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向祥：中国律师的特殊抗战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2-10 15:40:41

尽管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早在60年前就宣告结束，但是日军遗留下的化学武器却依然不断地给中国百姓带来伤害，迄今已造成2000多名中国人伤亡。为了给无辜的受害者争取战争赔偿，一个名叫苏向祥的普通中国律师已同日本政府抗争了10年。

　　远远走过来的苏向祥，说不上高大但看上去很健硕，双颊渗出细密的汗珠在阳光底下微微发亮。说实话，苏向祥看起来不像律师，倒像老师??这不仅是因为他戴着眼镜的缘故，小方格的短袖衬衣、微微发黑的皮肤、朴实的微笑。乍看上去，他跟感动了中国的徐本禹有几分相似。

　　记者将采访地点选在北京南城静谧雅致的一座四合院里，苏向祥说他已经很久都没到过这么清静的场所了，这些年除了为代表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索赔的案件奔波，他还得通过代理国内的各种案件来维持生计。

　　“从2003年案件一审结果出来之后，已经快两年没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了。我很感谢新闻媒体，追究日本政府的法律和历史责任是需要全社会互动的一件事情，媒体的参与让我们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原先一直困扰我们的经费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或许跟职业有关，苏向祥说的每句话措辞都很简练。同时，他也承认媒体给他个人带来一些压力，把他推上了“抗战 ”的“前线”。

　　十年前的横祸

　　黑龙江省双城市的周家镇一带是远近闻名的“炸弹村”。这里距离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很近，是日军侵华期间弹药库、飞机场的所在地，曾有大批日本后勤部队驻扎在这里。

　　日本战败至今60年来，“炸弹村”已经发生了几十起炸弹伤人事件。尽管当地政府几十年来一直为杜绝此类事件而进行着各种努力，但随着“隐藏”炮弹被不断发现，炸弹伤人事件依然屡见不鲜。

　　199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随着中国一系列庆祝活动的展开，日本右翼极力否认侵华事实、歪曲历史的消息也不断传来。8月29日，周家镇正在修建的公路上发生了一起新的爆炸事故，造成当地农民一死两伤。

　　这次事件很快得到了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在黑龙江当地，年轻的律师苏向祥也从报纸上看到了这个消息。

　　当时苏向祥只有26岁，大学毕业后的两年里，一直在某家公司担任法律顾问，待人诚恳的他，在工作上表现十分出色。爆炸发生前的一个月，一家对外代理诉讼业务的律师事务所刚刚开业，苏向祥不但是事务所的主要发起人，更是工作的主力。

　　报纸上刊登的受害者照片让苏向祥的内心许久不能平静，在辗转得知受害者接受治疗的那家医院后，9月3日，他和一位同事来到了幸存者的病房。

　　苏向祥坦言，和同事来到医院纯粹是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他们专程给他送来1000块钱。苏向祥这样描述他在病房里见到受害者的那一幕：一只脚和整个后半身都被吊起来，身上的烧伤面积有95%，整个儿被纱布裹起来了，胳膊也断了一只……
从医院回来，苏向祥的心情变得格外沉重，他决定要为受害人讨一个公道，争取日本政府的赔偿。“我当时特别希望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我觉得不管日本政府对历史持什么样的观点，都必须要看到侵害中国人权的事件正在发生，必须要负起责任来进行回收、调查，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跨国诉讼

　　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苏向祥能够耗10年时间来跟日本政府打这场“持久战”，肯定与他的家庭有着某种联系。实际上，在做这件事之前，除了众所周知的民族仇恨之外，苏向祥对日本没有任何的带有强烈个人色彩的仇视。

　　苏向祥1969年出生在甘肃农村，3岁时跟父母到了东北农村。他的性格很像父母，有甘肃人特有的坚韧、能吃苦，内向的性格使他更善于思考而不善于表达，同时又不缺乏东北人的豪爽、不计较个人得失的特点。

　　1995年9月6日，苏向祥向日本驻华大使馆发送了一份传真，代表8月29日的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出了赔偿要求。考虑到日本使馆可能不理会这份普通律师发出的材料，苏向祥也在谋求另外的途径，他想到了去日本进行诉讼。

　　按照《国际法》的惯例，如果到日本去打官司，中方的律师只能作为证人出庭，代理人必须是日本律师。苏向祥遇到了诉讼路上的第一个难题??日本有一万多名律师，他对他们一无所知，不知道他们是右翼的还是左翼的，也不知道他们愿意不愿意替中国人来做这件事。

