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的悲剧探源

南昌徐麟 · 发表于 2007-7-20 12:26:36

彭德怀的悲剧探源：老将军说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作为，今天的各种评论不管从哪个角度出发，对他的品格都是肯定的。对此我没有任何异议。众所周知，彭德怀个性倔强、孤傲。这一性情一方面表现为他在战争中的勇敢、无畏，以及后来的刚正和坚忍；而鲜为人知的另一面则是横跋扈与心胸狭窄，目中无人和瑕疵必报。使用这样的贬义词形容彭德怀这位悲剧英雄颇为不敬，但为了分析他这位历史人物的种种行为因果，对于这一点我们也无法回避。一个普通人具有这种个性并没有多大麻烦，然而一个政治人物则会因此使得自身、他人以致历史风云变换了。事实上，由于彭德怀长期处于敏感、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个性就成为他给别人和他自己造成悲剧的重要因素之一。我对于彭德怀的人品有所保留，就是从这一角度而言的。

　　我曾接触过一位从江西时代就与彭德怀很熟悉的老将军，他对彭的个人评价只有很无奈的一句话："彭总这个人呐，他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尽管公开的史料中有彭与朱下棋的故事，而我还是相信这句无奈的话。至于看不起朱总司令在军内和党内意味着什么，就要牵涉到对朱总司令本人和许多高级将领的评价，那就扯远了，如有兴趣，另外讨论。在这里仅仅引用这句话让你我对彭德怀的个性从另一方面多了解一点。

　　国内战争结束后，彭德怀在历史上的主要标志是三件大事，朝鲜战争，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全军和庐山会议。庐山会议不用说了，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前两件事其实给最后一件事埋下了不少伏笔，而公开的史料很多问题避而不谈，刻意维护人物的历史形象，但蛛丝马迹还是不少。下面我就说说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和自己的分析，以作茶余饭后的消谴。

说到正题之前，我还想分析一下朝鲜战争的人选决策，只是题外话而已。

　　中国参战前，志愿军司令一职的人选不好决定。对方是战斗力很强的美军，我方拟第一批入朝的部队是当时为准备参战而调五个军组建的东北边防军，都是四野的部队。故而志愿军司令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个人能力上必须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二、个人资历上必须能镇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符合这两点的人很少，后来的十个大将中仅粟裕一人有这两个条件，而他当时在负责对台湾方面的军事行动无法脱身。四野出身的大将萧劲光、黄克诚缺乏第一条件。全军其他类似地位的几个人如萧克、李达、刘亚楼等等都不具备第二条件。人选只能在后来的十个元帅中产生，而其中半数以上也都不行。朱总司令不可能；贺龙、徐向前国内战争时只担任了兵团级指挥，没有骄人的业绩，徐更不具备第二个条件；聂荣臻军事上不行，且在北平市市长任上；罗荣桓是政治元帅；叶剑英一直是个总参谋长的角色，上战场差点儿；陈毅与荣臻一样，军事能力有限，且在上海市市长任上。人选只有彭德怀、林彪和刘伯承三人了。刘当时已经急流勇退，辞去本兼各职，由贺龙接任西南军政员会主席，刘本人只担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年事已高，战伤累累，而且毛***泽***东对他素有看法，对此我也可另外分析，总之刘伯承是去不了朝鲜的。人选只剩下彭、林两位了，林本来最合适，四野是他的部队，他的军事能力绝对在彭之上。但他也确实有病，而更重要的一点你已提到，是他自己不愿意。当时政治局和军队高层不主张出国作战的是多数，建议在东北采取防御态势大有人在，林彪也是其中之一。这种观点是否正确，历史没有给予它证明的机会；而彭德怀则是少数主张出国作战的人之一，因而由他担任志愿军司令是最后的选择了。人选的重大决策必然要顾及当事人本身的意见，否则强人所难也是不明智的。当然，决不能排除彭、林两人的个人因素，在此点上彭胜于林。但我认为目前流行的看法，完全是由于一人"怕死怯战" 而另一人则"见义勇为、主动请缨"才会形成了这段历史的观念，多少也是要打点折扣的。

