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本日记》---有关1940年细菌战情况 (2007-04-08 22:33:21)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2-11-1 09:36:49

有关1940年细菌战情况的井本日记（摘自一审起诉书）
以下引的1940年的井本日记证明了日军对衢州和宁波进行过细菌战。
1、1940年6月5日的井本日记
下述6月5日的日记记载了支那派遣军参谋井本与参谋本部作战课的荒尾兴功（中佐，当时的官衔，以下同样），增田知贞（中佐）商量有关浙江省细菌战的内容。
1、时间          暂定（7月中）             解决□□问题
2、机场          句阳〔容？〕
3、目标          浙赣沿线城市
4、实行部队的指挥                   总司令部直辖（石井大佐负责）（略）
ヘ、高度约四千以上
卜、种类、散布、跳蚤
                                       [1940年6月5日“井本日记”第7卷]
上述内容与第二章所述相同。另外可知，当初江苏省的句容（南京的东面）被预定为机场。
2、上述1以下的井本日记中有如下一些关于细菌战的记载（“ ”内为原文）。
六月二十八日。井本“为了与中央联系“木”等事宜，紧急决定立即去东京”，从南京出发来到东京。（“井本日记”第7卷。下同）
七月二日。井本在东京的“军医学校与石井大佐及下属为确认有关决定事项，又一次进行了商谈”。
7月21日。井本“上午在石井部队商谈“木”的事情后”，接到“东京下达命令时立即参与作战的航空参谋立即上京为主要内容的电报”，“下决心侦察杭州”。
7月22日。井本“上午飞杭州侦察各要件”、“决定使用杭州市笕桥的旧中央航空学校”。
3、1940年8月16日的井本日记
以下8月16日的日记以“在杭州联络”为题，记载了井本到杭州市笕桥的旧中央航空学校，向作为细菌战的实战部队的奈良部队传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时的连络内容。

1、传达命令
6、经费的出处（在总司令部研究是从哈尔滨还是从南京筹措经费）
12、从空中对目标进行拍照
13、申请消毒药
15、驻军要地地志（到攻击目标之前）
17、○弹 H15
[1940年8月16日“井本日记”第8卷]
如上所记，所谓的支那派遣总司令部传达的命令是对在杭州的石井部队而言的。其内容是关于细菌战的具体攻击目标的空中摄像，攻击目标的地志等的搜索以及细菌战弹药、消毒液的准备等的作战指令。而其中所述的[ 15 H ]，则是15发的意思。
4、1940年9月10日的井本日记
以下的9月10的日记，记载了井本从奈良部队的大四澄（中佐）和增田美保（大尉）处接到了关于攻击目标和运送细菌的报告的情况。
10/9 （9月10日）
一、与奈良部队的太田（大田。译者注）中佐和增田大尉联系
1、定于9/10搜索目标，把宁波和衢州作为目标是妥当的
         （金华呢？）             空中摄像（城市）
2、10/9第一次弹药输送迟到，预定在几天内到达，第一次 C 改为 T
                                       [1940年8月16日“井本日记”第8卷]
如上所述，大田澄和增田美保根据空中摄像的搜索结果，向井本报告了将宁波和衢县作为攻击目标是适当的，并提出以金华作为候补。而且，将第一次细菌战输送的弹药由当初预定的“C”（霍乱菌）改为“T”（伤寒菌）。
5、1940年9月18日的井本日记
以下9月18日的记载了井本与奈良部队之间确认了的细菌战的具体实行计划的内容。
18/9（9月18日）星期三
二、与奈良部队的联络内容
1、拖延开始细菌战的原因
2、决定弹药空运与陆上输送并行
3、福岛雇用人员的战死情况
4、一天生产霍乱菌10千克、伤寒菌10千克以上
5、目标可定为宁波（或其附近地区，一平方米公里用1.5公斤的细菌）。
金华、玉山一平方米公里使用二千克细菌（其附近地区一平方米公里使用 0.7—0.8千克细菌）
山本吉郎（关东军参谋）的意见。

1、有两种使用弹药的方法，一种是大范围使用稀释半金属弹药，另一种是少次数使用高浓度弹药，选定温州为实施后项方法的地区（台州、温州、丽水）。
2、为能决定使用下雨式投放弹药而使用降落伞的计划          宁波的海上方案
3、借用一架航空摄像机
4、关于使用笕桥机场的事情，应避免其它部队该飞机场，还有其它联系的事宜
5、递交地图的事情
6、与战术有关的事项、关于其用法的事情    [1940年9月18日“井本日记”第9卷]

如上所记，井本与奈良部队之间确认下来的有关细菌战具体实行计划的内容为：在已作为攻击目标的宁波、金华的基础上，再加上玉山、温州、台州等地区；在宁波一公里见方的地区上使用1.5千克的细菌等，明确了各攻击目标的具体细菌使用量等。
预计一天生产霍乱菌（“C”）10公斤，伤寒菌（“T”）10公斤以上。
还有拖延细菌战开始时间的理由，细菌炸弹的输送为空运和陆上输送并行，军属在福岛的战死状况的确认等。
并且山本参谋具体示意了使用“被稀释的弹药”和“高浓度弹药”的二种方法。
此外，将细菌战使用的机场预定为杭州市的苋桥机场，确认了在使用该机场期间，其他部队不得使用该机场。同时还确认了“与战术有关的事项”，并为秘密实行细菌战进行了商讨。
6、1940年10月7日的井本日记
以下的10月7日的井本日记记载了井本接到由奈良部队的主要实行者山本吉郎（参谋）、福森宪雄（少佐）、太田澄、金子顺一（大尉）、增田美保五位递交的关于细菌战的实施状况和经验教训的报告的内容。
下面记载了1940年9月18日到10月7日期间，日军在浙江省进行的六次细菌战攻击。“蚤”是指感染鼠疫的跳蚤。
为了判定攻击的效果而由密探进行调查，灵活对待攻击目标和运用攻击方法，可以重复运用攻击方法，以及预计将来要继续进行细菌战等的内容也被报告。
一、听取奈良部队的情况
[山本（吉郎Z）参谋、福森（宪雄）少佐、太田（澄）中佐、金子（顺一）大尉、增田（美保）大尉]
1、迄今为止运输6次（其中船运2次）
空运都是当天到达，船运约需要6天，将来可用空运。
2、迄今为止攻击过6次（另列表说明）
蚤 1g  约为  1700  □
3、等待效果的判定       密探
4、决定在杭州测定气象等情况，并将其移到当地，不得使用降落伞（只对宁波）
5、和将温州作为下雨式投放弹药的目标，但台州等地区不适合此类形式的目标。但攻击温州的话，由于气象等原因决定不使用降落伞的话，投放弹药有点困难。
6、（据山本参谋说）
要灵活对待攻击目标和灵活运用攻击方法    （决定）
可以重复运用攻击方法
7、人事问题
8、驻军要地地志
9、“木”作战的发展前景（预测将继续）
[1940年10月7日“井本日记”第9卷]
7、上述6以下的井本日记中有如下关于细菌战的记载。
10月8日。因井本转任参谋本部作战科，因此与增田知贞及井本的后任吉桥戒三（少佐）进行了商谈。其中谈到“实验到任何时候也不会终止。到了12月要暂停一下，考虑接下来怎么办（12月暂停，来年继续）”、“考虑不再用C[霍乱]、P[鼠疫菌]或许能成功”（“井本日记”第9卷，下同）。
11月25日，住职于参谋部的井本从军医学校的北条中佐处得到“根据大陆指096号收到[关于目前进行中的细菌战]实验在本月末停止的指示”的消息。
11月30日，井本从支那派遣军参谋吉桥戒三处得到“石井大佐答复同意11月最后一天结束该事宜”的消息。另一方面，得到了：石井四郎（大佐） “向杭州、上海的同事提出该意见”，最后达成攻击金华的协议等报告。                         （“井本日记”第10卷）

井本熊男业务日志中对细菌战的自述
1
井本熊男的业务日记的发现
尽管被告进行了彻底的隐瞒工作，日军进行细菌战的事实还是在90年代中期以后迅速地得到了解明。
解明细菌战事实的最具决定性的契机是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和立教大学讲师伊香俊哉从被告（防卫厅研究所图书馆）保管的：
①井本熊男大佐的日记（共23册）
②金原节三军医大佐的《陆军省业务日记摘录》（共35册）
③大塚文郎军医大佐题为《备忘录》的日记（共13册）
④真田穰一郎少将的业务日记（共40册）
中发现了关于细菌战的重要记载，并在1993年12月将其内容公布于众（各将校的军衔为最后的军衔）。
上述公布的日记中，特别是担任过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员、支那派遣军参谋等职务的井本熊男（以下简称井本）的业务日记（以下简称井本日记），作为日军的细菌战记录，具有一级证据价值。
井本的简历：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员（1935年12月至1939年9月，1940年10至1942年12月），支那派遣军参谋（1939年9月至1940年10月）等。
重要的是井本熊男在1935年12月被安排在大本营参谋本部作战课以后，一直担任731部队等细菌战部队与陆军中央之间关于细菌战情报的联系工作。
日军将细菌战的秘密代号称之为“ホ”（音“霍”---译者注）号，在井本日记中，以“ホ号”、 “ホ”、 “ほ号”、“保号”等形式被记载。
下面，通过引用的井本日记的记载，日军对本案原告受害地的中国浙江省的衢州、宁波、江山以及湖南的常德实施过细菌战的事实进一步的明朗化了（但是，引用的井本日记中的〔〕内的部分为引用者的注释，用□表示的部分是不能解读的部分）。

