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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年）》 作者：曹树基 李玉尚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历史学家大多将宋辽金元时期当作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转折的时代。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从政治制度、经济水平、文化发展、科学技术和人口 数量等各方面而言，宋代都堪称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辉煌时期。在经历了宋金之间的对峙、金元之间的战争和宋元之间的战争之后，中国的社会 的发展出现了转折，宋代以后，中国人口大量减少，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方面陷于停滞，文明之花凋谢。本文讨论这一转折时代的人口死亡——不仅因战争，而且因鼠疫流行而造成的人口死亡。鼠疫流行是造成宋辽金元社会转折的重要因素之一。
宋元战争军队流动让鼠疫大范围传播
继1127年金兵围攻汴京，汴京发生大疫之后，1232年，来自蒙古草原的元兵围攻金人治下的汴京，城破之后，紧接着也是一场大疫。《金史》 卷一七《哀宗纪》称，天兴元年（1232年）三月壬寅，大元兵攻汴城。夏四月丁巳，遣户部侍郎杨居仁诣大元兵乞和。丁卯，解严。五月，“汴京 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从农历三月壬寅元兵围城至四月丁卯解严，前后仅仅26天。大疫的发生又在解严之后，即发生于城内人口与城外元兵接触之后，我们推测此次大疫为鼠疫。
当时的汴京城中有多少人口呢？大疫之后的次年，汴京降于蒙古时，城内还有147万口。战争之前，汴京人口当在250万左右。按照吴松弟的 分析，汴京城的这一人口规模是战争的产物，而非常态。 这是因为，汴京围城之前，在蒙古骑兵的压迫下，金朝境内的居民开始南迁。金宣宗担心 南渡的军户可能会不忠于朝廷，下令将他们的家属尽数迁入汴京。贞五年（1217年），蒙古军队开始渡过黄河。宣宗下诏附近人民携带粮食迁入城 内。汴京城市人口因此而大增。到哀宗天兴元年（1232年）正月，蒙古 军队兵临城下，又有大约50万名军人和家属迁入城内。由此可见，汴京城市人口之众多实为战争中人口迁移的产物。据此可知，此疫死亡人口占 全城人口的40%。
范行准从中医学史的角度为解释这场大疫提供了更多的细节和资料。他指出，在被围困的汴京城中，有著名的医生李杲。李杲不仅医术精良，而 且还是中医东垣学派的创始人。汴京解围之后，李杲仓皇出逃，避地山东之东平、聊城等处卖医自给。只不过，李杲著《内外伤辩惑论》一书，将 鼠疫视作伤寒，范行准称“实在是继这次大悲剧后之一场大错误”。在《脉诀指掌病式图说》中，李杲称：“予目击壬辰首乱以来，民中燥热者，多发 热，痰结咳嗽；重以医者不识时变，后（复？）投半夏南星，以益其燥热，遂至嗽血，骨（膏？）涎逆涌，喀吐不已，肌肉干枯而死者，多矣。”范行 准评论：“这里所说的，相当于肺鼠疫中的主要症状已经具备了。” 汴京大疫，时值农历五月，所发鼠疫应主要是腺型而非肺型。符友丰的深入研究 为我们解开了心头之谜。那年农历五月，天气仍“大寒如冬”。 显然，寒冷的天气有利于肺鼠疫的传播。
1232年的汴京大疫仅仅是13世纪鼠疫大流行中的一个环节，一次事件。伴随着蒙古骑兵的征战，中国境内发生大规模的鼠疫流行。 蒙古骑兵对于南宋的征服是从西部开始的。就战争的规模而言，宋元之间的四川之争最为激烈。1257年，宋元军队在四川合州钓鱼城展开激战。 元兵围城五月不下。农历七月，蒙古“军中大疫”， 传染病暴发。蒙哥命畏兀尔人月举连赤海牙“修药以疗师疫”。似乎并不见效。拉施特描绘这次疫病：“随着夏天的到来和炎热的加剧，由于那个地区的气候（恶劣）， 在蒙古国中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蒙哥束手无策，不得不“用酒来对付霍乱”，却未能控制疫情的发展。七月上旬，蒙哥病死军中。