　　尽管如此，有一点苏向祥的内心是清楚的??日本律师在对待历史认识问题上，起码应该跟我们保持相同的观点，才可能带来实际的帮助。

　　似乎是上天有意的安排，本来做好了“找不到日本律师，这件事只能到此为止”心理准备的苏向祥，偶然向办公桌上的一瞥，却给整件事情带来了转机。

　　寻找日本搭档

　　1995年9月，日本律师小野寺利孝正在中国，对当年山东高密县刘连人被抓往日本做劳工的始末进行调查，他准备代表刘连人向日本政府索赔。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苏向祥的办公桌上就放着报道此事的一份报纸。几天以后，他又在另外一家报纸的文章中看到这样的报道，“北海道新闻社北京支局局长佐佐木正文先生亲自去机场接送刘连人……”苏向祥立刻查到了佐佐木正文的办公电话，希望他能帮助自己找到小野寺利孝。

　　“除了佐佐木，其实我还委托了日本共同社的记者，因为北海道新闻社我并不了解，但我知道共同社是大社，在东京本土找一个人应该很容易。”坐在记者对面的苏向祥露出朴实的笑容。

　　“你又是怎样找到共同社的呢？”面对记者的疑问，苏向祥一本正经地回答：“其实我找这些人所用的都是普通人的办法，按照机构名称查114。”
“你不怕那些记者是右翼人士拒绝帮助你？”

　　“在向媒体求助的时候，我抛开了国籍，我想媒体从业人员的道德和标准会让他们做出正确的判断。”苏向祥说这句话的语气很坚决。他的回答尽管简单，却透露出他内心的一个秘密??他是一个相信生活当中会有奇迹发生的人。

　　“不是说我当时有多高的水平，日语有多好才能有现在，我跟普通人的想法一模一样。开始我确实想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那时真放弃了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结果。”说到这里，他“嘿嘿”地笑了起来。

　　10月初，北海道新闻社和共同社几乎同时传来“找到小野寺”的消息。苏向祥根据他们提供的联系方式，向小野寺利孝所在的事所发送了传真，很快他接到小野寺从日本打来的电话，表示愿意为中国受害者提供帮助，并委托苏向祥进一步搜集证据。

　　经费与理念

　　通过与包括小野寺、尾山宏等律师的进一步接洽，苏向祥很快与他们所在的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书和协议书，明确了双方的工作范围。苏向祥一个人承担起了起诉日本政府的关键性取证工作，而所有的调查费用均由日本律师提供。

　　从日本律师手中接过一万元办案经费的时候，苏向祥心想：正是由于日本人当年犯下的错误才会出现今天这一系列案件，日本人拿钱出来也是应该的。但在接下来的取证过程中，苏向祥所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由于受害者本身从来没想过有一天要通过诉讼的形式来获取赔偿，对病例和诊断证明都没有进行保留。苏向祥不得不通过当地政府的档案部门调取这些材料，每当档案部门要求他出示相关证明的时候，苏向祥都感到十分尴尬。这种“志愿者” 的身份决定了“拒绝”和“碰壁”成为家常便饭，“感动别人”、“取得信任”成为苏向祥获取证据的唯一途径。

　　苏向祥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的同时，也在关注着日本律师和民众的反应。他注意到支持这场诉讼的日本友好人士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靠微薄的退休金维持生活，特别是当得知办案经费的绝大部分是来自他们捐助的时候， 1998年，苏向祥做出一个出乎所有人想象的决定??放弃日本方面提供的经费，自费将调查取证进行下去。

　　苏向祥向记者讲起了一名叫山边悠喜子的日本老人。“在日本她住的是最普通的小房子，多次往返中国看望受害者的费用都是她自己承担的。最后实在没有钱的情况下，她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每次参加日本律师组织的活动，这个老人总是自己带着水和饭团到现场，参加完活动，别人都去吃饭的时候，她就偷偷地在走廊里吃点饭团……”

　　当苏向祥明确表明不再接受办案经费的时候，日本律师以为他要放弃这场诉讼。在发往东京的传真中苏向祥这样写到：“……我这样做不会耽误任何有关诉讼的进程，请你们放心，我一定会做得比以前更好……”
从那以后，苏向祥一直依靠个人的力量在推动诉讼的进程，“我曾经问过小野寺，日本律师为什么要帮助中国受害者，他的回答令我震惊。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不光是在帮助中国的受害者，也是在帮助我们的国家，因为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错误观点，会把日本民众引向战争的边缘’。”

　　“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不能做到经济上的独立，就不能体现真正意义上的对等关系。”尽管苏向祥前后投入到取证以及往返东京的各种费用将近有30万元之多，但他依然倔强地坚持到了2003年。