2  井本日志中对1940年细菌战的有关记录
根据以下摘录的井本日志，可以明确看到日军对衢州和宁波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6月5日的井本日志
6月 5日这一部分记载着时任支那派遣军参谋的井本与参谋本部作战科的荒尾兴功（当时是中佐。以下同）、增田知贞（中佐）协商的内容（甲2·17页）。
继上述的井本日志之后，后面还有以下几天的内容与细菌战有关。
6月28日
7月2日
7月21日
7月22日
8月16日的井本日志
6月 5日这一部分，标题为《杭州二於テ联络》（即杭州方面的联络），记载着井本赶赴杭州市笕桥的中央航空学校，向担当细菌战实战部队的奈良部队传达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命令传达》等内容（甲1第10页）。支那派遣军的总司令部的《命令传达》，是针对当时驻扎杭州的石井部队的作战命令，内容包括与细菌战相关的作为具体攻击目标的地区的空中鸟瞰照片，地图搜索以及细菌战弹药、消毒药的准备事项。
（4）1940年9月10日的井本日志
9月10日的部分记载着井本听取奈良部队的大田澄中佐及增田美保大尉关于攻击目标与细菌运送的报告的具体内容（甲1的第10页）。大田和增田向井本报告，根据飞机摄得的空中照片等，认定宁波和衢县是最为合适的攻击目标，并将金华作为候补。并将第一次细菌战运送的弹药由最初确定的C（霍乱菌）更改为T（伤寒菌）。
（5）1940年9月18日的井本日志
9月18日的部分记载着井本与奈良部队确定下的有关细菌战具体实施计划的内容（甲1·第10页）。具体内容为：将攻击目标确定为宁波和金华，另外还例举了玉山、温州、台州等地名，对每个攻击目标的细菌使用量都作出了详细安排，例如：在宁波每平方公里使用1.5公斤。细菌生产量为：霍乱菌每日约10公斤，伤寒菌有可能比这个还要多。
另外，他们还决定推迟发动细菌战的时间，并决定在细菌炸弹的运送手段上将飞机运送与陆上运送结合起来，此外，根据山本参谋的建议，具体确定了“稀释弹药”与“高浓度  ”
这两种散布方法。他们更将杭州的笕桥机场确定为细菌战专用机场，规定在细菌战期间，其他部队不得使用笕桥机场。他们还对《谋略关系事项》进行了确认，就秘密实施细菌战进行了商讨。
（6）1940年10月7日的井本日志
10月7日的部分记载着井本听取当时奈良部队核心人物山本吉郎参谋等5人就细菌战实施情况及经验教训的报告的内容（甲1·11页）。从这一部分可以看出，从9月18日至10月7日，日军在浙江省内进行了6次细菌攻击。记录中使用的“蚤”，就是指感染了鼠疫的跳蚤。
（7）继上述的（6）之后，在10月8日、11月25日、11月30日都有与细菌战相关的记载
（甲1、2·24页）
3  井本日志中对1941年细菌战的有关记录
根据以下1941年的井本日志中的记载，可以明确看到日军对常德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1941年1月至9月的井本日志，下列时间的部分都有与细菌战相关的记载。
1月15日
2月5日
2月7日
3月25日
3月26日
9月5日
9月12日
9月16日
这一部分可以看到名为《ホノ大陆指发令》的关于正式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陆军部指示。
（2）1940年10月7日的井本日志
这一天的内容记载着井本听取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尾正夫关于常德细菌战报告的内容（甲2·30页）。
从日志的记载，可以探明当时的实施者（731部队的增田美保）、攻击机型号、攻击时间、空投高度等，还可以看出当时采用的具体方式为：将装满鼠疫跳蚤的坛子绑在飞机下面，把盖子打开后投下。“アワ36公斤”的意思就是36公斤感染了鼠疫的跳蚤，日军把它们散布在常德。而且其中还有细菌战后常德鼠疫流行情况的报告。
（3）1941年12月22日的井本日志
当天的部分记载着井本听取增田美保关于细菌战的报告的内容（甲1·15页）。增田向井本报告说：因为在常德的细菌战取得了成功，士兵们士气大振，对鼠疫跳蚤的使用效果也更加有信心了。
4  关于1942年细菌战的井本日志
根据以下1942年3月至7月的井本日志中的记载，可以明确看到日军对江山实施细菌战的事实。
（1）1942年3月至7月的井本日记中，以下时间的部分均有与细菌战相关的记载。
A 3月18日
“针对帕坦的ホ事件”里记载着日军商讨对帕坦半岛的美国·菲律宾军队实施细菌战的内容。
B 3月19日
C 4月12日
D 5月27日
在参谋本部，石井四郎、村上隆、增田知贞还参加了关于细菌战的各个方面内容的协商。
E  5月30日
石井四郎、村上隆、增田知贞、小野寺义男和增田知贞被召集并传达了“参谋本部第一部长田中新一少将的大陆指及注意事项”。
F  6月29日
G  7月6日
H  7月15日
I 7月26日
井本与石井四郎联系，将细菌战的发动日期定为“8月20日”。为了避免伤及自己的军队，石井四郎决定在没有日军驻扎的郊外或者桂林、衡州（衡阳）等地用鼠疫菌或者鼠疫跳蚤、霍乱菌、伤寒菌等发动细菌攻击。
J 7月27日
（2）1942年8月28日的井本日志
这一部分记载着井本听取长尾参谋题为“ホ的实施情况”的报告的内容。里面记载着对江西省的广信、广丰、玉山以及浙江省的江山、常山、衢县、丽水等地实施细菌战的情况（甲2·40页）。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2-11-1 09:39:33

有关1941年细菌战的井本日记
下面引用的1941年的井本日记，它清楚地记载着日军对常德进行过细菌战。
1、从1941年1月到9月的井本日记中有如下关于细菌战的记载。
1月5日，井本从渡边参谋处得到如下的联络：关于“ホ”之事，“需要媒质”，“供应手段”，“适当的容器是必要的（为了容易处理）”，“实行时让航空部队执行，还是让特殊部队执行”，“应使实施重型轰炸机在夜间偷袭实施成为可能”等。          （“井本日记”第10卷）
2月5日，就“ホ”之研究，医务局的中留金藏、金原节三医事科员，渡边甲一卫生课长、镰田调医事课长和石井部队的石井四郎、太田澄、山本参谋、福森、碇常重、金子顺一、野崎、增田知贞、小野寺义男、北支那防疫供水部的西村英二、板苍等人讨论了“作战经过”、“将来运用法”、“假想作战方针”、“针对国外的指责由谁承担责任”等问题。（“井本日记”第11卷以下同）
2月7日。井本接到北支那防疫水部关于“（昭和）14年秋投资21万日元援助细菌武器研究的设施已完成了九成”、“希望能援助跳蚤的制造”等联络。
3月25日。井本收到了早川少佐的有关“为确保（ホ）的播撒器14万日元”的经费的联络。
3月26日。井本去石井部队看了研究
9月1日。井本接到了增田知贞“希望在9月底进行”的联络报告
9月5日。有“关于（ホ）的联络”、“基本决定实行”的记载（“井本日记”第13卷。  以下同）
9月12日。“ホ之事” “基本要实行”的记载
9月16日。关于“（ホ）的大陆指发令”的记载。即有了关于正式实施细菌战的大本营陆军部的指令，被命令实施细菌战。
2、1941年11月25日的井本日记
下面的11月25日的日记记载了井本接到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尾正夫关于常德细菌战的报告的内容。
正如下一页的记载，1941年11月4日日军对湖南省常德市进行了细菌战。此内容在前面第二章已有记载。
从日记可得知实行者（731部队增田美保），攻击的机型和攻击时间，空投时的高度，将感染鼠疫的跳蚤放入机体下方附着的容器，打开盖子进行空投的方法等内容。
“粟米36公斤”是散布在常德的36公斤感染鼠疫的跳蚤。
并且报告了细菌战实施之后常德鼠疫流行的情况。
一、长尾正夫，支那派遣军参谋执行（木）号之事
4/11晨接到目的方向天气良好的报告，97轻型一机出发（下面四字被涂去）0530出发0650到达。
因浓雾，降低H〔高度〕搜索，因H800附近有云层，故在1000M以下进行（增田少佐操纵，一侧开盖不充分，容器投在洞庭湖上）
携“粟米36公斤”，其后由岛村参谋搜索。
6/11常德附近中毒流行（一架日军飞机在常德附近散布（细菌），接触者严重中毒）
20/11左右“鼠疫”迅猛流行，各战区收集的卫生材料表明“如命中则一定发病”。
                                    [1941年11月25日“井本日记”第14卷]

另外其后的井本日记也有关于细菌战的如下记载。
12月2日。井本从支那派遣军高级参谋宫野正年（大佐）处得到情报：以常德为中心的湖南地区鼠疫极为猖獗。                                  （“井本日记”第14卷）
3、1941年12月22日的井本日记
下面的12月22日的日记记载了井本接到增田美保美于细菌战的报告的内容。正如下一页的记载，井本接到了增田美保关于由于常德作战成功，细菌战部队的士气高扬，并对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效果有了信心等的报告。
并且增田还对“粟米第一”，即认为使用感染鼠疫的跳蚤的方法最好，计划用99式LB等飞机进行细菌战攻击，并对42年6月以后的细菌战攻击和感染鼠疫的跳蚤的增产计划等事进行了说明。

有关一九四二年细菌战情况的井本日记（摘自一审起诉状）
从下面引用的1942年的井本日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日军对江山进行过细菌战。
1、1942年3月到7月的井本日记有如下记载。
3月18日。讨论了对“伯唐”的（木）事件，即对驻守在伯唐半岛的美军和菲律宾军队的细菌战。还讨论了“东京1月份需要的300公斤，300发炸弹”等事。
（“井本日记”第17卷。  以下同）
  三月十九日。井本接受军医学校教官的增田知贞的“主攻击为弹”“人员100名”以及用地图的说明（后来，在能够生产细菌的五月份之前，为降伏美军和菲律宾军，上述的记载部分被打上大大的╳字，记载有“取消发布命令”的字样）。
四月十二日。在“昭和17年号指导计划”中，作为“攻击目标”的有昆明、玉山、衢县、桂林、南宁（沿岸飞行基地）、SAMOA、HD、澳州要地、加尔加塔等。（“井本日记”第18卷。  以下同）
五月二十七日。在参谋本部进行了“有关ホ的会议”，除了井本之外，还有石井四郎（少将）、村上隆（中佐）、增田知贞、小野田义男、增田美保参加。在会上，确认了下列事项：
①注意保守机密，②具体地计划编成装备，③使用“装有新撒布器”的九九式双发动机的飞机，④本年能使用的菌是“C〔霍乱菌〕、T〔伤寒菌〕（中等数量）、AP〔副伤寒菌〕（多数量）、P〔鼠疫菌〕（纯度要达到1000万毫克分之一）”，也就是要有霍乱菌、伤寒菌、鼠疫菌。⑤现在鼠疫菌的数量是“平房2公斤、南京1公斤（老鼠不足）、其他地方1公斤”，合计4公斤。⑥为了防止友军的感染和保守秘密，配置2个班的人员。
石井四郎提出了下列要求：①加强731部队的细菌制造部门；②组成实施细菌战的中央机关（如不能组成，可在医务局医事课设一专人负责。让731部队的部队长能指挥全军的防疫给水部；③不要理睬国际联盟；④在中支那派遣军中配备军医学校和731部队的要员。此外，还提出了将老鼠、跳蚤放在气球上进行细菌战的方案。
另外，增田知贞报告了：因军医学校校长桃井直干5月14日向陆军大臣提出的题为“作战资材准备方法之事”的申请，为了使现在的2000匹老鼠增加到10000匹，提出了要制作收容这些老鼠的鼠笼的申请。对此事，井本注上了“要处理”的字样。
5月30日，石井四郎、村上隆、增田知贞、小野田义男、增田美保被叫到参谋本部，“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田中新一少将传达了大陆指的命令和注意事项”。
6月29日，“与增田中佐联系”，“作为ふ号（指气球炸弹），证据隐蔽的可能性有70%。组成部队，如在5公里以下，精度相当大。人事问题”。这里“ふ号”是指细菌战用的气球炸弹。
7月6日，井本接到碇常重中佐的“支那的ホ之事已经准备好，如果天气允许，可随时进出”的报告。
7月15日，井本接到井上中佐的报告，说在支那派遣军中，就关于在日本军中有无细菌战的受害的问题意见不一。因此，结论是“在无人地带实施，待居民进入后让其感染”。也就是，在居民逃亡后的地区散布细菌，日军撤退以后让居民感染细菌。此外，“饼不足”，也就是有老鼠不足的问题，“实际的攻击预定在8月中旬以后，具体的时间未定”。接到此报告后，井本不得不认为“总之，对ホ之事还无把握，从现状来看也有些麻烦，不得不对将来作相当的考虑”。
7月26日，井本与石井四郎联系，认为实施细菌战的预定日期为“8月20日的可能性很大”。石井四郎指示：“在无人的旷野上”，或者在“桂林、衢州、衡阳等地，用航空部队将敌人制服后”，撒布“XP〔鼠疫菌或者是感染了鼠疫的跳蚤〕、C〔霍乱菌〕、T〔伤寒菌〕等”，也就是，为了使日军不受感染，支那派遣军决定在“无人地带”及在远方的桂林、衡阳等地进行攻击。
另外，“对赣州、建瓯等地事先进行低空作战，〔桂林、衡阳的攻击〕的战斗、爆炸同时进行也可”，可看出，已经在赣州、建瓯等地从空中实施了细菌战。
还有，在26日的记述中，“石井少将今后的工作”是“ホ之事有关的事，不让ホ之事受到破坏，只是作为军医部长工作？要决定”。    （“井本日记”第19卷。  以下同）
7月27日，参谋本部第一部部长对因8月1日定期调动而任第一军军医部长的石井四郎指示：“ホ的事后处理有石井少将实施”。
2、1942年8月28日的井本日记
  下面的8月28日的日记是记载有关对江山等浙赣铁路沿线城市的细菌战，井本从长尾参谋处接到的题为“ホ的实施现况”的报告内容。
  下页的记载内容，如第二章所记述的，日军对江西省的广信、广丰、玉山、浙江省的江山、常山、衢县、丽水实施了细菌战。
  具体的攻击方法，例如，在江山，就采用了将“C”（鼠疫菌）直接投入井中、粘附在食物上和直接注射到水果里的方法。
  “撤退后攻击开始”是指，日军部队撤退后再开始细菌战。
3、前述的2以后的井本日记，关于细菌战有下列记载。
1月20日，因为中国政府开始谴责日本的细菌战，井本就“ホ号之事”，发出了“根据参谋次长的来电，在近一段时间应暂缓用飞机实施的电报”。  （“井本日记”第19卷。  以下同）
  10月15日，井本从增田知贞接到了浙赣作战“有关地上实施的实况”的报告，地上撒布的结果是“XP（P指其他）首先成功？在衢县将T投到井中好象也成功了（在水中溶解了）”