朝鲜战争

　　先后参加志愿军的部队，二、三、四野的部队都有，恰恰没有彭德怀一野的部队。入朝时，其总部机关只是一个兵团级指挥部，还不是彭德怀的部属，从文学的意义上完全可以说彭德怀是只身奔赴朝鲜前线的。而当时除三野有对台作战任务外，一野王震进军新疆是兵团级的行动，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军事意义，因新疆已和平解放，罩岳、鲍尔汉完全控制了局面；二野进藏也是兵团级的行动，主力已分散剿匪；四野的海南岛战役已结束，主力态势与二野相同。因此当时给彭德怀配备一个完整的野战军总部不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这一现象主要原因是准备时间过于仓促，同时最高决策层包括彭德怀本人对后来的战争规模估计不足。而彭德怀在指挥他所不熟悉的部队和将领时，他的个性使他"树敌"过多，为日后他在党内军内造成了许多反对派。入朝作战准备仓促，作战方式生疏，初期某些部队作战不利在所难免。然而彭德怀对此处理得过分简单粗暴，伤人过甚。第一次战役时三十八军的行动迟缓，既有敌前侦察不利的因素，也有总部情报误导的因素。然而彭德怀却严厉叱责为梁兴初"怕死"，威胁要"斩马谡"；第二次战役三十八军作战英勇，彭德怀便立即写下了名言"三十八军万岁！" 。实际上，一次战役只是团级规模的遭遇战，二次战役各军均有战果，三十八军还不是战果最大的部队，彭的这种大起大落的带兵方式则对各军将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果。而了三次战役后期，同样一个三十八军担任阻击，就有军级指挥官说出"如果由林总指挥，怎么也不会让我们主力与敌人拼消耗。"这样的话来。另外，彭德怀一向对与他同级的将领持有蔑视的态度，"连朱总司令都看不起"。而参加朝鲜战争的恰恰都是这些将领带过的部队，彭的个性使他在处理这些上下级关系时加深了矛盾。五次战役后彭与三兵团司令王近山等人检讨战役过程，对原属二野的三兵团他竟说出这样的话："人家是专家，我是丘八，你们不都是刘伯承带出来的么？刘伯承不是挺讲战术么？你们怎么不讲战术啦？"

　　如果朝鲜停战后，彭德怀的政治军事生涯到此为止，他的这些行为也无可厚非。直傲慢的将军并不鲜见，打胜仗才是真的。然而，历史却偏偏要把他再推到"政客"的位置上，而被他伤害过的将军们也将要在政治舞台有所表演，彭德怀的个性就完全失败了。

南昌徐麟 · 发表于 2007-7-20 12:27:10

　下回我将写给你彭德怀主持军委期间的一场运动和某些将军后来在文革之中对彭德怀报复的实例，都是不曾公开的。上述朝鲜战争的内容则在不少书籍中有迹可寻，都是支离破碎的，只是著者无心，而我读者有意罢了。

　　为了让你对我将要写给你的事情有个更生动的了解，请你先考虑一下几个历史事件：

刘伯承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到五五年，突然离任。继任院长的是宋时轮上将，学院的档次一下差了两级，此后这所学院便默默无闻了，为什么？

　　刘伯承从此再未担任过有实权的军职或政职，以他的能力和他对军队影响力，这不符合当时的惯例，为什么？

　　五十年代初，解放军是五总部建制，除现在人们所熟悉的总参、总政、总后外，还有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察部。这些庞大的总部级机关为什么到五十年代末都没有了？那些干部到哪去了？

