世，我願永遠追隨你！”
　　這時，郭楷已經去世了8年多。宋繼超事後才得知消息，他聽說，沒有什麼學生為老師送行。
　　遺憾的是，這篇文章最終也沒能發表。“我一直記著這個事。如果那時候發表，我會稍微解脫一點，這次就不會再寫了。我想讓全國都知道我辦過這麼卑鄙的事，雖然有那個大環境，但這個事不應該這麼做。”
　　對于過去的那些事情，溫慶福本來已經不想提了。1995年，他給自己貼過大字報的老校長畫了兩只大壽桃，專門坐車去益陽市，拜托學校傳達室的大爺轉交。盡管沒有得到回復，但他覺得稍微好過點了。幾年後，他去美國出差，參觀教堂時看到很多教徒在排隊懺悔，覺得“懺悔是個很好的事情”。回國後，溫慶福買了本聖經，“共產黨員本就是無神論者，但是不能排除宗教信仰對個人靈魂的觸動”，他曾對媒體這樣說。
　　這些年來，溫慶福喜歡看巴金、胡適、梁漱溟晚年的回憶錄，一直想寫篇道歉的文章。“‘文革’離現在40多年了，當年的青年變老年了，老年人喜歡回憶、反思。”他希望自己的經歷能夠成為一筆財富，送給子女和年輕人。
　　他還記得，“文革”時期，一個工宣隊員用鐵鉗把一位老師的牙齒拔了。“當時看客很多，不敢譴責他，我也是。這是不是魯迅講的國民性？我也是有，比如帶人抓同事，也是不甘落後，跟上潮流，圖個好前程。只顧自己不落後，別人受到殘酷迫害，這不是自私是什麼？”他反省道。
　　2009年，溫慶福在日記中第一次用文字的形式表達：“我成了迫害張老師一家的幫兇，現在想起來真內疚。”
　　“我覺得啊，像我們這種公開的道歉，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自己過不去這個坎，老覺得對不起別人，要不說出來過不去，而且越看到有人公開道歉越過不去。”那位不願意再具名的老人說。
　　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這樣的想法。劉伯勤的道歉廣告刊登後，兒子在電子郵件中跟父親說：“廣告費很值啊，你現在是名人了。”後面是一個苦笑的表情符號。有的同學也問他：“你搗鼓這個幹嗎？”
　　在網上看到一時成為焦點的“律師懺悔‘文革’舉報母親致其被槍決”這篇《新京報》報道，張紅兵的堂弟無法理解這種自揭“家醜”的行為，他給堂兄發來短信：“我真不知道：事隔40多年了，至今還在諸多報紙、網絡上大量登載有何意義？我個人理解：大凡40歲以上人會認為大逆不道，40歲以下人是在聽人‘說古書’，更有甚者，會嘲弄我們。”張紅兵的妻子也曾對他說：“還講那些過去的事情幹什麼？我們今天不是過得很好嘛。”
　　可1970年冬天對于張紅兵來說就像一個重復的夢魘。那個寒冷的晚上，16歲的他和父親一起，揭發母親方忠謀“我就是要為劉少奇翻案”的言論。在檢舉信的最後，當時的少年寫道：“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謀！槍斃方忠謀！”
　　他至今都清晰地記得，公審大會後，母親被拖上駛向刑場的解放牌大卡車時，掉下了腳上穿的一只黑色平跟帶袢兒皮鞋。
　　母親去世後，張紅兵患上了精神抑鬱症。粉碎“四人幫”時，他懷疑這是軍事政變、資本主義復辟，擔心自己會被作為反革命分子抓起來。他不願意跟人交流，連扣衣服扣子都要想一想，甚至想過自殺。
　　直到1979年，張志新的事跡刊登在報紙上，政治形勢變了，他才意識到自己錯了，開始給母親寫申訴材料。接受媒體採訪時，他曾把一家媒體的記者帶到母親墳前，雙膝撲跪，在塵土中磕頭，“媽媽！我帶了記者來，我會把你的故事告訴他們。”
　　說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眾中對此進行爭論、辯駁，以我為戒
　　道歉文章發表在《南方周末》後，宋繼超覺得這件事終于可以畫上句號了。“傷害過人的朋友，讓我們道歉、懺悔吧，不只是為了自己心安，還為了能直面子孫、直面歷史。”這一次的文章結尾，他不再只是祝老師身體健康、求得老師寬恕。
　　宋繼超沒有機會聽到老師的原諒了。不過，溫慶福的文章發表一個多星期後，曾被他抄家的同事張瓊英的兒子給編輯部發來一封郵件。張瓊英已經87歲了，患有老年癡呆症的她看到文章後，只是說了句：“那不怪他。”她還記得抄家時，溫慶福曾經“高抬貴手”，沒有把搜到的油印傳單交上去。
　　“溫老師，您可以放下這分愧疚了。”張瓊英的兒子在郵件中說，“‘文革’突起，泥沙俱下。有人被裹挾，有人被欺騙，有人被煽動，有人卻是昧了良心。我們現在再次提起‘文革’，不是因為怨恨，而是為了反思，為了警醒。”
　　為買到這份刊登著回信的報紙，溫慶福頂著太陽騎自行車跑了3個報攤。他對前來採訪的《瀟湘晨報》記者說：“終于可以放下了。”
　　在微博上，溫慶福還轉發了一位時評作者對此事的評論：“當事人的寬容，乃至選擇性遺忘，並不能成為個體參與作惡者開脫的理由和借口，傷口修復，仍有賴于真誠悔過。一個人的傷口修復是這樣，一個民族的創痛修復亦如是。拒絕懺悔和道歉，總是躲躲閃閃的遮掩和回避，對于那些被裹挾的盲從者、個體作惡者，似乎這樣就可以‘放下’了，殊不知，由此沉淀下來的不良基因，依然是社會的隱憂。”