。当年宁波到底有多少人死于侵华日军细菌战？
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相关线索

　　本报讯（记者吴海霞）
昨天本报一则关于新发现鼠疫资料引发民间人士对于当年侵华日军细菌战真相进行新一轮调查的消息，引起了不少热心读者关注。调查发起人胡鼎阳和本报热线已接到一些读者打来的电话，他们中有死于鼠疫者的家属，也有关注此事的热心人士，在提供相关信息之余，一致表示希望能将调查深入下去，让一段可能被岁月掩盖了的历史真相水落石出。
热心读者纷纷提供线索
　　昨天早上，第一个打来电话的是横街镇溪下村村民柴伟光，他说村里一些年长者说起过，大约在日军占领宁波前后，有不少村民死于瘟疫，而这场瘟疫很可能就是鼠疫。
　　本报在报道中提到的几个胡鼎阳先生想要寻找的知情人之一“五乡的傅先生”——傅其安也打来电话，他说他的爷爷当年就是去了一趟宁波城里，回来就染上了鼠疫，没几天就过世了。
　　北仑梅山乡梅山村的朱长生打来电话说，那个年代，在北仑也有感染鼠疫而死的，他推荐一个叫陈梅棠（音似）的人，可能了解更多的情况，但他无法提供陈梅棠的联络方式。
　　此外，姜山镇山西村徐后才和胡家坟村的胡先生也打来电话，说他们家有人死于鼠疫。徐后才的家里先是哥哥在结婚前到未婚妻家里去了一趟，就染上了鼠疫，然后又传染给了徐后才的姐姐。当他的哥哥、姐姐相继染上鼠疫而死时，来帮忙办理丧事的一名五十几岁的大妈，在丧事后也染病而死。
　　胡先生家里则是母亲死于鼠疫，除此以外，他没提供更多详细情况。
又找到一些相关线索
　　除了热心读者打来的电话，胡鼎阳也通过多种途径展开了调查。得知区党史办几年前曾就侵华日军对鄞州地区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相关情况进行过一次全面的调查统计，上周五，他前往查阅了部分资料。
　　“我查了3大本案卷，复印了14份相关资料，看到钟公庙、下应、潘火等地有疫病的记录，特别是潘火地区相关的资料，我推断一下，很可能和我们的调查有关。”
　　此外，胡鼎阳不久前还听说，鄞江当年也曾有人感染过鼠疫。同时，他还在一篇不知道作者是谁的回忆文章中看到，有人在开明街鼠疫发生后逃到乡下，结果在高桥传染开来，当时有60多人死于鼠疫。
在重重迷雾中继续寻找
　　从这些热心读者打来的电话看，日军侵华期间，在宁波城区之外，确实还有不少人死于鼠疫或其他瘟疫。因为年代太久远，目前这些提供消息的人也都是从老一辈人那里听来的传闻，无法断定这些患者具体的年代，甚至无法百分百肯定就是鼠疫，更无法和确知的1940年10月开明街细菌战爆发的鼠疫与新材料提供的1941年的鼠疫完全联系起来。
　　而从胡鼎阳查到的相关资料看，有些地方写明了不少人死于鼠疫，但写得很笼统，究竟怎样传染来的，也无从知晓，而且在时间上也有出入。如在那篇找不到作者的文章中写到的高桥60多人死于鼠疫是在开明街鼠疫之后，并肯定地说是侵华日军细菌战引发的，时间却是1943年。而在1983年编写的姜山镇志中有提到数百人死于鼠疫，时间却是1942年。
　　“死于细菌战引起鼠疫的应该不止当时的民国政府统计的100余人。”胡鼎阳根据目前掌握的一些资料推测道。
　　当年，开明街鼠疫爆发时，为防止鼠疫蔓延，忍痛焚毁了疫区内115户居民的137间房屋及财物。一个月内死亡者，有名有姓的就有100余人。
　　“还有一些人可能没留下姓名，或者感染后到了乡下，在那里蔓延开来。”胡鼎阳说，在那个时期，除了宁波城外，其他各地也有关于鼠疫死亡的记载和传闻，很可能和日军论文中的1450个感染者相呼应。
　　胡鼎阳表示，他会继续调查下去，也希望知情者继续提供信息。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2-11-1 09:41:11

“当时，祠堂里里外外躺满了病人”
——古稀老人述说70年前的悲惨一幕

　　本报记者吴海霞
　　连日来，本报关于当年侵华日军宁波细菌战的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6月12日，又有热心读者向调查发起人胡鼎阳提供相关信息。
　　12日上午，居住在首南街道陈婆渡社区的一位姓李的古稀老人找到胡鼎阳，证实了1942年姜山一带确实爆发了大规模疫病，而且和侵华日军有关。
　　“姜山镇数百人死于鼠疫的记载，时间肯定在1942年，因为我就在那一年出生的。我出生没几个月，母亲就死于那场传染性极强的疫病。除了母亲，我外婆家里还有6人先后死亡。关于那段惨痛的记忆，外婆不知说了多少遍，流了多少眼泪，这也是我小时的记忆。”李老太回忆，当年她家和外婆家都在姜山励江岸村。就在疫情爆发前几天，日本人的飞机飞到村子上空，投下了糖果、饼干等零食。虽然不知道疫情是怎样发生的，但外婆一再说是在日本人飞机飞来之后……
　　疫病发生后，不仅在励江岸村，还蔓延了附近好几个村庄。其中有上张村，该村村子较大，感染的病人也多，村西边四明祠堂里里外外躺满了病人，村民还在天井、明堂等搭起了棚，有医生在那里救治。
　　至于那些得了疫病的人，究竟有多少人没救过来，镇志的记录是数百人。像李老太这家死亡六七人的惨状，应该不止一例。
　　“我外婆在世的时候，一直在说这件事，总是说日军害死了我们那么多亲人。”李老太说。
　　胡鼎阳认为，1942年的疫病基本可以肯定，极有可能和侵华日军有关，这一点镇志的相关记载和老人的述说大致吻合。但关于疫病发生的具体状况以及死亡的人数等，还待进一步调查考证。
　　当天，胡鼎阳还接到章水镇汤先生外孙女的电话，她说：“我外公今年已经80多岁了，事情发生那年是1941年，端午节前几天，当时我外公还是个小孩子，但他记得当时日军飞机是从横街方向飞到章水的，当时我的太外婆就在室外，看到飞机飞过。”年少的汤先生并不知道当时飞机飞过去后投下了什么，但没过几天，在室外看到飞机的汤先生的母亲，还有十几个村民，先后出现了肚子痛、脚抽筋、头痛发热等与鼠疫相似的症状，这些发病之人都在那年的端午前后去世。
　　汤先生提供的1941年的情况，和当年《时事公报》上宁波市区西北街发现鼠疫以及日本军医论文，在时间节点上十分吻合，这也进一步证明日军在宁波的细菌战不止开明街一处。
　　汤先生分析，当时宁波已经沦陷，鄞县机关搬迁到四明山区，日军飞机很可能就是冲着这个目标去的。他希望胡鼎阳将这个调查进行下去，还历史以真相，以告慰所有的受害者及家属。
鞠家窑村、鞠家窑屯。在黑龙江省安达市东18公里,现为先源乡八一村东1公里处，有一个土岗,高有2米,面积约4万平方米。满州国时代，位于安达县城东仅有40户人家的鞠家窑附近,也称安达特别靶场。据当时劳工和“731”部队原队员证实,“731”部队在安达野外实验场进行大量牲畜实验的同时,还进行过土陶细菌弹、枪透等各种人体实验。现在，鞠家窑村民，每年春耕，必须防疫。

731部队，是在抗日战争(1937-194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从事生物战细菌战研究和人体试验相关研究的秘密军事医疗部队。731部队，第二部（研究生物武器的在战场上的使用，特别是在传播细菌和寄生虫的设备的研究方面。部长太田澄大佐）分部，安达特别实验场，设立在鞠家窑，并配备了飞机降落场。上了岁数的村里老人讲：当年，鞠家窑附近大兴土木兴建军事设施,把守森严。安达鞠家窑特别试验场，日军经常把在押人员用飞机押去进行试验，随后把经过细菌试验致死的人再用飞机运回平房，投入炼人炉进行焚化灭迹。1937年末，731部队把在押的十名中国人用飞机押送到安达特别试验场。
　　鞠家窑，1942年冬，日寇派汽车兵团、飞机，强迫鞠家窑村民拆房、报地、搬家。在该村以方圆七华里的地区，建立起一个带有飞机场设备的地下细菌工厂。白天强迫当地人民“献纳”活老鼠、苍蝇、牲畜毛；夜间偷出来抓人，作细菌试验。
鞠家窑