叶剑英在国内战争时任总参谋长，地位在十个元帅中仅次于朱、彭，其在党内的资历甚至超过了彭。为什么在十个元帅中他竟列名"副班长"？

　　萧克在七十六员上将中名列第一，为什么在五十年代末他竟然在国务院最小的一个部，农垦部担任副部长？

　　五七年反右风潮席卷全国，而军内总部级的大机关好象却不见动静，为什么？他们当时在干什么？

庐山会议后军内批彭进行得十分顺利，九一三后军内批林可就很费了一番气力，两者为什么不一样？

　　在具体探讨这些历史问题之前，我还想谈点别的题外话，对你提到的某些事说说我的看法。

在此先说说彭德怀"功高震主"的事，也算是题外话。

　　朝鲜停战后，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分主持全军。当时中国体制学苏联，国防部长权力极大。注意这一点苏联军队是没有中央军委这级建制的。一九五六年一江山岛登陆战役时，战役发起命令就是由国防部长彭德怀签发而不是由中央军委主席***本关键字已替换***签发。而同时代国际上是冷战最激烈的时候，两大阵营互不相让。由于彭德怀在朝鲜顶住了美军，苏联赫鲁晓夫在他访苏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称他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钢铁卫士。而***本关键字已替换***一向对与苏联接近的人深恶痛绝，国防部替代军委掌军的体制更不会让惯于独裁的他接受。彭德怀是个军人，不是熟练的政客，对***本关键字已替换***的心理不可能理解。无形中他已成了毛***泽***东反苏的牺牲品。顺带说一点，此前已有高岗受苏联支持的前车之鉴。最后是高岗上吊，陈光自焚，饶漱石终身监禁，可想而知结果之残酷。由于此次党内斗争是邓小平主持的，故而成了今天党史上最铁的铁案。彭德怀对此警惕不足，成为了下一个牺牲品，也是他非政客的个性使然。至于"功高震主 "，不过是后人以丰富的想象力在演义历史。你我都清楚，彭德怀从未有过能威胁毛***泽***东地位的言行，不象林彪，发过行动手令。***毛***泽***东在庐山所说的"上山找红军去"的话，不过是他在极力地强调自己对事件的强硬态度。毛***泽***东是文学家，他一生之中类似这种夸张的、文学色彩极浓的话比比皆是，我认为不能由这些话去认定当时全党全军已经面临至丫面。事实* 毛***泽***东讲这些话之前，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在会议上已经有反对意见了。支持者主要是张闻天和周小舟；反对者主要是上海的柯庆施等人，在毛***泽***东直接表态之前，柯庆施就已称"意见书"为"毒草"了。而此时多数中央委员在静观风向，等待毛***泽***东表态，就是想要分裂也无从分裂起。彭德怀在毛***泽***东发言的会后也并未退让，他的"屈服"是在多数中央委员群起而攻之之后。所以我认为"庐山的这场斗争"远远没有危急到党军两方即将分裂的地步。后人为了否定毛***泽***东***，在彭德怀头上加了"为了全党全军不致分裂而牺牲自己"的光环，彭总地下有知，会作何感想？

越扯越远了，干脆扯下去,接着说说黄克诚大将吧。

　　黄克诚是上过井冈山的，堪称是毛***泽***东的嫡系将领。我听说过他在井冈山的一件事，接合庐山会议上的他，使我对他的人品极为敬佩。

　　井冈山时期红军物资极为困乏，以至于有"朱军长挑粮上井冈"的故事。当时红军是不发军饷的，这在中国历代军队史没有先例，连土匪武装都要发饷呢，否则部队就要溃散。黄克诚当时很不理解这一点，认为如不发饷部队很难维持，他直接找毛***泽***东要求发饷。而毛***泽***东则以他特有的雄辩向黄克诚详细阐述了"人民军队"的构想和原则，使黄克诚心悦诚服。此事如果换一个人，很可能从此就对毛***泽***东产生迷信，实际上不少人对毛***泽***东的迷信就是从这样的一些事情上开始的。而黄克诚佩服毛***泽***东，却决不迷信于他。历史上他对毛***泽***东提出过多次不同意见，从未因毛是领袖而退缩。