　　将诉讼进行到底

　　在苏向祥和日本律师的努力之下，2003年9月29号，东京地方法院对第一批中国受害者向日索赔案做出一审判决。日本法官历史性地宣布支持中国受害者的诉讼请求，要求日本政府向13名受害者支付1.9亿日元赔偿金。

　　消息传来，苏向祥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情愫：这一天，距离他最初涉足“对日索赔”已经过去了八年。他已经从“ 青年”步入“中年”的的行列，八年的风雨兼程，苏向祥收获的是他生命中从未有过的一种感动。

　　但随着2003年10月4日，“日本政府正式对9月29日东京地方法院的判决提起上诉”的消息传来，更大的困难挡在了苏向祥面前??八年的诉讼，日本律师团“贴”进的经费已经超过了一千万元人民币，他们再也无力支付上诉的费用；而起初的大批日本支持者也因对诉讼丧失信心而减少。苏向祥猛然间意识到，要将诉讼进行下去，就必须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解决经费问题。

　　2003年的年底，苏向祥接到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对方自称是北京一家企业的总经理助理，代表他的老板向苏向祥发出“会面”的邀请，并表示愿意对诉讼进行资助。

　　自从媒体报道以来，类似这种电话，苏向祥已记不清接过多少次了。他也曾满怀期待地坐在“老板”们的面前，商谈资金帮助的一些细节。但是到了最后，苏向祥发现这些“老板”们所谓的“提供资金帮助”，不过是一种为企业提供商业宣传的手段。

　　想到日本律师团和支持中国受害者的日本民众，苏向祥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这样的“帮助”。所以，对于那一次打来电话的人几次提出见面的请求，苏向祥都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了。

　　“最后跟这个人去见面有两个原因，一是正好那时候我在北京，距离不是那么远；另外，确实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给我。我想出于礼貌也应该去跟他见上一面，对于资助的事情并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见面之后，双方礼节性地谈起了对诉讼事件的认识。对于苏向祥提出的“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自己办”的观点，企业家非常认同。他对苏向祥表示：“今后你就专心把事情做好，不要再为钱发愁，我们会为你提供无底限的经济援助。我们中国人要有自己的尊严，金钱上的支持，可以让你们以崭新的姿态去面对日本政府……”最后，企业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请不要公开我的身份以及企业的名称，我做这件事情和你一样都是发自内心的。”
有了这次无底限的资助，苏向祥可以更加从容地面对2006年春天即将得出的上诉结果。当记者提出“诉讼之路还将有多远”的问题，苏向祥将目光投向远处，“还有多远……”他慢慢地思忖着“现在所面临的不光是法律问题，还有历史认识的问题，如果日本政府不能正确对待历史问题的话，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就算打到国际法庭也要继续。”

在中国长大成人的山边悠喜子，归国后，维护和平正义，抨击侵略战争，鼎力支持中国战争受害者起诉日军遗弃毒气弹伤害索赔的跨国诉讼第一案，支持他们与日本政府对簿公堂，讨要公道，为维护世界和平谱写了一曲正义之歌。

　　2002年9月27日，新华

社北京报道：“9月5日至27日，应中方要求，日本政府派出以日本内阁府处理遗弃化学武器担当室室长岩谷滋雄为团长的挖掘作业团，在黑龙江省孙吴县进行了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挖掘回收作业。”据悉，这次挖掘作业共挖出467枚炮弹，其中化学炮弹193枚，另外还挖出日本桶装毒剂4桶，净重306.5公斤，毒烟筒154个，清理被污染土壤等1.8吨。
　　上述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及污染物经密封包装后将运至专门设施存放，待日后由日方负责统一销毁。中方也派出以外交部处理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问题办公室主任滕安军为团长的中方协助团，前往现场协助日方作业。

　　孙吴县曾是侵华日军的驻守重镇之一，最多时驻军达8万余人。日本战败时将大量化学武器遗弃在孙吴。1954年，孙吴县政府将发现的日本遗弃武器收集后集中掩埋在孙吴北山。

　　经中方推动，日方同意2002年9月实施挖掘回收作业，并分别于2002年4月7日派团来华进行相关准备。中日双方还事先制定了周密的挖掘计划和方案，并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确保本次挖掘作业的安全。

　　经中日双方努力，两国政府在1999年7月就签署了《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大量化学武器的备忘录》，日方在《备忘录》中承认在中国遗弃了大量化学武器，并承诺要履行《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的销毁义务。目前，两国政府有关部门正根据《备忘录》的精神，就如何尽快销毁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的具体事宜进行磋商。本次挖掘作业是在启动销毁作业前为减少日本遗弃化学武器对当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生态环境的威胁而采取的一种临时性安全措施。