还有一批元兵主要将领也死于这次传染病的流行中。如汪世显（49 岁）、哈散纳和李桢（59岁）等人。之所以说这批将领是主要将领，是因 为《元史》中有他们的传记。一般的将领，是不可能为《元史》收录的。
拉施特称此疫为“霍乱”是不正确的。根据中医文献的记载，中国大 陆近代流行的霍乱是外源性的，即1817年从国外传入的。中医文献中早就存在的霍乱，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霍乱，而是指一般胃肠反常现象，非急性或烈性传染病。《元史》卷一二九《纽传》记载了元军中的疫病。
时纽军止二万，以五千命拜延八都鲁守成都，自将万五千 人从马湖趋重庆……纽至涪……闻大军多疟疠，遣人进牛、犬、 豕各万头。明年春……时新立成都，士马不耐其水土，多病死，纽忧之。
《纽传》的作者认为此病为疟疠，即今之疟疾。然而，合州不是疟疾 的高发区，不可能造成如此众多的人口死亡，也不可能在第二年春天的成 都，继续出现大批战士的死亡。我们怀疑此疫仍为鼠疫。
再看看宋朝军队中的情况。就在同一年，《宋史》卷四一二记载，宋将王登受命“提兵援蜀”，在鄂西地区的房州（今湖北房县）与元兵对垒。元 兵来自四川，可能是一支染疫之军。两军对垒，疫病可能相互传染流行。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大战前夕，“夜分，登经理军事，忽绝倒，五脏出血。 幕客唐舜申至，登尚瞪目视几上文书，俄而卒”。从临床上观察，王登所染疾病极似鼠疫。鼠疫发病急，在体温上升的同时会出现头痛，呼吸紧迫，脉 搏加速，脸面潮红，眼结膜充血，有的出现呕血、便血、尿血、衄血等症状。鼠疫在临床上以淋巴及血管系统的炎症和组织出血为特征。这就是上 引文中的“五脏出血”。
不仅王登死于此疫，作为幕客的唐舜申也在劫难逃。《王登传》记载：“它日，舜申舟经汉阳，有蜀声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声也。’是夕，舜申 暴卒。”虽然除暴死外，其他症状的记载不明，但我们相信唐舜申的死因与王登相同。染上鼠疫的患者大多在3～5天内死亡，是为“暴死”。仅从这一症 状看，也可以大致断定此疫为鼠疫。其他疾病患者不可能死得如此迅速。
《王登传》为我们提供了两个相当典型的鼠疫案例：我们不仅可以从王登的临床症状中判断是为鼠疫，而且从唐舜申的病例中，获知患者从染疫 到死亡的过程。根据这两个案例，再结合四川及襄阳一带的战事来看，就可窥见两地人口死亡的基本规模。南宋嘉定年间四川地区约有600万人口， 至元十九年（1282年），即元军完全平定四川后的三年，四川民仅12万户，全部人口约为60万。元人虞集回顾南宋后期四川情况时说：“蜀人受祸惨 甚，死伤殆尽，千百不存一二。”明代初年，四川的许多地方行政单位因无人而被撤销。四川人口的90%在战乱中散亡。后人又将襄地与四川并称：“襄、蜀之人，十九血于虎口，其幸而免者，率皆聚于荆、鄂之间。” 四川和襄阳两地人口的大量减少都是鼠疫肆虐的结果。
文天祥部队也曾携带鼠疫
川、襄一带的鼠疫来自哪里？如本书第二章所述，在云南的西部剑川一带，有一鼠疫自然疫源地，18～20世纪，曾多次发生鼠疫大流行，陆续造成数百万人口的死亡。按照当地鼠疫工作者的观点，滇西鼠疫自然疫源地形成时间很早，中古时代即引发当地人间鼠疫之流行。在元兵南征的过程中，滇西地区屡遭元兵蹂躏，极可能将鼠疫引至其他地区，当然也包括 四川。1285年，与滇西北毗邻的四川马湖路（今四川屏山）就曾经发生过动物间鼠疫的流行。《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记载：“马湖部田鼠食稼 殆尽，其总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大批田鼠赴水绝不是总管祠而祝之的结果，而是鼠疫杆菌造成的田鼠淋巴组织溃烂、疫鼠高烧所致。这与本书第三章中所称疫鼠死于水边的情形是一致的。联想到纽部队正是从马湖出发奔赴成都和重庆的，所以，我们认为蒙古军队在滇川地区的征战可能是西南地区鼠疫扩散的动力。