　　庐山会议时，黄克诚时任总参谋长，他上山是在毛***泽***东已经发出了"上山找红军去"的表态讲话之后。当时三个政治局常委一同约见他，即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他们向黄克诚通报了会议情况，给他看了彭德怀的那份"意见书"，希望他表态。三巨头共同到场，已经有了明确的意见导向，足见对他的"恩宠"了。试想，彭德怀在提出意见时尽管出于公心，也绝未料到会演变成如此的结果。而黄克诚则是在一切都已明朗了之后，完全清楚后果如何的情况下上山的。而就是这位黄大将，在读过彭德怀的"意见书"之后，当着三巨头的面，毫不含糊地表示，"我同意这封信里的意见。"。

　　在接下来与刘、周二人的辩论中，话题无意间涉及到了战争年代四平战役时的一件事，***毛***泽***东插话打圆场说："那是我决定的。"而黄克诚，就是在这种细节上也一步不让："你决定的也是错误的！"

壮哉！黄大将！自延安整风之后，敢对毛***泽***东当面说出这句话的，全党全军仅此一人！

这些都是我那个主题之外的东西，可谓下笔千言，离题万里了。

让我们还是回到关于彭德怀的个性这个主题上，观察一下他在五十年代的作为。

南昌徐麟 · 发表于 2007-7-20 12:27:32

６、“犯上”

　　在党内军内，彭德怀是敢于表达自己不同意见的人。1933年夏，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政策，彭给最高领导人博古打电报，表示了批评意见，博古“没有回信，也没有其他改正的反映”。（彭德怀，1981：181）1934年广昌战役期间，他与博古、李德谈话：

　　我尽情地、毫无保留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大胆地准备个人的不幸，说，你们的作战指挥从开始就是错误的。……这种主观主义，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

　　我骂了他无耻下流，鄙视了他。那次，我把那套旧军衣背在包里，准备随他到瑞金去，受公审，开除党籍，杀头。都准备了，无所顾忌了。……这次也出乎意料，没有撤职，也没有给处罚，只是他到瑞金以后，造谣说彭德怀右倾。（彭德怀，1981：190─191）

　　可能因为有这些经验，彭觉得给最高领导人写信不但是应该的，也不会受到太大打击，更不会受到严肃处理。庐山会议上，他的自我辩护之一就是“过去在江西时，对中央也上过万言书。”（李锐，1999：226）“我这个人就是爱提意见，又不大注意方式，伤过不少人。要我有话不讲是困难的。去年出了那么多问题，常委同志都没有讲话，我讲一下也有好处。有问题都不讲，党还有什么战斗力呢！”（郑文翰，2000）虽然如此，他还是知道毛泽东非博古、李德可比，措词谨慎，对大跃进的总体肯定，对毛的小心推崇，但一句“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一句“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得彭德怀从此万劫不复。彭在《庐山笔记》中有一段极其直率的坦露：“7月23日毛主席给我一闷棒，这棒叫做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而且将历史上的旧账翻出来一连打了好几十棒。”“打得遍体痕伤，两股无肉，然后立案画押，以后不准翻案，不准辩驳，但免除推出午门斩首，保留党籍！”“非如此，31年生死与共的战友，既犯有这样严重的错误，为什么事先不召我谈谈，规劝规劝，在劝而不听再用重刑也不为迟啊！召开八中全会，我既是斗争对象，为什么事先不通知我呢？！这不叫做打闷棒又叫做什么呢？主席说，你独裁，不如我独裁；人民解放军跟你走，我就上山打游击。这是明白说出只能作检讨不能辩驳。”（郑文翰，2000）

　　向上级提意见，博古时代可以放言无忌，毛泽东时代却如履薄冰。结果却反过来，博古照样让彭大将军横刀勒马，毛却让彭元帅进驻“挂甲屯”。可见博古尚有一定的民主作风，而毛泽东则有足够的权威唯我独尊。然而，如果这样来评比博古与毛，又是不够的：在对内对外的斗争中，博古都根本不是毛的对手，是毛泽东而不是博古（包括对党内民主问题稍有自觉的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等）领导了革命成功。革命与民主根本就是两回事，向革命党要求民主，是超历史的要求。