　　这条讯息传到日本列岛后，73岁的日本老人山边悠喜子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在中国经历过日本侵华战争的山边悠喜子，战后50多年来矢志投身和平反战事业，频繁往来于日中两国，在揭露日本731部队滔天罪行的同时，倾情关注遗弃化学武器在战后给中国平民造成的一系列灾难，鼎力帮助中国受害者起诉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害案的跨国诉讼，并在东京开庭。

　　山边悠喜子女士为什么要把毕生精力投入到艰难的反战事业中去，从而成为日中友好的和平使者，这要从她的人生足迹中寻找答案……

悠喜子的中国情结

　　1922年，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把日俄战争后仍驻留在远东的日本军队赶出了海参崴。这批日本军队以“过路”和“短期借驻”为名，在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政府猝不及防的情况下，强行进入东宁县三岔口镇，并马上派遣了一些化装成江湖医生的日本特务，把中国东北三省情况调查得一清二楚。为了最终侵占中国东北这片广袤的沃土，日本政府派遣了数千个以“垦荒”为名的准军事组织“日本开拓团”，为后来的侵华战争抢滩东北。

　　悠喜子的父亲，一个日本农家青年山田一夫也被征为开拓团成员，来到中国。悠喜子两岁的时候，1931年9月18日，日本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三省。

　　在侵华战争炮火硝烟中，在中国生活、长大的悠喜子，继承了农民父亲纯朴善良的天性。她睁大稚气的双眼，惊异地注视着自己周围的变化。日军为什么把勤劳朴实的中国邻居，驱逐出村庄？一起玩耍的小朋友为什么不断的因冻饿而死，昨天还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们为何一夜之间成了日本人的奴隶？

　　在具有正义感的父亲山田一夫的感染、教育下，悠喜子逐渐明白了自己国家的军队是一支以强凌弱的侵略军，他们在中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1945年夏季，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军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强有力的打击下，溃不成军，节节败退，日本开拓团成员也如惊弓之鸟，四散奔逃。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告投降。悠喜子时年16岁，善良的中国乡亲收留了这个已是无处可归的日本小姑娘。

　　这期间，她体验到饱经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的中国农民所给予她的不计前嫌、关爱有加的呵护。而与日军浴血奋战过的八路军进驻城乡后，知道她是一个日本女孩，把她送进中国学校，希望她长大后成为日中友好使者。两年后，长大成人的山边悠喜子毅然决然地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第四野战军的医护战士。

　　在炮火硝烟中征战的人民军队对于悠喜子来说，是一座人生的熔炉。在中国军人为争取和平而英勇牺牲的斗争精神熏陶下，悠喜子成为一个勇敢的女兵。

　　经过了六年的部队生活，1953年退伍复员的悠喜子与日本亲属互通讯息，在祖父母恳求下，她准备回到祖国和亲人中间去。但是哺育过悠喜子长大成人的中国土地，已经成为她的精神家园。在同学和战友当中，她留有无法割舍的中国情结。

　　1953年夏天，与日本列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的大连港口上人头攒动。此刻，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要在这里，在当年日本侵略军向中国运送军队和给养的地方，欢送战后与山边悠喜子有着相似人生经历和感受的第一批日本归国者，回到他们的亲人中间去。

　　在这分手的时刻，悠喜子的战友和同学们、幼年时一起长大的朋友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了。他们要为一个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做过贡献，为建立新中国洒下汗水的日本姑娘送行，为一个回归故园，可能将永远不会回来的战友送行。

　　汽笛长鸣，满载日本归国者的巨轮启航离岸。望着抚养呵护过自己的中国亲人和生死与共的军营战友，望着渐渐远去的城市、原野，悠喜子拭去了夺眶而出的热泪。她决心将自己的生命与这块热土紧密联系起来，把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反对战争、维护和平的日中友好事业中去。悠喜子面对波涛汹涌的大海起誓，确认了自己的人生定位。

维护正义的反战斗士

　　1953年秋，有着特殊履历的悠喜子由于汉语水平较高，在东京日中友好协会里找到一份文职工作，她以干练敏捷的军人作风，迅速进入角色。当时，日本反华情绪比较浓重，在反动势力影响下，日本国民对于该国政府在二战当中应负的历史责任一无所知，更不用说对日军侵略罪行的情况有所了解。