　　日寇在工厂周围设立“禁区”---“秘密的军用市镇”，就是苏联滨海军区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细菌战犯川岛清，所供认的战犯石井四郎直接领导下“第七三一部队”的第二处——鼠疫、跳蚤工厂。日寇投降时，将该厂烧毁，厂内无数深沟、大洞、小洞。临溃退时又放出大批病菌，使可怕的疫病威胁着这一带村庄的居民。
　　1945-1946年，鞠家窑曾几次发生鼠疫、伤寒、马鼻疽、牛疫等疫病，家家病人，村村死人。黄继芳一家二十一口人，得疫病死去了九口；刘景彬八口人，死去了一半。至今，消灭了人疫，畜疫没停止，养不活猪、鸡。鞠家窑村民在春耕时，要防治“口蹄疫”。
731部队
　　是述日本细菌部队的代称。日本有七大细菌战部队，分别是：731部队细菌战小动物地下实验室其他
　　在日本东京的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　　在哈尔滨的关东军659部队，其设于哈尔滨平房区的本部称731部队　　在长春的关东军100部队　　在北京的北支甲1855部队　　设于南京的荣字1644部队　　在广州的波字8604部队　　在新加坡的冈字9420部队　　陆军军医学校细菌武器研究室　　设立于日本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位于日本东京新宿，对外称防疫研究室。　　关东军659部队　　本部设于哈尔滨平房区，对外称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其本部称为731部队。　　关东军100部队　　本部设于长春的，对外称关东军兽疫预防部，下设2630部队等。负责人高桥隆犊兽医中将和松有次郎兽医少将。　　北支甲1855部队　　本部设在北京的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神乐署，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对外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后称第151兵站医院。　　1855部队部长初为黑江，后为菊池齐。1939年，西村英二继任。下设三个课：　　第1课设于协和医学院，从事细菌（生物）战剂的研究　　第2课设于天坛公园西门南侧,从事细菌生产。（现地址为北京市天坛西门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定所）　　第3课设于北海旁北京图书馆西，为细菌武器研究所　　此外，在济南、天津、太原、青岛、郑州、开封、郾城派驻支队等。　　荣字1644部队　　本部设于南京，对外称华东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在上海、南京、岳阳、荆门、宜昌等地派驻12个支队。　　波字8604部队　　本部设于广州，对外称华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　　冈字9420部队　　本部设于新加坡，对外称南方防疫给水部。　　日本细菌部队在中国境内有五大部队，63个支队。　　731部队行径只是日本侵略军在占领满洲期间（从1931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45年）犯下的许多战争罪行之一，在这期间，1500万中国人，朝鲜人，菲律宾人，印度尼西亚人，缅甸平民，太平洋岛上居民和反法西斯联军俘虏被杀害。

七三一部队　
　
1927年在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出席的"东方会议"上，公然提出了"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的侵略主张，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于1932年也采纳了石井四郎进行生物武器这一灭绝人性的主张，在日本成立了所谓"防疫研究室"，开始了细菌武器的研究和试验。一九三一年，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以后，在中国东北组织了石井细菌研究所。他们纠集了一批日本细菌学者秘密地进行细菌武器研究。曾任日本关东军医务局局长的梶冢龙二，就是运用细菌武器的鼓吹者，他竭力支持和推荐石井四郎以侵略战争为目的而加紧研究细菌武器。　　

   石井四郎是日本著名的医学家和细菌学家。一九二四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当研究生时，专门研究病理学和细菌学。一九二八年充当了东京军医院军医，后来被派出国考察，周游欧洲。回国后竭力进行细菌战的鼓动工作，在军医学院及日军参谋部里成了一个时髦的人物。石井四郎鼓动细菌武器研究的主张，得到了日本陆军省务署长永田少将的称许，也得到了日军参谋本部战略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大佐的支持，让他亲自领导在中国建立的细菌研究所。

   在石井细菌研究所成立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在中国华中、华北、华南和东北建立了几个细菌研究部门和为细菌研究服务的机关。　

  　石井细菌研究所，匿名称"石井部队"，也称"加茂部队"或"奈良部队"，一九三六年日本帝国主义选定平房站以北四公里处的正黄旗五屯、正黄旗头屯、正黄旗三屯、三家子、黄家窝堡、刘家窝堡的中间地带，建立十七号军事基地--细菌杀人工厂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从此，平房就成为这六个村屯中间的六点一平方公里的代称。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是日本军国主义准备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战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日本军人所谓的"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平房"，在某种意义上正说明了这一点。就其规模来说，实属世界上最大的细菌工厂。就其地位来说，它归属日本陆军省、日军参谋本部和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双重领导。人事配备是很强的。拥有从事细菌战研究工作人员二千六百余人，其中将级军官五名，佐级军官三十余名，尉级军官三百余名。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二年七月由石井四郎中将为部队长，一九四二年八月到一九四五年二月北野政次少将接任部队长，一九四五年三月到同年八月石井四郎又重任部队长。它的直属各个部以及各个支队都配备佐级军官负责，对一些重要部门都配备了少将级军官负责。第七三一部队分为八个部和四个支队：　

　第一部（细菌研究），菊地少将为部长。下属有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从事研究的"笠原班"，从事细菌媒介--昆虫研究的"田中班"，从事冻伤研究的"吉村班"，从事赤痢研究的"江岛班"，从事脾脱疽研究的"太田班"，从事霍乱研究的"凑班"，从事病理研究的"岗本班"和"石川班"，从事血清研究的"内海班"，从事药理研究的"草味班"，从事立克次氏体（包括跳蚤）研究的"野口班"。　

　第二部（细菌试验），由太田大佐兼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一个分部，专门培育和繁殖供散布鼠疫菌用的寄生虫。下属一个航空班和在安达东三十五里的鞠家窑的特别试验场。这个部的主要任务是除了用人作细菌试验之外，还通过"八木泽班"对植物进行病毒研究和试验。　

　第三部（细菌武器制造），由江口中佐任部长。这个部下属两个工厂，一个是滤水器制造厂，这是为掩人耳目而设的。另一个是在杨马架子的瓷弹壳制造厂，专门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等细菌武器。　

　第四部（细菌生产），由川岛少将任部长。这个部下设两个分部，每一分部按照分工独立地进行各种细菌的生产。
　
　总务部，起初由中留中佐为部长，后由太田大佐兼任。该部是七三一部队本部的综合部门，权力很大，它不仅负责整个部队的财务管理、生产计划、人事分配，而且更重要的是直接与宪兵队联络和接收作细菌试验的人。　

　训练教育部，起初由园田大佐任部长，后来由西中佐接任部长。这个部专门负责培训从事细菌研究、生产和使用细菌武器的专业人材。据资料记载，仅少年队员的培训就进行了四期。

　  资料供应部，由大谷少将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各种器材、设备的供应。　

   诊疗部，由永山大佐任部长。这个部负责对细菌传染的预防和日本人的疾病医疗事宜。

   与各部平行的还有一个石井特别班，由石井四郎的家族人员亲自把持。石井四郎的二哥次男刚男负责"特别秘密监狱"的管理，石井四郎的三哥三男负责试验动物饲养的领导工作。　

   林口支队（又称一六二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林口县东十里的古城镇，有日本研究人员二百二十六名，榊原秀史少佐为支队长。　
　孙吴支队（又称六七三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一百三十六名，西俊英中佐为支队长。　
　海拉尔支队（又称五四三支队），拥有日本研究人员二百二十六名，加藤恒则少佐为支队长。　
　牡丹江支队（又称六四三支队），设在现在的黑龙江省海林镇东十五里处，拥有日本研究人员二百名，尾上正男少佐为支队长。　

　各支队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各种细菌的研究和饲养，供试验用的动物以及繁殖传染细菌的媒介物。
　
　                                                             杀人魔窟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取得直接细菌试验的效果，便惨无人道地把人作为细菌试验用的材料。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的人员把监押在秘密监狱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朝鲜人称作"木头"这个名词意味着可以任意宰割。事实上确实是这样的：任意把被押的人随时提出来作各种各样的细菌试验。一般来说，两天试验三个人。

　　他们对活人进行细菌试验方法繁多，手段极其残忍。

　　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军医，经常把在押的人员提出来。关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被试验人员身上注射鼠菌液，并通过观察孔观察"木头"的病变情形。数小时以后这些被试验的人员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被实验者死后，便通过地下道投入炼人炉里。

　　有时，他们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传染过程。无疑问，这类健康的人不久也会变成鼠疫患者。这也是他们试验项目的一种。

　　"吉村班"是专门研究冻伤的。他们把被试验的人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迫使在押人把手、脚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抽出手、脚进行冷冻，一定时间后，试验人员用棒子敲打被试验。

　　人的手、脚，如果有知觉，还得继续冷冻。这是第一步，要求研究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待手、脚麻木后，便押进暖房里，开始进行第二步的五花八门的试验了：有时迫使被试验的人分别把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主要研究造成冻伤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变化。第二步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有时在冻伤处涂治冻伤药膏，有时在冻伤处涂上带菌的药膏，有时不予治疗。这样造成冻伤后的变化就不同了，轻者造成残疾，重者久治不愈免不了死亡。据细菌战犯仓原证实，他亲眼看到在一间小牢房里，有三个人没有手指头了，其余的人只剩下手指骨了。细菌战犯吉村告诉他，这时作过冻伤试验的成果。

　　七三一部队的试验者们，还通过解剖活人进行病理研究；在女"犯人"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等等。

　　据细菌战犯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把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不仅在室内对人进行细菌试验，而且在室外也进行细菌试验。他们在安达鞠家窑设立一个特别试验场院，经常把在押的人员用飞机押去进行试验，随后把经过细菌试验致死的人再用飞机运回平房，投入炼人炉进行焚化灭迹。

　　一九四三年末，七三一部队把在押的十名中国人用飞机押送到安达特别试验场。把人绑在间距五米远的桩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细菌炸弹。这些人被弹片炸伤后染上炭疽菌，不久全部死亡。一九四五年一月，又改用电流引爆细菌弹的办法，对绑在间距十米到二十米的桩子上的中国人进行鼠疫菌传染试验，这些人受了几天的折磨而最终死去。

　　在该部队训练部部长的西俊英，就曾亲自带领人员在安达进行过这种试验。他供认，一九四四年春季，从七三一部队的监狱里押送十人到安达特别试验场，经过试验，这十个全被细菌传染致死。