再来看看蒙古军队在其他地区的征战。宋元战争中另外一个可疑的疫区是粤东、赣南和福建。元兵夺取杭州后，宋室南逃，陈宜中佐益王、卫 王南行。“初，陈宜中梦人告之曰：‘今年天灾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生。’继而疫疠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刘）黻病，宜中令服之，终莫能救。”这次疫疠来势凶猛，加上战争中的人口损失，“广东之户，十耗八九，而广西独完不残”。这里所说“广东”，指的是广东之东部。例如，《南海 志》说广州：“自王师灭宋平广以前，兵革之间，或罹锋镝，或被驱掠，或死于寇盗，或转徙于他所，不可胜计。”光绪《嘉应州志》卷一二《谈梅》 说宋末梅州百姓响应文天祥，“兵败后，所遗余孑只杨、古、卜三姓，地为之墟”。尽管在籍人口的减少有时仅仅是户籍管理的问题，但战后人口大幅 减少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按照《宋史·刘黻传》的解释，我们知道广东东部人口的大量减少，不 仅因为战争，而且因为疫疠。大黄是中国传统药剂之一，性寒，味苦，功能攻积导滞，泻火解毒，行瘀通经。主治实热便秘、腹痛胀满、痢疾、黄 疸、瘀血经闭、目赤口疮、痈肿疔毒、肠痈腹痛等症。在以大黄为主治对象的疾病中，痢疾为传染病，痈肿疔毒符合腺鼠疫的临床症状。如果仅为痢疾流行，怎么可能造成“人死且半”的大规模人口死亡？另外，如果说， 在位于珠江三角洲的广州和位于韩江三角洲的潮州，人口死亡可能与当地 密布的河网有关的话，那么，地处丘陵山区的梅州人口减少却是无法用痢疾的流行来解释的。或许，与梅州毗邻的的赣州和南安两地的人口变动可 以为我们提供问题的答案。
文天祥的部队在惠州染疫，士兵大量死亡。文天祥的母亲和长子死于是疫。广东的瘟疫并不是凭空发生的。在此之前，文天祥率部在赣南活动， 与元兵辗转厮杀达一年多时间，导致赣州人口的大量死亡。据嘉靖《赣州府志》卷四《户口》，南宋宝庆（1225～1227年）年间赣州的主客户共有 32.1万户，合计应有160.7万人。平均每平方公里近50人。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赣州路仅存7.1万户，约合28.5万口。人口损失了80%以 上，多达130万口，每平方公里仅存9人。明代初年稍有恢复，赣州府人口为36.6万，与南宋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
如此大量的人口死亡，很难用战争中的屠杀来解释。据此，我们推测 赣州遭到传染病的袭击。进一步的推测则是，文天祥部队由赣州向广东移 动，将传染病从赣州带到了广东。
如果能够破解赣州地区的疫病，就可以推测广东的情况。然而，至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任何有关的历史记载。现有的资料表明，在赣南地区， 宋元之际的鼠疫只影响赣州，在赣南山区的西隅，还有南安军，却未受影响或影响不大。从户口数据上分析，北宋崇宁元年（1102年）南安军户数为37721户，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增至50611户，303666口。虽然缺乏南宋时期的户口数据，但可以推测从北宋至南宋，再至元至元年间，南 安军（路）的人口一直是增长的。以至元二十七年数据计，南安路所辖仅为三县，其人口数量已经超过赣州路所辖十县，看起来好像不合情理，其 实是反映了赣州路疫后之衰落。
然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南安府人口突然降至7.8万，较一个世纪以前的至元二十七年人口大约减少75%。在这一百年中，南安路（府）似乎也遭遇到某种疫情的袭击。元代的情况不明。明代初年，瘟疫光顾南安。洪武五年（1372年）南安三县大疫。这场大疫为《明实录》所收入，可见疫情不轻。洪武二十二年冬，南安府又发生大疫。弘治八年（1495年）冬天，大疫又起。在这些记载中，都没有临床症状的记载。直到8年以后，弘治十六年冬天大疫再起，林俊的报告提供了有关这场大疫有价值 的细节。