　　日本政府用删改教科书等方法抹杀侵华日军的侵略罪行，日本内阁政要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吊唁日本战犯亡灵，为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打气、招魂，顽固不化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年都要举行集会、活动，至死不改的军国主义分子剖腹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怎样打破坚冰，驱散萦绕在日本国民心头的迷雾，把日中友好事业开展起来呢？悠喜子在协会里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坚持不懈地收集、调查日军侵华罪行的一切有关资料，举办有关实物图片的反战题材展览，举办日本归国者恳谈会、战争受害者声援会、反战演讲，播放反战电影、幻灯片，与日本在野党反战组织联手举办反战活动，与进步媒体联手加大反战和日中友好舆论宣传力度……通过这些活动形式，促使一切和平、民主、正义的力量在反对战争、日中友好的旗帜下团结起来。

　　这些内容广泛、形式多样的活动在今天这样高科技的信息时代里，可能是简便易行的，然而在40多年以前，开展内容这样丰富、覆盖面这样广阔的政治活动，不知需要多少人的心血和精力。在当时只有五六个专职人员的日中友好协会里，悠喜子自然而然成为做实际工作的担纲领衔人物和中坚力量。她四处奔走，用热心支持者的募捐，寻找并租借廉价、便于组织活动的集会场馆；她努力说服一些报馆，为日中友好协会刊登免费公益广告；她到处打听经历相似、见解相近的日本归国者，并制作名录把大家组织起来，参加和平反战活动；深更半夜，她还赶写过无数演讲、宣传稿件。因而，她以“和平使者”之称，享誉主流社会。

　　20世纪70年代初，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勇敢地掀开了日中友好的历史新篇章。这一重大举措的实现，其中蕴含着山边悠喜子等一批具有远见卓识政治头脑的日中友好人士战后近30年的努力。已经成为日中友好协会重要成员的悠喜子意识到，协会的工作任重道远，还有许多深入具体、无可替代的工作需要具有献身精神的人来做。为此，悠喜子渡过日本海，来到阔别20多年的中国。

调查“７３１ ”罪行，关注遗弃生化武器重案

　　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后，日本社会上的反华势力并没有烟消云散。日本政界要人、政府高官仍不顾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谴责，经常去参拜靖国神社；删改教科书问题始终没有解决，日本官方媒体一直对民众遮掩着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史实。更为严峻的是，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日本成为20世纪末举足轻重的世界经济强国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不时以民族主义面目出现，威胁影响亚太地区的稳定和安全。而此时，成为日中友好协会领导成员之一的悠喜子来到了中国，目的是调查日军侵略罪行，她要用铁的事实为历史作证。

　　20世纪80年代在哈尔滨惊现日军731细菌部队罪行后，悠喜子迅速赶到“731”遗址，对当年日军残酷杀害战俘的滔天罪行进行了认真调查取证。为取得第一手资料，让事实说话，她走访幸存者，录制拍摄了大量的音像资料，并将调查情况归档立卷，成立了“731部队遗址登录目指会事物局”，悠喜子亲自出任局长，负责向日本和全世界揭露731部队历史罪行的宣传工作。

　　731部队罪行曝光于世后，悠喜子在调查中进一步发现，日本军队遗弃的化学毒剂武器在战后仍然不时造成中国平民伤亡的事件。

　　随着悠喜子的关注和调查，侵华日军遗弃炸弹和生化武器危害中国平民的信息从四面八方接踵而至。

　　1974年10月，黑龙江航道工程处红旗9号轮在江港清淤时，吸上一颗毒弹。毒气泄露后，32名船员中毒。船员肖庆武因伤势过重，并发骨癌，死时除脚后跟外，两只脚掌全部烂掉，惨不忍睹。

　　1982年夏天，在牡丹江市光华街工地上发生一起日军遗弃毒气弹泄露伤人案。更令人震惊的是：这枚毒气弹泄露伤人后，随之又挖出三枚毒气弹。

　　1995年春季的一天，黑龙江省双城市周家镇东新村一声巨响，一颗当年日军遗弃的炸弹炸了，当场炸死一个村民，另一个村民也不治身亡。炸弹事件激怒了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埋有日军遗留炸弹的村民，他们悲愤地质问：“死者留下孤儿寡母，伤者成为终生残疾，这事儿谁管？”

　　“炸弹村”村民的泣血追问，激起悠喜子的义愤，她把调查焦点对准侵华日军遗弃炸弹和生化武器危害中国平民案，准备以更翔实更具体的案例唤醒对于侵华战争不甚了解的日本青年一代。通过综合分析，悠喜子揭示出一个令人发指的史实：日军遗弃炸弹毒气弹的场所不是一处，而是多处，不是零星，而是批量。日军仓皇撤兵后，大约有70万枚化学武器弃留在中国，战后约有2000多个中国平民受到化学毒气和炸弹的伤害。