　　劉伯勤已在5年前獲得了同學的諒解。他把曾經的“黑五類”同學請出來一起吃了頓飯，當面道了歉。“我們那時候年齡小，是孩子。那時候大環境不都這樣嗎？”同學對他說。劉伯勤清醒地告訴採訪他的記者：“包括老師、其他人，所有我道過歉的人都這麼講。但這是人家的寬宏大量。”
　　並不是所有的道歉都獲得了諒解。這些道歉者中，受到質疑最多的是張紅兵。在網上，有人說他只有在母親墳前切腹自殺才能謝罪，有人稱他是“時代的投機者”，就連經歷過“文革”的同齡人也說他的道歉“難以讓人諒解”，因為他觸碰了“人性的底線”。
　　今年以來，張紅兵接受了許多家媒體的採訪，但另一些道歉者在公開懺悔之後，謹慎地保持低調。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老人委婉地表示，自己犯的錯與張紅兵的罪不能混為一談。“為什麼有的打人，有的堅持文鬥不搞武鬥，還有相當多的‘逍遙派’，對政治不感興趣，或無聲地抵抗？‘文革’期間，是蕓蕓眾生的大展示。每個人的善和惡都暴露出來了。”他說。
　　對于這些評價，張紅兵的回復是：“看到罵我、要我去死的話我不生氣。一是我該罵，二是我主動‘找罵’，說出真相的目的就是在公眾中對此進行爭論、辯駁，以我為戒。”
　　他也承認道歉應當區別對待。“但是，無論罪錯大小，關鍵要看道歉者是否誠實，有沒有說出全部真相。我是否誠實地說出了全部真相，我的道歉能不能得到人們的寬恕，不是我說了算，只能讓歷史來證明。”
　　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而不是“不記”前嫌
　　宋繼超注意到，這兩年網上爭論“文革”的文章又開始多起來，“好像繞不過這個坎兒似的”。
　　“道歉本身是一種自我解脫，也是對‘文革’的反思。”他說。
　　在一位經歷“文革”的老人看來，今年夏天刮起的這股“道歉風”，因為有新聞背景，也與大家對“文革”的反思積淀了許多年、但媒體上呈現並不多有關。一位研究者則表示，幾年前不會想到，每個人都該為“文革”時犯過的錯誤懺悔，這種認識會得到這樣廣泛的讚同。
　　成為媒體關注的焦點後，劉伯勤和溫慶福都婉拒了多家媒體的採訪。劉伯勤認為道歉是很個人化的行為，溫慶福也表示：“不想為此事出名。應該宣傳‘文革’中那麼多的被害者，我算什麼？”
　　在上述不願意透露姓名的那位老人看來，現在有些人把道歉者塑造成英雄，他無法讚成。“什麼英雄，開玩笑了，這能算英雄嗎？你畢竟幹了個壞事，沒有壞到底。人家給你肯定，也是善意的。沒有壞到底就是了，咱沒壞到底。”他說。
　　媒體尋找的人還有張紅兵。最近一次接受媒體採訪後，他留在安徽老家整理資料。畫家李斌打算將張紅兵的故事創作成連環畫。這位畫家最為知名的作品，一幅是“文革”時期的版畫《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主人公一手舉著光芒四射的紅寶書，另一只手攥著毛筆；還有就是他參與創作、被視為“傷痕美術”代表作的連環畫《楓》、《傷痕》、《張志新》。
　　張紅兵說，最近還有人想給他拍紀錄片，要採訪的記者實在太多了。他通過郵件回答了記者提出的所有採訪問題，並發來短信：“這是我的懺悔工作的組成部分。讓我們為埋葬‘文革’時代共同努力吧！”
　　對歷史過錯的道歉，目的不是追溯施害者的罪行責任，而是以全社會的名義承諾，永遠不再犯以前的過錯——這是學者徐賁幾年前提出的一個觀點。他曾在文章中表示，社會和解是“不計”前嫌，而不是“不記”前嫌。
　　徐賁以“文革”為例稱，在今天的中國，不僅直接見證者擔負著記憶的責任，而且，沒有人可以用缺乏“文革”的直接經驗為借口，來推卸自己那一分在群體內的記憶責任。如果不記憶，不是因為直接記憶者沒有了，而是因為有人拒絕接受自己那一分隔代但不斷代的記憶分工。
　　邯鄲夏日的午後，在小區附近的飯館裏，宋繼超喝了口啤酒，說起最近上映的電影《周恩來的四個晝夜》，他又想起自己的一次揭發經歷。
　　那是在1961年，周恩來到宋繼超的家鄉伯延鎮調研饑荒問題。小學班主任派宋繼超在內的班幹部緊跟著周總理，讓他們聽群眾都說什麼，並記下來。
　　那個時候，連樹葉都被人們用來充饑。周恩來問馬路旁邊的樹怎麼沒有葉子，公社幹部說：“羊吃了”。“羊還能上樹？”總理問。站在一旁的宋繼超家的鄰居看著公社幹部，告訴總理：“他爹吃了！”
　　周恩來離開後，說出實情者遭到批鬥。當晚，宋繼超被叫過去，和鄰居當面對質。他把白天聽到的對話一五一十地匯報，沒有去想這會給對方帶來什麼傷害。
　　“那時我就是個‘好孩子’。”他笑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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