　　日本关东第七三一部队在细菌研究、生产和试验的基础上，局部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为全面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成熟的经验。这样的行动都是在平房的日本空军八三七二部队、南京"荣"字部队、广州"波"字部队的配合下进行的。

　　早在一九三九年五月，日本关东军在蒙古诺门罕发动的对苏蒙的战争中，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七三一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七三一部队）在战地附近的水源地、沼泽地、居民区漫撒了鼠疫、霍乱、伤寒细菌，使这地区这几类急性传染病流行，大大地削弱了蒙古的战斗力，因而获得了日本陆军省和日军参谋本部的嘉奖。

　　一九四0年七月，七三一部队组织了第一批远征队到宁波。他们备有七十公斤伤寒菌和五十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五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上海以南的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和其它传染病。据日本细菌战犯柄择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

　　这次秘密远征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同年十月四日，他们用同样的手段，将麦粒、粟子等物撒在衡县境内，三十八天以后发生了鼠疫，使二十二人死亡。十月二十二日，在古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在宁波上空投下麦子、棉花等物，一星期后发现了一个鼠疫患者，以后陆续发现有九十九名鼠疫患者，其中九十七人死亡。十一月二十六日和二十七日，七三一部队的专用飞机飞入金化县，撒布白色烟雾状的东西，落地后变成淡黄色颗粒，遇水即溶化，经化验认定为鼠疫菌。此后不久，在金化附近的东阳、义乌、兰溪等县都有鼠疫发生。东阳县鼠疫传染九十四人，死亡九十二人；义乌县鼠疫传染三百零八人，死亡等二百五十七人；兰溪县鼠疫传染三十六人，死亡十二人。

七三一部队远征队的这次行动，给宁波地区带来鼠疫隐患。仅衡州县为例，从一九四一年四月和以后的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七年全县曾发生三次鼠疫、受鼠疫传染而死亡的有二百零一人。

　　一九四一年夏季，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交给七三一部队一个任务：就是阴谋破坏中国军队的铁路交通线以及重要枢纽常德城。于是古井四郎又派出第二批远征队，由第二部部长太田大佐带队。起初出动六十多人，随后远征队成员增到一百余人，其中有三十名细菌专家。远征队到中国内地洞庭湖附近的常德城一带，空中撒布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地区鼠疫流行，据调查有四五百人死亡。同年十一月四日，又在常德地区投下谷麦等物，据化验谷麦染有鼠疫菌。八天以后发现了一个叫蔡桃儿的鼠疫患者，入院三十六时后死亡，接着连续发现鼠疫病人，都在短期内死亡。

　　一九四二年七月，七三一部队又派出远征队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荣"字部队（一六四四部队）的配合下，对重庆及其沿浙赣铁路干线的金华、龙游、衡县、玉由、蒲江一带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细菌攻击。这次远征队由一百二十八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人。他们事先把一百三十公斤的伤寒菌、副伤寒菌装入标有"蛋白消化素"字样的瓶子里，用一架印有"给水"字样的飞机运到南京，然后投掷到重庆一带的水源地、沼泽地及居民住房附近，发生了大面积的流行性伤寒，造成大批人死亡。就在这次行动中，还对南京的两座中国战俘营的三千人，每人分吃一个染有伤寒菌、副伤寒茵的烧饼后全部释放，结果扩大了伤寒病的传染范围。他们还把染有伤寒菌的饼干扔在墙角、树下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孩子们误吃以后传染上了伤寒病。这次远征队在这一带阴谋活动了两个月，到九月十八日转移到上海活动，不久返回哈尔滨。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还组织了一个阴谋破坏班，于一九四二年东到吉林省农安县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散布在田间、水源地和民房附近，造成不少人死亡。日本侵略者为了灭迹，把全县城的四五千户人家烧毁了一大半。

　　日本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派出远征队，都是在日本关东军有关部队协同下进行的，我们在敌伪档案材料里可以看到：日本关东军新京（长春）司令部于一九四二年七月二十五日十七时发布的一项作战命令中明文写着"现将哈尔滨奈良部队官兵四上名及带器材于七月三十日至八月六日期间由哈尔滨送到山海关......"为此，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梅津中将也发了指示："命令关东军野战铁道司令官根据另纸所载一览表，将奈良部队器材沿铁道输送。"据证实，这批转送的器材就是七三一部队开赴南京的远征队所需要的各种细菌。

                                                               兽疫预防部

　　第100部队，名为"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实际上是从事细菌战的另一座杀人工厂。该部队建于1936年，它的前身是原驻长春宽城子的号称高桥部队的"关东军马匹防疫厂"。1938年迁至长春市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1941年后改为第100部队。

　　该部队拥有大量的房舍和特种设备，储存大量的原料。周围划有禁区，严格保密。该部队拥有600-800名工作人员。1940年以后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等地建立了所属支队。

　　第100部队干着与第731部队同样的勾当。它们专门培养和繁殖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同时还搞植物细菌，大量生产炭疽热病苏、鼻疽病菌、红色麦锈菌等，毒害性畜和农作物。为了研制，不仅用牲畜，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

　　原100部队工作员平樱善作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供称：第100部队是一支细菌部队，拥有许多细菌、化学、生物学和兽医专家学者，专门从事研究发展各式各样的病菌和强烈的毒气，同时研究使用细菌毒害人民和动物以及农作物的方法。为了研制，不仅用牲畜，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

　　第100部队本部设有六个部，并管辖有一个实验场。第一部主要负责研究关东军各作战部队所属的马匹和所拥有的各种动物的血液，确定鼻疽、炭疽、传染性贫血等病症。第二部主要负责各种细菌、病毒的研究和制造。1943年前，该部下设五个分部。第一分部是细菌分部；第二分部是病理学分部；第三分部是实验"材料"管理分部；第四分部是有机化学分部；第五分部是植物学兼植物病理学分部。为加强细菌研究和制造，1943年10月增设了第六分部，称为细菌战研究分部。

　　当时日本对美英作战，苏德战争形势开始转为对德国不利。若松部队长曾多次说："一旦日本同苏联作战，100部队必须成为大量生产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的工厂，以进行细菌战争。"因此，第100部队把主要精力放在研制细菌以及繁殖传染媒介物工作上，以构成完整、有效的细菌武器。基于这一点，成立了第六分部。
　　第三、四、五、六部，分别是制造血清疫苗部、饲养动物部、训练教育部和总务部。
　　第100部队也拥有成套的细菌生产设备。从1941年到1942年，生产的炭疽菌就有1，000公斤，鼻疽菌也达500公斤之多。

　　另外，第100部队和第731部队都大规模地生产"石井式"细菌炸弹。这种"石井式"细菌炸弹是弹壳，爆破后产生的温度较低，细菌成活率可达70%以上，克服了过去铁弹壳爆破后产生高温，细菌成活率低的缺点。这种炸弹有两种规格：一种直径为六厘米，重量为两公斤；另一种是直径为八厘米，重量为四公斤。

　　此外，日军设在南京的"荣"字第1644部队、在广州的"波"字第8604部队和北京的细菌武器研究所（又称"北支甲第1855部队），也干着与上述两个秘密细菌战部队同样的勾当。名为华中、华南、华北军防疫给水部，实为三个细菌战部队。它们专门从事培养鼠疫等疫病的细菌和繁殖细菌传染媒介物--跳蚤，也曾残酷地在活人身上进行各种细菌实验。第731部队在华中等地进行细菌战时，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不仅出动人员积极进行配合，而且提供大量跳蚤用作传染鼠疫的媒介。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2-11-1 09:47:37

原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长佐藤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荣"字第1644部队成立于1939年，本部下设12个支队，拥有1，500名工作人员。最初成立时，石井四郎是部队长，因忙于研究细菌战的方法，不常在南京。后由太田大佐接任。该部队拥有大量制造细菌的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出10公斤细菌。

                                                                  细菌战

　　日本军国主义者为了扩大战争的需要，不仅有系统地和大规模地用活人进行惨无人道的罪恶实验，研制鼠疫、伤寒、霍乱等细菌武器，而且在对中国侵略战争中，大量使用化学、细菌武器，进行化学战和细菌战。
　　日本侵略者从1940年下半的起，在侵略中国的战争中，开始使用细菌武器，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细菌，以感染力强、传染迅速、杀伤大的霍乱、伤寒、鼠疫、炭疽病等菌种为主，也使用白喉、痢疾等细菌。施放方法：有的用飞机投放带菌的昆虫、杂物，制造病疫灾难；有的用人工毒化水源，制造人工疫区；有的用染菌的食物毒杀伤虏，借以传播瘟疫。现仅就部分地区使用情况分别叙述如下：
在宁波地区
　　1940年7月，第731部队长石井四郎，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曾亲自出马率领一支航空队到华中战区，在宁波地区用飞机散布细菌。他们备有70公斤伤寒菌和50公斤霍乱菌，此外，还备有5公斤染有鼠疫菌的跳蚤，把这些细菌分别装进投撒器里，投入蓄水池和居民区，使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等传染病。据第731部队生产部分部长柄泽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是他奉命将这些细菌装在特别装置物内，由远征队带走的。
　　这次秘密作战行动持续了将近四个月。同年10月22日，在石井四郎亲自指挥下，又一次在宁波上空投下掺有鼠疫菌的麦子、棉花等物，约一个星期后，引起鼠疫病流行，当地居民死亡惨重。

　　据当时参加治疗工作的丁立成医师揭露说："1940年以前，宁波不曾有过鼠疫患者。日机在本市开明街永跃电力公司附近撒下麦子以后，该地区发生了鼠疫，共99人染患，其中仅两人被治愈。"当年曾在宁波防疫委员会工作的钟辉说："那些在隔离室里的鼠疫患者对我说，当日飞机来时，看见有许多麦子和粟子一齐落下来，还有许多跳蚤似的小东西。后来，我到疫区去工作，证实了这一点。当时我穿着白色防蚤衣和油布短统靴，下半身爬上了很多红红的平时少有的跳蚤，我发现凡是落麦子最多的庭院，就死人最多，象宝昌祥内衣店死了14人，元太绍酒店死了六人，这两家所落麦子最多。"

　　当时99个鼠疫患者仅被救活的两人之一，宝昌祥内衣店职员蒋信财控诉说："1940年10月22日上午7时半左右，日机一架，在宁波市上当投下混有鼠疫菌的白黄色粉粒，多数落在开明街前后一带地方。几天之后，这一带的许多居民突然发病暴死。东大路的太平巷、开明街一带，都成了鼠疫区。本地居民死亡惨重，有的全家暴死。那年寒冬，由于疫区付之一炬，疫区居民无家可归的很多，飘泊街头的不计其数……开始时，只知道附近的同顺提庄里有两个职员突然暴死了。接着，又见东后街一家三人先后暴死。后来我们店的职员也陆续发病，症状都是高热、头痛、淋巴结肿胀。我父亲蒋阿宝和继母阿香、弟弟蒋信发都因病情严重被送入医院后死去，葬在老龙湾。店内共有15人，14人都暴死，只有我死里逃生。"