据江西布政司呈，南安府申，大庾县老人甘文瑞等呈：“本县 城市乡村军民男妇自弘治十六年正月中旬以来，多感喉风肿毒急症，辰病午死，或即时死，或在市买卖入即死，一家三五口者有 之，六七口者有之，男女痘疹死者不可胜数，家家遍染前灾。”上犹县老人李清秀等呈：“自弘治十五年十二月以来，本县坊厢龙 下、童子等里，耕牛、猪畜沾患时气，俱已突死。今年正月初旬，市井村团军民多感风痰咽喉急症，朝病暮死，全家遍染，汤药无 入，葬无虚日，凄怆警惶，呈乞急救……”
从临床症状分析，这是肺鼠疫与腺鼠疫的混合流行。其中“痘症”一词，应是“疙瘩”的同义词。如果说是天花的话，不可能出现“喉风肿毒急 症”，不可能“辰病午死”、“朝病暮死”、“或即时死”，也不可能耕牛、猪畜 “俱已突死”。因为，牛对天花具有天然的免疫力。如果说是钩端螺旋体病的 话，此次疫情发生于农历十二月，时令隆冬，以水污染为主要传媒的钩体病缺少暴发流行的条件。是否可能是一次炭疽病的大暴发？从上引文看，是疫 主要通过呼吸道传染，且以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为主要途径，而炭疽病则无此传播方式。炭疽病人可能通过吸入炭疽疱芽而致病，但却不会通过唾沫将炭 疽传给他人。因此，是疫既不是钩端螺旋体病，也不是炭疽病。
元兵带着鼠疫进攻福建，致其人口损失过半
那么，耕牛和猪畜是否可能患鼠疫而死呢？根据现有的研究，在哺乳动物中，能够感染鼠疫的，有骆驼、野猪、家猪、狗、猫、兔、山羊、岩羊、藏原羚、藏系绵羊和牦牛等。在鸟类中，已有多种鸟类能感染鼠疫。已有的实验表明，家猪和牦牛能感染鼠疫，却不会因感染鼠疫而致死。 来自鼠疫疫区的记载却往往与此相反，此颇令人不解。在本书第三章中，我们列举广东两个县份的资料，说明在鼠疫流行中，常伴有家畜与家禽的死亡。 《鼠疫抉微》称：“有鼠将死而猫噬之，猫死；人食其猫，人死；高州人外瘗鼠处，牛吃其草，牛死，犬亦如是。”来自医生的观察与来自民众的观 察是一致的。
这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至1910～1911年满洲里鼠疫大流行时，关于家畜之传染鼠疫，学者们议论纷纷。有人说鼠疫流行最盛的时候，有 多数家畜死亡。又有人说当疫情流行时，以未葬之疫尸饲养家畜，能使传染。也有人让猪传染鼠疫，结果“能致死者”。德、奥、印度鼠疫委员会以 鼠疫进行牛、猪及家禽的传染试验，皆不成功。来自伦敦的试验结果也呈阴性。陈永汉、伍连德等以幼猪二头、鸡三只、鸭三只，行鼠疫菌之皮 下注射，未见一动物死于鼠疫。这一结果与今天的实验结果相同。问题在于，在鼠疫疫区，关于家畜疫死的报告因何而产生？甚至有的试验会证明 鼠疫菌能致家畜死？在欧洲的民间传说中，也有关于家畜死亡的说法。我们以为最大的可能，在于大量人口的死亡，导致家畜因无人照料而死亡。也 就是说，家畜非染疫而死，而是因主人疫死无人照料而死。在上引南安府的资料中，所谓“突死”一说，有讹传的成分。
在上引《南安府志》中，还见有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冬天及万历 五年（1577年）秋冬的大疫，仍疑为鼠疫。直到近代，这一地区仍是鼠疫流行的地区。崇义县（明代后期南安府境新设之县）人就将此疫当作1949 年以前常见流行的地方病之一。④由此可见，南安地区长期存在一个鼠疫自然疫源地，其形成可以追溯到毗邻的赣州地区的人口死亡，更可追溯至宋代末年元兵的进入。这一鼠疫自然疫源地今日已不复存在，其熄灭的时间是在1949年以后。
这样，通过明代中叶南安府的鼠疫记载，我们顺理成章地将赣南山区 的鼠疫流行史上溯至宋元之际的战乱时期，并据此推测宋元之际粤东地区 的“疫疠”，亦为鼠疫。根据这一思路，再来看看福建的情况。