　　面对这血淋淋的事实，悠喜子义愤填膺，决心协助中国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讨要公道。

　　1995年7月，悠喜子为参加二战50周年纪念活动再次来到哈尔滨。她想利用这次访华，找到“牡丹江毒气案”受害幸存者，与他们建立联系，取得更为翔实、确凿的资料，以更有力的支持并帮助他们以法律手段和途径，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益。进而对采取“鸵鸟政策”，企图回避、逃脱历史罪责的日本当局形成压力，促使日本政府正视并解决日军遗弃毒气弹这一严酷的历史遗留问题。

　　在哈尔滨“731纪念馆”的帮助下，悠喜子终于找到了牡丹江毒气案幸存者仲江。年届40的仲江20岁时，在建设工地施工时遭遇日军遗弃毒气弹的伤害。悠喜子早就接触过相关案例资料，对于这个深受毒气弹残害而被葬送宝贵青春和人生幸福的年轻人十分同情与关注。当她得知仲江孑然一身，独居在简陋寓所，依靠单位和亲友资助艰难度日时，抑制不住同情和悲愤的热泪。在悠喜子帮助下，中日律师向仲江伸出援手，将他作为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受害者跨国诉讼第一案的原告第一人，为此案东渡日本，出庭作证。

鼎力帮助仲江东瀛打官司

　　2002年初春，仲江飞抵日本东京，受到满头银发、年逾七旬的悠喜子等日中友好人士和律师的迎接。

　　“仲江儿，你有什么顾虑吗？”

　　面对老人的发问，仲江坦然作答：“为了给历史作证，这一时刻，我足足等了20年！”悠喜子又何尝不是如此。为了维护和平发展日中友谊，她孜孜不倦地奋斗了半个世纪，坚定不移地实践着年轻时的人生诺言：用毕生精力反对战争，维护和平。

　　为了保证牡丹江毒气案顺利进入庭审的诉辩交锋实质阶段，悠喜子积极参与各项准备工作。她协助律师与仲江深入研究拟定陈述提纲，给仲江介绍日本司法情况，帮助仲江进入良好的起诉状态。同时，悠喜子组织日中友协的同事们在东京举办了毒气受害者照片展，反战声援会，日本各在野党接见仲江活动，社团组织听证会，记者招待会和与中国下一代及受害者通信活动。

　　通过这些活动，大批对二战历史情况迷茫无知的日本民众受到震动、教育，许多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握着仲江的手说：“听了你的叙述，我们才知道日本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坏事。”许多参加听证的日本人说：“应该由政府出面担责认错，给予赔偿。”一名18岁的青年学生给中国受害者子女写信说：“我希望通过这些活动把战争真相告知日本民众。”

　　在悠喜子的支持下，这些活动，为战后第一起日本遗弃毒气弹诉讼案的开庭和成功作证，添加了不可或缺的砝码。

　　2002年2月4日，日本东京都地方法院开庭审理首例日军遗弃毒气弹战后伤害中国平民的跨国索赔诉讼案。

　　当天下午东京时间13点左右，全日本媒体聚焦东京都法院直视中国原告仲江。在悠喜子关切的目光下，仲江表情刚毅、坦荡无畏地走进法院审判大厅。

　　13点30分，身着黑色法袍的日本法官敲响法槌，宣布开庭。仲江作为原告证人，陈述了自己的受害过程。

　　1982年春天，年仅20岁的牡丹江工程处职员仲江在牡丹江市光华街监督管道施工时，发现了民工挖出的日制毒气弹。毒气突泄后，灼伤了仲江等五名中国员工的脸部和肢体。在此后漫长的20年当中，他们被反复发作的伤痛折磨不堪，有的死在辗转求医的路上，有的瘫痪在病榻上，常年遭受贫困和伤痛的双重折磨。仲江每年春秋季都因中枢神经痛疼和昏迷而住进医院。

　　庭审当中，主审法官问：“仲江先生，你作为本案原告第一出庭人，对被告人有何要求？”仲江沉稳而坚定地回答：“我们要求被告首先要向原告赔礼道歉，向受害的中国人民谢罪，同时要足额赔偿我们的经济损失。中国公民的人权不容漠视！”仲江铿锵有力的回答，语惊四座。在旁听席上的山边悠喜子禁不住流下热泪。这宗间隔20年、筹备达8年之久的跨国诉讼案，其中蕴含着悠喜子多少心血与企盼！她作为反战斗士，决不是为功利所驱使，多年来，她用自己数十万日元稿费资助过仲江等一批战后中国受害者养伤，度日。悠喜子想借此回报自己少年时代所得到的中国人民的恩泽。