　　除宁波外，金华地区人民也受到日军细菌武器的毒杀。有一位身受其害的肖凡，曾向《新华日报》投书控诉。他说："1940年下半年，我离开浙东宁波地区到金华。当时，宁波由于日机投掷鼠疫跳蚤而突然地发生了鼠疫，并很快地蔓延开来。到后来，鼠疫严重的地区只好被封锁，不准与外边接触。然而，鼠疫并未因此而扑灭，疫情四处蔓延到附近地区，医院都闹人满之患，一直闹了很久。"肖凡还控诉道："我在金华又碰到了这样的事情，每天上午敌机便在八绿江大桥车站等地投弹轰炸。一天，敌机又来了，在大桥附近轰炸一阵之后，即低空飞过，这时，大片的黑点飞速地降落下来。防空洞里一片惊叫：'炸弹下来了'。一齐都往防空洞深处躲去。可是外面沉寂如故，没有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人们走出防空洞后，才知道在大桥附近投下许多震裂了的装满泥土的麻袋，泥土里跳出无数跳蚤，向四处跑散了。于是，这个地方迅速戒了严，不准人们进到里面，麻袋也不去动它。自那天起，敌机又接连投了几次麻袋。不久之后，鼠疫病人在金华发现了，不少人因不治而死亡。"据不完全统计，仅金华附近的东阳、义乌与兰溪三个县就传染438人，死亡361人。

　　原第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还亲眼观看过拍摄日本细菌战部队攻击中国军队的秘密纪录片。他供认说，有一次在银幕上看到，好几架飞机的机翼下挂着一些特别的器皿，里边装有传染鼠疫的跳蚤……地面上有一个村庄，看到有中国军队在移动。银幕上后来映出了"任务完成"几个字，只见石井和碇常重两人从一架飞机上走下来。接着介绍这次行动的结果，映出了一张中国报纸的文章和日语译文，说的是宁波一带发生了鼠疫。

在常德地区

　　1941年夏季，石井四郎又派远征队，携带50多公斤鼠疫细菌，在常德一带向我抗日部队和当地农村投掷染有鼠疫菌的跳蚤，引起该地区发生鼠疫，死于鼠疫的有400多人。同年11月4日日机一架又在常德市区投下带有鼠疫杆菌的棉絮、破布、谷麦等物。八天后发现了一个叫蔡桃儿的鼠疫患者，入院36小时后即死亡。接着鼠疫便在市区蔓延，还流行到市郊及桃源、丰县等地。当地居民有的全家死亡，仅石桥镇就有80多人受鼠疫传染致死。

　　原第731部队生产部长川岛清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我随第731部队远征，一次在1941年，另一次在1942年，日军曾用致命性的细菌武器进攻华中中国军队。记得第一次在1941年的夏天，有一天，第二部长太田大佐告诉我：他将前往华中，并向我道别，不久他就回来了，又告诉我，曾用飞机在华中洞庭湖附近常德一带上空投掷大批鼠疫跳蚤，他把这件事称为'细菌攻击'。其后，太田大佐向石井报告，我也在座，他说第731部队的远征队曾在常德地区飞机散布了许多鼠跳蚤，结果造成该地区鼠疫流行，使许多人患了这种菌疫。"

在川、浙、赣地区

　　1942年7月，第731部队又派出远征队乘火车到南京，在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配合下，对重庆及沿浙赣铁路干线的金华、龙游、衢县、玉山、浦江一带进行细菌战。这次他们事先把130公斤的炭疽热菌、副伤寒菌和鼠疫菌装入标有"蛋白消化素"字样的瓶子里，用一架印有"给水"字样的飞机运至预定地点。尔后在石井四郎统一指挥下，用飞机投掷到重庆一带的水源、沼泽地及居民住宅区附近。8月31日以后，又在衢县、金华等地活动两个星期，致使这些地区陆续发生大范围疫病，造成大批人死亡。以义乌县崇山村为例，全村380多户人家，因被传染鼠疫而死的就有320多人，全家死光的就有30户左右。

　　更有甚者，在这次行动中，以罪大恶极的石井四郎为首的第731部队，还派出一批细菌战骨干到南京两座中国战俘营去，把注射有伤寒菌和副伤寒菌的大饼分给关在战俘营的3，000人吃。石井命令战俘营的负责人，把凡是吃过这种大饼的人全部释放出去，借以传播疫病，以达到大量杀害中国人的目的。

　　原第731部队第643支队卫生兵古都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在这次行动中，第731部队除了用染菌的大饼分给战俘吃，借以传染伤寒外，有时还把染有病菌的食物扔在树下以及行人休息的地方，好象是遗失的。这也是一种用细菌杀人的方法。这次细菌战结果，在浙、赣地区引起病疫的猖獗。

在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

　　1941年4月间，晋绥边区反扫荡结束后，日本侵略军借撤退之机，在河曲县巡镇一带散布鼠疫菌，使许多人吐血、便血，短期内即死亡。据新华社揭露，日寇在侵略战争中，曾在晋冀鲁豫边区的新乡、滑县、浚县和晋绥边区的河曲、保德、兴县、岚县等地，散布鼠疫、伤寒等病菌，还在新乡发现敌机投放伤寒的装置。1942年，晋绥边区卫生机关即在河曲、保德一带发现散在性的鼠疫患者，死亡数十人。

　　日本进行细菌战的"特种部队"在中国其他地区也曾施放过细菌。1942年冬，第731部队曾在吉林省农安县把带有鼠疫菌的跳蚤散布在田间、水源地和民房区，然后，又封锁各村并放火焚烧，结果造成四五千人死亡。
　　日本军国主义所进行的细菌战，危害极大，贻患无穷。单就我国东北来说，1937年和1938年，在伪满兴安北省蒙古族部落里发生的鼠疫，1940在伪满兴安北少三河附近发生的炭疽，都和日本细菌战部队的活动有关。据调查，农查、辽阳、本溪、新民、哈尔滨、岔路河、泰来、白城子、洮南、东丰、双城、抚顺等地都有被撒播细菌的迹象。因此，在日本投降后，东北各地传染病流行，不能说与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活动无关。1945年8月，长春市内以及二道河子、宋家洼子传染病猖獗，多数全家死亡。1945年至1946年，洮南、洮安、镇赉、开通四县鼠疫患者达4，300余人，死亡命1，400余人。1946年，哈尔滨平房一带也因鼠疫死亡五六百人。霍乱更为猖獗，1946年，齐齐哈尔、肇东、肇源、洮安、大赉、安广、镇赉、开通、瞻榆、洮南等地，霍乱患者达9，000余人，死亡7，500余人。
"特别输送"

　　日本宪兵队机关和伪满当局根据七三一部队的要求，经常把华中、东北各地的中国人、苏联人、蒙古人和朝鲜人秘密地押送到七三一部队，供细菌试验之用。被押送的人大多数是被俘的八路军、新四军、苏联红军、地下工作者和反满抗日的工人、教员、学生、还有所谓的政治嫌疑犯。

　　在运送期间，恐怕暴露罪恶的秘密，日本宪兵队官方给被押送人员规定了一个专用名词："特殊材料""特别输送"。据日本宪兵署的文件记载，自从一九三九年起，就有"特别输送俘虏"之事。日本关东军宪兵司令城仓少将于一九三九年发布过将三十名俘虏"特别输送"到石井部队的第二二四号命令。

　　命令中明确规定："第二批特殊运送人员约九十名除留下六十名送达目的地外，其余诸人在到达哈尔滨时即交付石井部队长"。并要求"须事先将应交付石井部队的人员区分开来，以免在交付时发生延误"。还要求" 哈尔滨宪兵队长须与石井部队长取得密切联系，保证在哈尔滨站及以后途中竭力防止外国侦探，并采取必要监督办法。"

　　哈尔滨宪兵队备有专用的囚车，车体是灰绿色，左右两侧安装两个实际不透明的窗户，车底设有通气孔。这种囚车频繁地活动在哈尔滨--平房之间的砂石公路上。每次行动都是日本军人武装押送，大约每周运送一次，输送的数量不等，有时二三十人，有时四五十人。囚车不时发出刺耳的怪叫声，日本兵把在室外作业的中国劳工撵到屋子里，不让偷看。有时被迫趴在地上的中国劳工斜视偷看，就会被押送的人都补蒙上了眼睛，并带着沉重的手铐、脚镣。

　　曾在动力班当过劳工的人证实，差不多每星期六下午有一辆囚车开来，把在押人员从南门或东门押进"兵营"（当时中国人称呼四方楼的大院为"兵营"）只见成年累月地抓人，但从来没看见过有人出去的。

　　这些被抓来的人都押在"方型楼"中间的特设牢房里。秘密监狱是两座白色的两层小楼，分七栋、八栋。七栋位于主楼东侧的广场上，八栋在主楼西侧空场。被抓进的人男女都分别被监押，有时可以监押百八十人。这两座监狱通过地下道和解剖室、各试验室、焚尸炉相连接。

　　监狱的防卫是保密的，四周借用三屋楼墙壁圈围着，只有和主楼连接处有一铁制的便门，设有武装岗哨。只要把住这个铁门，在押的人是无法逃脱的。平顶楼房的南端和北端是两处五层楼高的制高点，设有监视哨，在押的人一切活动都会看得一清三楚。

　　据川岛清在远东军事法庭上供认，从一九四零年到一九四五年八月，每年有五六百人被"特别输送"到这里。伪满陆军宪兵队日本顾问立花武夫供称："我管辖下的宪兵署特务处所审讯的一种人，必须予以消灭"，"在这些人当中，有极端仇视日本的在满洲的游击队员，我们把他们送到七三一部队加以消灭。"

　　日本宪兵队当局的"特别输送"，使石井四郎非常满意。前哈尔滨日本宪兵署副官木村在被审讯时供认："在一次石井与哈尔滨宪兵署长春日芳谈话时，石井曾说，相信将来和过去一样，继续得到被捕的人作试验。"

　　我们再翻阅一下对日本细菌战犯的审讯记录，原七三一部队细菌生产部部长川岛清供认："我曾亲眼看见第一部（细菌研究）的工作人员从宪兵队方面领道大批犯人。"他还说："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多次同古井四郎将军一起去视察监狱的情况，所以我知道监狱里处理犯人、管制犯人和因禁犯人的某些详细形。""一九四二年我视察过这个监狱，看见一间牢房里关着两个俄国人，其中一个俄国女人带着在监狱中生下的婴儿。我在该部队供职期间，这两个女人还活着，以后她们的命运怎样，我不知道。但无论如何，他们决不会活着出去的。"

　　事情果然是这样的，不仅这两个俄国女人没有活着出去，而且所有在押的人都没有逃脱细菌试验而活着出去。　　

                                          真空实验

　　为了在活人身上进行真空环境实验，第731部队内设有一个测量在高空中人体抵抗力限度的气压实验室，以确定人体各器官在高气压中忍耐的限度。这些实验和希特勒匪徒拉希尔所做的实验完全相同。纽伦堡国际法庭曾称这种实验是希特勒匪徒们进行的最残酷最不人道的一种实验。因为活人在密封的气压室内，不长时间，眼球就鼓了出来，人也随之憋死，其痛苦是不堪想象的。