　　７、名实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以军事成功为其权威提供了事实基础。在遵义会议上，他也是通过批评博古等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 而首先获得是对军事指挥权的。在紧迫的战争环境中，军队是“实”，政治组织似乎是“名”，毛对博古等人的取代，可以说是“实”至名归。

　　但“名”仍很重要，特别是当“名”“实”结合之时。长征路上，有过这样一次危险：

　　毛主席在同张国焘的斗争中，表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在黑水寺开中央全会时（我没参加），张国焘要当总政委，洛甫提议把总书记交给张国焘，毛主席不同意。宁愿交出总政委，不能交总书记。张国焘当时不要总书记，他说，总书记你们当吧，现要是打仗呗。如果当时让掉总书记，他以总书记名义召集会议，成立以后的伪中央，就成为合法的了。（彭德怀，1981：204）

　　张闻天（洛甫）夫人刘英回忆当时情况：“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务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不甘心。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毛主席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刘英，1997：78）

　　这是一个重大的决策。第一，张国焘即使兼任总政委也无法染指中央红军。江西时期，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握于总政委之手，毛、周恩来先后据此要津而位于总司令朱德之上，但总政委如果不是军委主席或前委主席，那它的权力就相应减小。毛要让出军权，但又不能是全部军权，总政委一职恰到好处。此时张国焘的实力远为强大，如果让出总书记，那就等于党权、军队等于全交给张国焘了。洛甫不是纯粹书生，他知道自己所担任的总书记只是“名”；但他毕竟未脱书生气，还不是成熟的中国式政治家，不明白如果这个“名”与四方面的“实”结合起来，那么张国焘就是名实兼具，党和红军都得听命于他了。毛的洞察力在于，张既已在“实”上占了优势，“名”就万万不能给他。事实证明了毛的远见卓识：一、四方面军分裂后，他就是借助“国际代表”张浩（林育英）的帮助，利用这个“名”，逐步逼张就范。第二，周恩来让出总政委便于毛泽东总揽军权。遵义会议上毛进入中央常委，但红军指挥权仍归中央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毛只是其“帮助者”。尽管由于周的有意退让毛实际上成为主角，1935年3月4日毛出任前敌政委，3月12日又成立由周、毛、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但周仍然是军委最高领导。出让总政委一职后，周的发言权受到限制。虽然周同时被任命为红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但不久就病倒。8月19日，政治局常委决定由毛取代周负责军事工作。摆脱张国焘后的俄界会议上，一、三军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为司令毛为政委，周的一方面军司令兼政委职务自然取消。到陕北后成立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原中革军委），毛为主席，周为副主席，毛泽东的独尊地位正式形成。

　　孔子早就说过“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在革命进程中，“名”其实就是最高权力，谁的的位置最高，谁就有“名”。1931年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全面占据中央的领导地位，彭听到传达后就怀疑四中全会有宗派主义倾向；对博古等人在江西的一系列政策也非常不满。

　　此事到1944年1、2月间，我到枣园毛主席处说，四中全会是不合法的？毛主席说，四中全会合法还是合法的，因为它得到国际的批准。我的怀疑也就消除了。（彭德怀，1981：179─180）

　　四中全会是由莫斯科派来的米夫一手控制召开的，无论多么荒唐，也无论它给中国革命造成什么损失，只要有国际支持，它就是合法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必须听命于莫斯科。事实上，即使延安时代毛已经取得了对党和军队的实际控制权后他也仍然需要国际的认可；1938年10月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关于中共应以毛为核心的口信，使王明等人从此一蹶不振，而毛则借此发动对王明的攻击。

　　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也有人提出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观点，邓小平立即否认：“八届十二中全会时周恩来同志有个说明，说十位中央委员去世，从候补中央委员中补上十位，这样中央委员会出席的就是五十位，过半数了。这就是讲的合法性。”（邓小平，1994：304）重要的是这两次会议是最高领袖毛泽东主持的，谁参加谁不参加取决于他的意愿，他当然可以组织到半数以上的中委。一把手的最大优势，就在于他是合法性之源。