庭审继续进行

　　由日本法务省检察厅组成的七人应诉团是日本政府最权威的法律顾问，其成员均为日本法国际法专家。战后，特别是近年来他们一直代理日本政府参与国际民事行政诉讼，其中一位叫敏子的中年女士，是顶尖级法学专家。敏子面对原告的血泪控诉，没有理由和任何依据进行辩驳。敏子和应诉团成员一一过目完所有书证，均一言不发。法官进一步询问后，宣布：“所有问题，被告代理人均不发表任何疑义。”敏子这种异常表现，实际上默认了原告的起诉无懈可击。日军遗弃毒气炸弹战后残害中国平民的事实成立。

　　接着，法官询问了仲江个人收入及伤残后遭受直接与间接损失的有关情况。这宗以仲江作为原告出庭证人的跨国诉讼案，是由发生在佳木斯、牡丹江等地七起案件的18名受害者向日本法院提起的集体诉讼。原告向法院提出的关于经济和精神损失方面的诉讼请求是向每个原告赔偿130万元人民币，折合3.6亿日元。

　　法官听取了仲江陈述和代理律师发言后，由于被告代理人未作当庭辩诉，法官宣布休庭。应诉团长敏子夹起提包，面无血色走出审判厅，其他成员则拖着沉重的脚步有气无力地跟了出去。悠喜子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与原告代理律师团成员涌上法院三楼会议厅，出席了有法学界和共同社、记者参加的媒体记者招待会。与会者认为此案审理的首要意义在于：使更多的日本平民知道了这样一个严酷的事实，即除了劳工、慰安妇等战时受害群体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中国平民，在战后和平时期继续受到日军遗弃化学武器和炸弹的伤害与威胁。更让人揪心的是，迄今为止隐患仍然存在，责任尚需日本政府出面承担。

　　当晚，东京一电视媒体评述：“与以往的劳工、慰安妇索赔案相比，日军遗弃化学武器战后致死致残人命，是更惨重更危险的事件，谁知道至今仍埋藏在地下的魔鬼什么时候还会再蹦出来呢？”而这正是悠喜子要告诉广大日本民众的。

　　悠喜子看到自己多年矢志不渝的反战活动引起社会反响，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尽管此案将会再度开庭审理，但是结局应当朝着有利于原告的一面发展。

　　而仲江则表示：“我将义无反顾地将这场官司打下去，中国公民的尊严和人权不容漠视！”

尾声

　　年逾古稀而壮心不已的反战斗士山边悠喜子深知，尽管实现正义与和平的道路仍然曲折漫长，但是，只要矢志不渝地奋斗下去，这项崇高而伟大的事业就一定能成功。现在悠喜子除参加百忙的社会活动之外，她长夜秉烛，笔耕不辍，译著了大量反战与和平主题的著述，以此留给人们去阅读、思考。在日中友好人士的行列中，担任“731”遗址登录目指会事物局长、《中国归回者》季刊编委、ABC企事委员会副代表的山边悠喜子女士，仍然精神矍铄地走在前头。

　　作证东京的仲江即将飞回祖国的时刻，悠喜子把自己翻译的揭露日军遗弃化学武器的史料著作赠送给他，并语重心长地说：“仲江儿，我永远和你在一起！”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2-10 15:50:05

“胜诉，全额支持诉讼请求。”29日12时50分，跨国诉讼案律师代表团中方律师苏向祥在电话中只说了这样两句话，声音便开始哽咽。

　为了这一天，13名原告与他们的代理律师已经奔波了近7年；为了这一刻，无数龙江人已经等了半个多世纪。

回顾往事不堪回首

　本次诉讼13名原告分别是松花江红旗09号毒气案、牡丹江市光华街毒气案、周家镇东前村炮弹致害案三起灾难事件的受害者。与一个月前发生的齐齐哈尔“8·4”事件相同，在他们毫不经意时，灾难突然降临。