　　原第731部队一名成员揭露说："有一次，我看见有一个实验室里，关着一个青年。他赤身裸体地站在里面，抽气机开动后，室内逐渐变成了真空，缺氧使他难以忍受，他用双手抓着前胸，血顺着伤痕迅速流了出来。他挣扎着……16毫米摄影机自动地摄下了这全部情景。"

　　此外，还有人、马、猴之间血液交换实验；在妇女身上进行梅毒实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悬实验；以及空气静脉注射实验。

　　日本侵略者在实验室内进行实验外，还在类似战斗环境下进行野外活人细菌战实验。这种实验，通常在安达特别实验场进行，有时也在肇东县的满沟、呼伦贝尔草原、东北东部的山区等地设置的临时实验场进行。
　　在安达特别实验场，每次受这种实验的的人，10-20人不等。他们所采用的方法，有的用炮弹散布细菌；有的把人绑在打靶场的铁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细菌炸弹或在地面上利用电流引爆细菌炸弹。待被实验的人受伤、染上细菌后，送回秘密监狱，供实验者随时观察。最后则是在各种"治疗"之下进行残酷杀害，尸体则在解剖室供病理解剖。这种残酷的实验，都是在法西斯分子石井四郎和第731部队第二部长碇常重的主持下进行的。

　　1943年末，第731部队把押的10名中国人用飞机押送到安达特别实验场。把人绑在彼此间隔五米的柱子上，用飞机投掷"石井式"细菌的炸弹。这些人被弹片炸伤后染上炭疽菌，不久全部死亡。1945年1月，又改用电流引爆细菌炸弹的办法，对绑在铁柱子上的中国人进行鼠疫传染实验，这些人受了几天的折磨后死去。
　　原第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曾亲自带领人员支安达进行这种实验。他供认：1944年春，从第731部队的监狱里押送10人到安达特别实验场，经过实验，这10人全被细菌传染致死。

　　据当时在第731部队工作的队员揭露说：在安达特别实验场，"有时候，让十几名'原木'只露出臂部，做毒气坏疽菌强制感染实验。"在最近距离内，让带菌的榴霰弹爆炸，"无数的弹片嵌进'原木'的臂部，在'原木'痛苦的呻吟中，队员们一齐跑过去查看，确认毒气坏疽是否击中'原木'。然后，再把'原木'们赶进特设监狱，详细观察、记录从发病互死亡的过程。"

　　日本侵略者还以受害者为"材料"，进行火焰喷射器实验和杀伤力实验。原第731部队一队员揭露说：1943年夏的一天，在安达"特别实验场"，日本法西斯把受害者押入坦克和装甲车内，用火焰喷射器喷射，以观察达到什么程度可以把人烧死。有时还把被实验者分成穿厚棉衣组、普通军服组、裸体组，每组排成十人纵队。第731部队队员手持38式步枪瞄准排头开火，记录员则分别记下步枪的穿透性能。其灭绝人性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在日军各细菌战部队，凡是受以上种种残酷实验的人，要是重又痊愈起来，他就不免要受接二连三的实验，一直到死去为止。惨死者的尸体经过解剖，就在焚尸炉里焚化了。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对他们作另一种实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

                                                               冻伤实验

　　冻伤实验在冬天进行。　"吉村班"是专门研究冻伤的。他们把被试验的人押到严寒的露天广场，一次，在一个严寒的晚上，宪兵乙津押着12名中国人和一名苏联人到室外，用枪逼着他们把双手插进冷水桶里，然后把浸湿了的双手伸在外面，待双手冻僵后，再强迫他们回到室内，由冻伤实验专家北野政次和吉村等人检验他们手指冻伤的程度，然后敷药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剪刀把手指剪去。这是第一步，要求研究在什么气温下、多长时间可以造成冻伤。第二步的试验是把人的手脚立即插进不同温度的水里，主要研究造成冻伤后在不同温度条件下的变化。第二步主要研究对冻伤的预防和治疗。第731部队的冻伤实验室里，备有几具用玻璃制成的特种冰箱，这种冰箱的温度可以调节到零下几十度。在用双手进行室外冻伤实验后，法西斯分子北野政次等人又强迫他们把四肢轮流放进这种冰箱去受冻伤，然后加以治疗，不能治疗的，就用锯子把四肢锯去。等四肢全被锯去后，就把他们枪毙了。第731部队把用活人进行的冻伤实验，都摄成照片和影片。原第731部队训练部长西俊英曾向伯力军事法庭供述影片的内容，他说石井部队拍的影片里面，有许多人在冰天雪地里，把赤裸的手臂展开，听任寒风吹袭，实验者用木棍敲打，以确定是否已经冻僵。

　　原第731部队宪兵仓原曾亲眼看到一间牢房里，有三个中国人没有了手指头，其余的人只剩下了手指骨了。吉村告诉他，这是做过冻伤实验的结果。

　　七三一部队的试验者们，还通过解剖活人进行病理研究；在女"犯人"身上进行梅毒试验；用动物血和人血交换注射的试验；把人头朝下吊起来的倒控试验；对人进行低压或真空的试验；把人胃切除，肠子和食道直接缝合的试验；把人胳膊锯下，左右肢交换接肢试验，惨忍之极。
　
                                                                  活人实验

731部队的刽子手们把战俘都称为"木头"，意思是这些战俘不是人，是专供他们实验的动物。专门从事鼠疫研究的"高桥班"军医，经常把在押的人员提出来。关在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被试验人员身上注射鼠菌液，并通过观察孔观察病变情形。数小时以后这些被试验的人员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被实验者死后，便通过地下道投入炼人炉里。

菌液注射实验
　　菌液注射实验，是把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被实验者的静脉，以观察其病变过程。原第731部队第162支队长原秀夫等人揭露说：石井对这种实验特别重视，曾三令五申对此作种种研究。"1942年，为检定疫苗的抵抗力和实验鼠疫苗的毒性，第四部第一课课长铃木启之军医少佐曾和宇野澄技师等对关在秘密监狱的五名中国人，注射鼠疫的各种疫苗，尔后便在'测验免疫能力'的名目下，采取大量血液，最后注射鼠疫菌使之感染，结果两人死去。1943年2月，石井为检定鼠疫的毒性，又用鼠疫苗杀害了中国的抗日救国志士。"

　　原第731部队队员回忆说：石井部队常把"原木"即在押的人员提出来，关一间透明的隔离室里，往"原木'身上注射鼠疫菌液，并观察"原木"的病变情形。数小时以后这些被实验的人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皮肤变成紫黑色，其余部位皮肤呈现暗淡粉红色……死后，被投入炼人炉。

　　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据当时有机会接近该机构的台湾同胞谢金龙说：1942年1月，他亲眼见到日寇俘虏收容所所长森田中尉，奉华中方面军司令部第三课长广本大尉的命令，挑选百余名俘虏到中山门中央医院旧址的多摩部队（指南京"荣"字第1644部队）做细菌实验，把各种病菌注射到强壮的俘虏身上，观测病情变化，结果在数天内，百余人全部死亡。

　　把健康的人和鼠疫患者关在一起，研究鼠疫传染过程，这也是他们实验项目的一种。无疑，这类健康的人不久也会变成鼠疫患者。

染菌饮食实验

　　这种残酷的实验，是强令"犯人"饮用染菌水或口服染菌食物，观察发病情况。亲自进行过这种灭绝人性实验的原第731部卫生兵古都，供述了一次用活人进行这种实验的情形。大约是1943年初，第731部队第一部长命令用在押的"犯人"进行传染伤寒病的实验。他们预先准备了一公升投有伤寒病菌的甜水，然后，把这一公斤甜水用普通水冲淡，分给大约50个中国"犯人"喝了。实验结果，除其中几个人事先注射防伤寒病菌而幸免外，其他人全被伤寒病菌折磨死了。惨死者的尸体被投入炼人炉里。为实验染菌食物，日军把伤寒细菌放在水果里。大约在1943年或1944年，正当西瓜和甜瓜成熟的时候，把伤寒细菌注射到瓜里去并测验细菌的浓度，几天后拿回实验室，切开来，再测验细菌在水果里繁殖了多少倍。测验后，便把西反送给五六个中国人吃，这几个中国人都患了传染病。

　　第100部队也进行过类似的实验。原第100部队第六课课员三友一男于1949年12月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1944年8月-9月，第100部队内曾把海洛因放进饭食里，让七八名中国人和苏联人吃，饭后半小时至一小就会睡着，睡眠持续五个半小时。等他们睡着了，就在他们身上进行细菌实验。当被实验者身体衰弱到不能再作实验材料使用时，就给他们注射"氰化物"，将他们毒死。

毒气实验

　　原日本宪上等兵渡边泰长，曾亲自参加过这种灭绝人性的实验。他在《活地狱》一文中记述了一次用毒气杀害中国人的惨况：1934年11月10日，我们把逮捕来的15名中国人，象装行李似地塞进试验场的拘押所里。第二天，强行将一个中国人绑在有透明窗的密闭试验室内的木柱上，注入催泪和窒息性毒气，几分钟后，便夺去了他的性命。然后送解剖室作尸体解剖。这种野蛮实验每天上、下午各进行一次，一共持续了十天。另据原第731部队一队员回忆说：在一间透明的玻璃房里，关着母女两人，小女孩只有四岁左右。就在毒气渗入的一瞬间，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脑袋，瞪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向四周张望。母亲似乎在拼命地保护孩子，让孩子尽可能少受毒气的残害。然而剧烈的毒气很快将母女俩毒死。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之中，还死命抱着孩子不肯松手。我拿着秒表，一边冷漠地观察着这全过程，一边做启示。这一切至死都留在我的记忆里。

                                                            活人解剖

　　日本侵略者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作实验，还要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而尚未死亡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活人解剖。更有甚者，是把健康的人解剖后用来作标本。

　　石井细菌部队成立后不久，哈尔滨宪兵队逮捕了两名东北游击队员和一名朝鲜青年学生，宪兵用酷刑拷打他们，逼他们招出关于东北抗日游击队的情况，他们虽遭日夜吊打，却始终守口如瓶。最后，宪兵队把他们押送到石井细菌部队。法西斯分子石井四郎，为了研究跳蚤身上究竟是那种病菌，在一天晚上，把其中一位抗日游击队员赤身裸体地绑在实验室的木柱上，在他大腿上注射了一针用老鼠身上的跳蚤磨制成的液汁。19天后，这位战士便发烧到摄氏39．4度。石井又把他绑去，他从身上抽出一部分血液，注射到另一个战士身上。经过12天的潜伏期后，这个战士的身体同样发烧了。石井就对他活活地进行了解剖。解剖结果，证明跳蚤身上所含有的病毒，是一种"定型性流行出血热肾"。石井四郎为了确认这种病菌能用来制造细菌武器，就轮流地在朝鲜青年学生和第一个战士身上进行实验，一个月后，朝鲜青年学生和战士已被折磨得不能动弹，就在一个下着大雨的晚上，把他们押到风雨中枪毙了。