在移民史研究中，本书第一作者可能误读过一段有关建宁、延平两府的人口资料。道光《福建通志》卷五二称：“永乐十七年，建安县张准言： ‘建宁、延平两府自永乐以来屡大疫，民死七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巡按御史赵升已经核实其徭赋及各卫勾补军役俱未除豁。’仁宗监国，命户部、兵 部悉除之。”本书第一作者曾经评价道：“可见永乐十七年的大疫更为严重，以至于本应由建宁、延平两府府级官员来汇报的疫情，却由（建宁府）建 安县张准来报告。”此外，他还估算两府人口的死亡比例多达80%。 今查《明太宗实录》卷二一二，永乐十七年五月戊辰，“福建建安县知县张准言： ‘建宁、邵武、延平三府自永乐五年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七万四千六百余口’”。道光《福建通志》中的“七十七万”为“十七万”之误。《福建通志》 中衍出了一个“七”字。另外，《明太宗实录》中提到的是三府疫情，比《福建通志》中的记载多出了一个邵武府。
邵武府确实是一个疫情严重的地区。永乐六年九月乙丑，“江西建昌、抚州及福建建宁、邵武等府自五年至今年正月疫，人死七万八千四 百余口”。永乐八年十二月甲辰，“福建邵武府言：‘比岁境内疫，民死绝万二千余户’”。永乐十一年正月己酉，“巡按福建监察御史赵升言：‘光泽、 泰宁二县民五年、六年疫死四千四百八十余户’”。 这些记载相当混乱，第一条资料涉及四府，每府疫情不详。第二条资料仅涉及邵武一府，民死绝已达1.2万户。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每户4.2口，如真的死绝，则死亡人 口可达5万余人。可是，在第三条资料中，监察御史赵升只提及光泽、泰宁二县，不言其他。按照第二条资料所称，“死绝万二千余户”，那么，此外是否还有未死绝的户数呢？洪武二十六年邵武府的户数为5.7万户，如果真的死绝1.2万户，加上未死绝的其他人口，当地人口的死亡可能真的达到总人口的一半甚至更多。即建宁府的人口死亡就可能达到十多万人。 至永乐十七年张准奏报时，三府的死亡人口不可能还只是17万余人。洪武二十六年此三府民籍人口的总数为149万，加上军卫人口，则为156万。 如真的死亡人口为77万，则占总人口的近半数。由于《明实录》的记载存在一些疑问，又不知道光《福建通志》根据是什么，姑且不予展开。总之， 永乐年间福建西北部地区发生的大疫，对于福建人口的抑制，影响是明显的。联系同时期江西南安府的大疫，可以推测闽西、闽北地区可能存在一个巨大的鼠疫疫区。
福建地区的鼠疫也可能来自元兵的南下。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春， 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率南宋残部退入福建，抵抗元兵。同年十一月，元兵进入福建。两年以后，元军攻占福建境内宋军最后抗元的基地——漳 州。然而，同年黄华、许夫人等以闽西一带举兵反元，战事波及漳、泉、汀、邵武等地。不久，黄华降元。二十年，黄华复反，有部众十多万，第二年 为元军击败。与赣南的情况联系起来看，南下的元兵有可能将鼠疫菌传至 福建。
吴松弟指出，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福建大约有160万户，约 800万口。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福建人口大约为387万，人口损失 大约420万。如此巨量的人口死亡中有相当部分为疫死人口。
明代中期，福建境内仍有大的瘟疫流行。嘉靖年间，倭寇活动猖獗，泉州南安、永春、安溪、安海等县城均曾被倭寇攻陷，人口大量死亡。最大 的一次人口死亡发生在漳州府城，嘉靖十一年（1532年），“壬辰之乱，城中人民饿死七十余万。乡居者亦以疾疫耗，隅都里户丁额悬缺，而龙溪尤甚”。尽管漳州府城中的死亡人口还应该包括乡间逃来的避难者，但这一人数也实在太多了。泉州城的灾难发生于嘉靖四十一年，“郡城瘟疫，人死 十之七”。这两次瘟疫，极有可能是鼠疫。
西方文献：鼠疫来自中国
前文引元人端效方有关鼠疫的记载称：“时疫疙瘩肿毒病者……自天眷、皇统间，生于岭北，次于太原，后于燕蓟山野村坊，颇罹此患，至今 不绝，互相传染，多致死亡，有不保其家者。”值得注意的是，“至今不绝”一句，清楚地揭示出在端效方生活的时代，华北鼠疫仍在流行。这是目前 所见中文文献中唯一一条有关元代鼠疫流行的记载。