松花江红旗09号毒气案原告三人

　 1974年10月20日，省航道局职工肖庆武、刘振起、李臣正在佳木斯江段上正常作业，船上的吸泥泵突然发生故障停止转动。一枚炮弹卡在泵内，弹头已经消失，一种黑褐色液体正在不断地流出。三名工作人员准备排除故障，手脚、胳膊、额头溅到了液体。李臣后来对记者回忆说，他的双手、额头很快就长满了水泡，额头上的水泡有鸡蛋那么大。他们意识到液体有问题，万没料到这就是臭名远扬的“毒气之王”芥子气。三人沾上液体的皮肤不久就开始溃烂，走遍了各大医院均未见好转，他们只得将腐烂的肉剪掉，等到新肉长出来后再次溃烂，然后再次剪掉。然而，伤害远未就此终止，刘振起的双手中毒后肌肉严重萎缩；肖庆武仅活到60岁，死前双脚几乎烂没了，生活不能自理。由于担心芥子气会传染，三人中毒后曾被人为隔离。李臣的女儿因“芥子气父亲”在班级里一直形单影只，连个同桌都找不到。肖庆武的女儿因用父亲的脚盆洗过脚，不久便殃及全身，周身溃烂、红肿、干裂，完全丧失了生活能力。

牡丹江市光华街毒气案原告四人

　 1982年7月16日下午，牡丹江市光华街某工地。在距地面2.5米深的地方，23岁的河北民工邢世俊的铁锹碰到了一个铁桶，他与民工鲍培中、司明贵一起将铁桶拔了出来。铁桶高1米，直径约0.5米。他们将一个螺母拆了下来，伴随着一股刺鼻的大蒜味，一种黑色液体喷了出来，溅到了几位民工身上。该次泄漏致使光华街附近300平方米区域被污染。经消毒处理，25日恢复正常。半个月后，光华街以东10米处又发现4个毒剂桶，12天后被排除。司明贵遭遇芥子气后，臀部、腿部溃烂，大小便失禁，身上常年背着一个小水瓶。他的妻子被传染后无奈带着孩子离开了他，至今没有任何联络。孙文斗是在上班途中，一脚踏入被污染的路旁积水感染上芥子气的，引发的后果是糜烂性胃炎、胃部三分之二被切除，眼睛四季流泪、怕光怕风，浑身乏力，牙床出血、无法刷牙，不能长时间行动。他的儿子因此被同学称为“芥子气”、“小毒气弹”、“小日本”等，有的同学躲他、骂他甚至投石子打他，孩子最终辍学在家，不肯出门。仲江事发时是工地的指挥，喷出来的液体溅到了他的脸上，他自此开始牙痛、神经痛、双眼流泪、视力下降、吞咽费力、耳内流黄水。他的家庭因这次灾难而解体，20年来，他一直过着“医院就是家，反复出院住院”的生活。去年10月因病情恶化他再次住进了医院，至今仍未出院。最先接触毒气的邢世俊的中毒反应是头痛，发作时他用头撞墙、用拳头打头，钻心的疼痛使他不能忍受。1985年，由于无法完成工作量被单位解雇。之后他在工地找了个当保安的活儿，1987年再次因身体原因被解雇。这之后他一直打短工，月工资五六百元，赚到的钱基本上都买药治病了。

周家镇东前村炮弹致害案原告六人（五名遗属）

　 1995年8月29日，在被称为“炸弹村”的双城市周家镇东前村、东兴村，村民刘远国、齐广春、齐广越在拆除日军遗弃炸弹时，炸弹突然爆炸，齐广越当场被炸死，刘远国、齐广春等人身受重伤。后经证实，这是周家镇的第45起日军遗弃化学武器伤人事件。刘远国全身烧伤面积达95%%，双臂被炸飞，右腿骨折。半个月后，他终因伤势过重离世，撇下两个孩子，留下7万元债务。两个孩子不久便辍学。齐广春胫前肌腱断裂、腕肌腱断裂、右桡骨开放性骨折、面部烧伤。

胜诉以慰亡者在天之灵

　今年5月15日，对13名原告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日子。虽然早在意料之中，但当得知第二批诉讼的判决结果是败诉、全部诉讼请求被驳回时，他们还是难以承受。李臣、孙文斗都曾对记者说，说不清那天是怎么过来的，就是觉得心里发堵，一口气憋在胸口喘不上来。“日本法庭承认伤害事实了，为啥就不讲理呢？”他们早在1996年12月9日就已提起了诉讼，但是，日本法庭就“个人能否起诉国家”、“隐匿战前化学武器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行为”等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李臣说，第一年很焦躁，总想通过各种手段打听日本方面的动静，之后就渐渐平静下来，他们想通了，正义总要胜利的。“知错就得认账，我们誓将官司打到底。即使我们等不到那一天，我们的孩子还可以替我们完成这个心愿。”

　这一天终于来临了。据中方律师苏向祥介绍，远在东京的受害者代表李臣、家属代表刘敏都是热泪盈眶。遗憾的是，三名亡者齐广越、刘远国、肖庆武没能等到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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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向祥：中国律师的特殊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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