　　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竟把一个年仅12岁的男孩活活地解剖了。原第731部队一队员揭露说：1943年，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带进了解剖室。他被扒光衣服，几个日本军医扑了过去，将他按在手术台上，挣扎的四肢被捉带紧紧地扣住，小孩全身被消了毒，注射了麻醉剂，不一会失去了知觉。日本军医一刀将他的腹部切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经一一分理，呼、呼地拥进铁桶里，再立刻把铁桶里的脏，器放入装有福尔马林的在玻璃容器内盖好。""取出的内脏中，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随之，又从小孩耳朵到鼻子横着切了一刀。头皮切开后，就用锯子锯，头盖骨被锯成三角形掀开了。大脑露出时，一个队员用手伸进柔软的保护膜，把脑子取了出来，立即放进装有福尔马林的容器中。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恶魔们的手术刀下了。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2-11-1 09:47:59

　象这种灭绝人性的活人解剖实验，何止一个石井部队！在日军各细菌战部队、野战医院以及伪满洲医科大学，也同样干着这种勾当。

　　原伪满洲医科大学微生物教研室主任、战犯北野政次于1939年2月发表了一篇题为《斑疹伤寒预防接种的研究--自制斑疹伤寒疫苗的人体实验》的所谓"论文"。他在"论文"中不打自招地供出了惨杀我爱国同胞的滔天罪行。

　　他写道："供实验的人体全是选用不曾患过斑疹伤寒和其他急性热病的32至74岁的健康男人，除商人及工人各一例外，其余的都是5-30年前从山东来到关外的农民。"这次实验，是在被他抓去的13名爱国同胞身上进行的。在实验当中，给一名姓宗的74岁的老人惨无人道地注进了斑疹伤寒病毒。在这种病毒以后的第八天，这位老人得了病。在得病的第六天，正是发病的发疹期，被北野政次活活解剖了，并做了病理检查，证明是斑疹伤寒。另一名姓费的66岁老人，被北野政次注进病毒后也得了病，由于身体很好，抗过了斑疹伤寒病毒的攻击，得病后的第七天，体温下降到正常（37度左右），当日被活活杀害了。其余11名，预先被北野政次注射了不同量、不同次数的斑疹伤寒疫苗。一个月以后，北野政次又惨无人道地给他们接种了病原体--斑疹伤寒立克次氏体。经过几天以后，其中有五名先后发了病。北野政次为了证明这五名同胞是否是斑疹伤寒，对其中一名同胞做了所谓的抽样检查，然后活活地给杀害了。

　　当时在伪满医科大学解剖学教室做勤杂工的张丕清控诉说："我从1932年就在解剖学教室当勤杂工，记得在1941年冬的一天，有个日本人叫西村，他叫我去烧尸体。我到解剖室一看，大吃一惊，和往常学生做的尸体解剖完全不一样。尸体台上放着几具尸体，被割得乱七八糟。肚子给割开了，内脏都被拿出来了，眼睛挖掉了，脑子也取出来了，鲜血流了满地，解剖台周围有一圈凳子，凳子上踩有很多脚印。一看这悲惨现场我就明白了，是日本狗强盗在解剖室里活活把我们的同胞给杀害了。第一点，这个尸体和一般有病的尸体完全不一样。学生解剖用的尸体，是一点血也没有，就是做病理解剖也只是在胸腔内有一点积血，血的颜色发黑发紫，而活体解剖血是鲜红的；其次，有病的尸体皮肤颜色发青发黄，呈青黄色，这个尸体皮肤是雪白雪的。我一看这惨景，就知道是被他们活活给杀害的。当时为了证实我这个想法，我们三个工人在在一起合计了这个问题，并想弄清这些被害者是从哪儿抓来的。一位姓刘的工友去问日本人昭井。昭井把眼睛一瞪就给姓刘的工友两个耳光。我们想，西村让我们焚烧尸体，他一定会知道这个情况，我们就又去问他。最初他不告诉我们，后来他说'是从宪兵队送来的'。我们又问他是活的还是死的？他说'迷迷糊糊的'。第二天，我们听一个住在解剖室楼上的中国教员说：'昨天晚上睡觉时，听到解剖室有惨叫声'。这就更证实了这些强盗是把我们的同胞活活地给杀害了。在1941年冬到1942年春仅几个月的时间就杀害了我爱国同胞十七、八名，最多一次达八名。这是我看到的，我没有看到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当时的情景是很悲惨的。"

　　在日军各野战医院，拿中国被俘人员做活人解剖实验也是常事。原日本陆军第117师团野战医院军医野田实，就国亲自参加过这种惨无人道的实验。他在《太行山下一魔窟》一文中写道：1945年4月，曾在河南省焦作镇对一名年二十五六岁的中国青年进行活体解剖实验。将这位中国青年的腹部、气管切开，四肢锯断，又往血管里和左胸心脏注入空气……致死后扔进了掩埋场。

　　从以上列举的桩桩血淋淋的事实，可以看出残暴的日军用活人做实验的项目是多种多样的，用活人作为"实验材料"的选择也是挖空心思的。有男的，也有女的；有体强的，也有体弱的；有年长的，也有年幼的。就这样，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中国人惨死于日军"细菌屠刀"之下。每个正常的人看了这些，都会感到义愤填膺！就连原第731部队的队员想起这些往事，都感到自己罪孽深重。一位原第731部队的队员在回忆自己曾拿着秒表，冷漠地观察母女两人被毒气害死并作记录时，悔恨地说："现在无论我怎样忏悔，怎样祈祷，都不能抚慰死者的亡灵，也宽恕不了我的罪孽。"

化学战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不但犯下了使用细菌杀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还大量使用化学武器，进行化学战。日寇先后在我国的太原、宜昌、济南、南京、汉口、广州等处，设立制造毒剂的工厂或化学武器的装配厂；在上海、宜昌、太原等地驻扎有专门从事化学战的部队。这些部队装备有用糜烂性毒剂、刺激性毒剂和窒息性毒剂等装料的化学弹药。如装有芥子气、路易氏气、苯氯乙酮、亚当氏气、二苯氯胂和光气等毒剂的多种口径的化学炮弹、化学迫击炮弹、化学手榴弹、毒烟罐、毒气盒等。据不完全统计，日寇先后在我国14个省、市，77个县、区，使用化学武器1，131次。

　　日寇在战场上滥用毒气。1940年8月至12月，在八路军进行的"百团大战"中，日寇就曾施放11次之多，使我一万余名官兵中毒。同年8月，在山东峄县朱沟战斗中，日军使用了"窒息性"和"刺激性"为装料的毒气弹，使我350余名官兵及许多村民中毒身亡。1941年10月中旬，在湖北的宜昌战斗中，日军除使用了毒气炮弹外，还使用了毒剂炸弹，造成1，600人中毒，其中600人死亡。

　　原日本陆军独立混成第10旅团迫击炮大队长阿贺惠，就曾命令部下使用毒所弹。他在《滥用毒瓦斯弹》一文中写道：1940年5月，在山东泰安县红山战斗中，为了达到侵略中国战果，在我指挥下，连续向抗日军阵地发射毒气弹。20分钟后，我去察看，见300名抗日军倒在地上，有的面孔完全变成紫色，口里吐出来污物和黑血，有的还没有死，吐着白沫。这300名抗日军大部分中毒身亡。

　　残暴的日军还灭绝人性地在中国居民区施放毒气，并往河水或井水中投毒。1938年7月，日军在晋南夏县一带，把毒药投在各村水井内，当地农民饮后6-7小时头晕吐泻，12小时面肤发黑，24小时即不能行动，因而致死者不计其数。1943年5月，日军第222联队在太行一带，自辽县的麻田至涉县的河南店约25公里的路上，向水井、水池投毒20多箱，并施放了大量毒气，使我120多人中毒，其中三人因救治不及时而死亡。河南店一个七岁的小孩，因染上毒气，从臀部遍及全身发红疼痛，随即溃烂，当晚就惨死了。在索堡，日军逃跑后，群众回到家里便嗅到一股甜味，掀起炕席一看，炕面上有毒液和黄色粉末，中毒的群众达30多人。

　　原日军第137师团第375联队大佐联队长船木健次郎供认，1941年9月，曾命令部下在河北省宛一县杜家庄施放毒气，伤害学生和居民400多人。

　　更毒辣的是，日本侵略者为了摧毁冀中一带坚持抗战的军民创造的地道战术，1942年5月28日在河北定县北坦村发现地道时，将大量的窒息性毒气向地道内施放，使躲在地道内的老幼妇孺800多人中毒死亡。据日军第59师团第53旅团少将旅团长上坂胜供认，是他制造了杀害800多名和平居民的大惨案。

　　日寇投降后，我国人民先后在东北的哈尔滨、齐齐哈尔、敦化、珲春等16个县、市发现并处理了日军遗散下的各种毒剂弹200余万发，约13，000余吨。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广泛使用化学、细菌武器，大量残杀中国人民的事实还可以举出许多，但仅从以上几例中就足以说明他们是何等疯狂与灭绝人性。

　　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实验及细菌战的罪行，当然远远不止这些。这批杀人魔王在日本投降时为了逃避罪责，炸毁了全部设施，销毁了几乎所有实验用品和资料。仅第731部队在1945年8月10日一夜，就把1，000多件人体标本扔进了松花江。在这同时，杀人工厂的监狱中数百名中国人和其它国籍的"囚犯"被日本强盗秘密杀死。侵略者来不及把受难者的尸骨投和焚尸炉，便浇上汽油当场焚烧。然而，这帮法西斯强盗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死到临头还罪上加罪，居心险恶地把大批跳蚤和带菌动物放了出来，致使平房一带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鼠疫，仅仅一星期中，就有146人死亡。最触目惊心的还是埋在细菌杀人工厂地下的累累白骨，1949年，哈尔滨平房区一家工厂施工，从地下挖出了大批尸骨。1958年，伟建机器厂盖宿舍楼挖地基，公挖出的白骨就装了三大卡车。至今，这里不时还能挖出遇难者遗骨。这一桩桩惨案，这一笔笔血债，只不过是日本侵略者在中国血腥暴行的一部分而已。但它却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违反国际公法，肆意屠杀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

luciferx · 发表于 2012-11-3 17:08:20

看完后，我全身在颤抖，视线早已模糊，还有什么话能说，过去的历史，谁来揭开，谁来为那些无辜的同胞们出一口气，叹…

彝あ邪Ｓòrry · 发表于 2012-11-4 09:01:55

在电视剧中也经常看到日本人残害中国人的这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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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本日记》---有关1940年细菌战情况 (2007-04-08 22:3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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