元代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成吉思汗建立的跨越欧亚大陆的蒙古帝国，消除了亚洲、欧洲之间的地理障碍，区域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物质流动，不 仅频繁，而且规模巨大。大批的中亚商人以及欧洲人来到中国，他们对于中国情况的了解，明显要强于他们的先辈。可惜的是，在马可波罗的游记 中，我们并没有找到有关中国流行鼠疫的蛛丝马迹。
不过，在西方的文献中，却存在着对于这一时期中国鼠疫的描写，尽 管这一描写只是有关欧洲鼠疫记载的副产品。与欧洲关于他们自己疫病的 描述相比，有关中国的记载是不确定的，模糊的。
先回顾一下欧洲的疫情。琼斯·罗尔（Johannes Nohl）对于欧洲鼠疫的描述是从意大利开始的。
“呵，幸福的后代，你们没有经历这样巨大的悲伤，只会将我们的经历当作一个寓言。”这句话来自帕特克（Petrarch）一封著名 的信。在这封信中，他向朋友描述了佛罗伦萨的城镇如何遭到黑死病的袭击。从1345到1350年，欧洲人口的一半或者三分之一 死于此疫。20万个城镇和村庄人口灭绝，死尸狼藉。有一个估计说，欧洲的死亡人口达到42836486。
600年时间过去了，帕特克当年的担心并没有变成现实。在留存至今 的许许多多的信件、日记、档案及其他的文献资料中，人们将尘封的历史从发黄的纸片中唤醒，大灾难的各种细节逐渐地展现了出来。
当墨西拿（Messina）的居民发现这突如其来的死神是由热那 亚的船只带来的时候，他们迅速命令热那亚人离开港口和城市。然而邪恶仍在，并引发更大规模的死亡。不久，人们相互仇恨，甚 至儿子患病，父亲也不去照顾。如果做父亲的敢于接近患病的儿子，他也会马上染病，三天之内必死。不仅如此，同一座屋里的 人，甚至猫和其他家畜也会接着死去。墨西拿城死亡的人口越来越多，许多人向神父祷告，请求宽恕。但是，教士们、神父们拒 绝进入患者的屋子。如果有人敢于这样做，则必死无疑……尸体被抛在屋子里，教士、儿子、父亲、亲戚们都不敢进入，被雇佣 的奴仆冒着极大的风险去掩埋尸体。人死而房门洞开，屋里留下珍贵的金银珠宝，想进屋的人不会有任何障碍。鼠疫来势凶猛，不 久奴仆短缺，以至于最后根本就没有奴仆了。灾难达到顶点时，墨 西拿人开始外逃。
这场疫病还与中国有关。琼斯·罗尔继续说：
鼠疫起源于中国。传说在1333年，一场可怕的散发恶臭和毒 气的大雾之后，中国开始了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从中国开始，经过印度、波斯和俄国这三条主要的商业通道，然后到达欧洲。一 位法国的男修道士描述鼠疫传入西西里岛的情形：“1347年的10 月初，12艘热那亚人的帆船驶进了墨西拿港口。帆船带来了可怕 的疾病，任何与他们交谈的人都被疾病袭倒，没有人能够幸免一死。所有与他们接触的人都染上了疾病。疼痛遍布全身，沟股间 及腋下出现一个小扁豆大小的肿块，人们称之为“燃烧的疙瘩” （born boil）。继而患者开始呕血，因无药物可治，三天内，患者死亡。不仅与患者接触者死亡，而且那些摸过或使用过患者东西的 人也会死亡。
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还会描绘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中，在意大利乃至欧洲发生的一幕幕惨剧。现在的叙述必须回到前一段引文中去。“1333 年”、“中国”、“散发恶臭和毒气的大雾”，在中国，1333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情？欧洲人关于中国的传说，到底是不是事实？
多斯（Michael W. Dols）是一位研究中东地区鼠疫流行史的专家，他的论述中涉及许多14世纪中东地区的商人、作家对于中国发生的大瘟疫 的描述。
从中国历史的记载来看，14世纪的第2个25年出现了异乎 寻常的气候变化。自然灾害摧毁了（鼠疫自然疫源地）中那些啮齿动物生活区的屏障，食物的短缺迫使它们与家鼠和人类接触， 因而把动物流行病传给了人类。至1346年底，在地中海的主要港口城市中，人们都知道一种从未有过的传染病正在席卷东方。东 方空气污浊，瘴气迷漫，生灵被毒死。
阿拉伯作家华迪（Ibn al-wardi）亲历了阿勒波（Aleppo）的黑死病，并死于1349年。他叙述这场疾病是从“黑土地”上开始 的。这一区域是中亚或蒙古，但不是中国。这场传染病在那里肆 虐了15年。
马克里兹（Al-Maqrizi）是马穆鲁克（Mamluk）帝国时代著名的埃及作家，写了许多重要的关于中东黑死病的著作。尽管他并 不是那个时代的人，但是在关于这场传染病起源的一些断断续续的描述中，他告诉我们在疾病传到埃及之前，已在大汗的土地上 肆虐。这一区域大概就是蒙古或北中国。按照马克里兹的说法，这些异教徒约有300多个部落，在夏天和冬天的放牧中，他们不明原因地死去：马匹、野兽和人皆死去。Khitai地区大雨滂沱，淹死动物和牲畜。Khitai这块地方，处于燕京（Yenking）和高丽（Korea） 之间，变成了沙漠。三个月中，16个皇子死去了，大汗蒙古的战士也大量死去。直到国王本人和他的儿子们也死于疾病。中国的 人口在传染病侵袭下大量减少，印度也死亡了不少人口。
处于燕京和高丽之间的这个Khitai究竟是什么地方，我们无法知详。按照发音，似乎可以将其译为“吉泰”，但是，在这一区域，我们找不到与 此音相谐的地名。可以肯定的是，它是燕北蒙古高原上的一处地名，而未必是按照今天的交通路线处于北京至朝鲜半岛之间的某一地方。无论在时 间还是在空间上，记叙此事的埃及作家离这一事件都相当遥远，他已搞不清这些地名所指的方位了。况且这些来自东方的信息，本身也是通过中东 商人们的口耳相传才得以传递的。
确实，《元史·五行志》有相似的记载，如1313年、1354年和1358年北京城就相继出现三次大疫。在最后一次大疫中，集聚于北京城中的河南、 山东流民死亡者多达20余万。1353年，处于蒙古高原边缘的大同路大疫，死者大半。这一切都和多斯的描述吻合。皇子死亡的记载不详，但按照《元 史》的记载，35岁的泰定帝，29岁的明宗，28岁的文宗相继于14世纪20 至30年代的几年中“崩”或“暴崩”于上都；此前，成宗41岁，武宗30 岁，仁宗35岁相继死亡，死亡地点不是上都，就是大都。可见在蒙古高原和北中国地区，确实有长时间的大规模的瘟疫流行。
从其他资料看，元代的北京已经是一座疫城。非正常死亡的人口多见 于记载：
至元十七年，（塔出）入觐，赐劳有加，复命行省于江西，寻 以疾卒以京师，时年三十七。
（ ）既而出拜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明年复以翰林学士承旨 召还……至京七日，感热疾卒，实至正五年五月辛卯也，年五十一。
脱力世官，畏吾人也……未几入觐，卒于京师。
三人都属于急性传染病死亡。同样的例证还可以找到：
（铁木儿塔识）从幸上京还，入政事堂甫一日，俄感暴疾薨， 年四十六。
铁木儿塔识的死亡是跟随皇帝从上都返大都后暴病而死的。我们怀疑 他染病的地点是在上都，或是在从上都至大都的途中。上都地处滦河上游，正是今日察哈尔丘陵松辽平原鼠疫自然疫源地。根据现代生态学的调查， 达乌尔黄鼠是当地主要的宿主。黄鼠的鼠疫流行，将鼠疫菌传给褐家鼠，然后由褐家鼠的寄生蚤——印度客蚤的媒介作用引起褐家鼠间的鼠疫流行， 并由此途径传播给人；或者，由方形黄鼠蚤直接在野外将鼠疫传播给人，从而引起人间鼠疫的流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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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8-22 15:19: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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