南昌徐麟 · 发表于 2007-7-20 12:28:17

８、两个军团长

　　毛、彭之间的一个大疙瘩是遵义会议后不久，林彪给中央军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他还给彭打电话，要彭出来指挥。1935年5月12日，毛泽东要求张闻天在会理城外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对毛军事指挥的怀疑和动摇，严厉指责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50）彭自信与此无关，就采取事久自然明的态度，没有当场申明，而林彪也没有说明写信的真相。

　　此事发生在遵义会议后不久，毛的处境是：取得了两个胜利：第二次攻占遵义时击溃王家烈部几个团，次日又歼灭吴奇伟部一个师；也遇到两次失利：攻鲁班场未克，追潘文华师未胜，撤退时受敌侧击。在此关键时候，如果彭、林两个主力军团首长提出不信任，是极可能动摇毛刚刚获得的军事指挥权的。从1935到1959，“在这24年中，主席大概讲过四次”。（彭德怀，1981：199）毛不会宽恕关键时候对他的不支持，事久不一定明。

　　此事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毛主席又重提此事，林彪同志庄严声明了：那封信与彭德怀同志无关，他写信时彭不知道。（彭德怀，1981：199）

　　林彪受毛之托，在庐山对彭也有严厉批评，但早在井冈山时期，林彪就写信给毛怀疑“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他不会认为给领导写信提意见是什么罪恶；另外林彪在背地里还说批彭是“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范硕：2002：18）至于他为什么在彭受批时说明真相，也许是因当事人面对面，不能不说实话；也许是要借此表明自己与彭全无瓜葛。无论如何，这在客观上还是使彭得到安慰：总算澄清了20多年的一个误会，这是会议上唯一使彭感到聊以自慰的事。此时毛要和彭算总帐，如果彭自己出来辩解，毛极有可能不相信；有林彪出来讲，才可以把这一灾难性的误会彻底澄清。当彭回忆到庐山这一事情时，对林的“庄严声明”肯定是感激的。另外，作家严文井1997年说：“庐山会议后，整彭黄军事集团，林彪生怕军队里要斗倒一大批人，就授意总政发指示，要刹住反右倾运动。”（陈徒手，2000：163）

　　会理一事相当复杂。林彪写信、打电话的情况，聂荣臻最了解，会议既批评林彪，聂当然要发言。据杨尚昆回忆，“聂总还说，林彪曾在电话中对彭德怀讲，现在领导不成，你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的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这样就把彭德怀同志扯进去了，中央同志问彭总。彭总说：‘林彪打过电话，我根本没有同意。’聂荣臻说，他（指林彪）打电话时，左权、罗瑞卿、朱瑞也在旁边，他的要求被彭德怀回绝了。中央同志便责问彭总：你既然不同意，为什么不向中央报告这件事？当时中央‘总负责’的张闻天是跟三军团走的。这又成了问题，好像林彪、彭德怀、张闻天3个人有意隐瞒事实，一起反对‘三人团’。”（杨尚昆，2001：133）这一记忆至少提示三点：第一，林彪写信一事当时虽未讲清，但彭拒绝了林彪的电话当时就是清楚的，彭在此事上与林彪无关因此也是清楚的。几十年后还不放过，实在是成见太深。第二，彭之扯进漩涡，恰恰源自聂荣臻对事件真相的说明。第三，张闻天只因为随三军团行动，就受到牵连，可见毛泽东警惕性之高、想象力之丰富，“总负责”权力之弱、威信之低，而批评林彪、彭德怀的“会理会议”恰恰是由张闻天主持的。

　　这封信长期没有说清楚，却也没有直接影响彭的地位。大敌当前，彭德怀不可缺少。长征时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分兵北上，朱德、张国焘与四方面军主力为左路军，中央、一方面军及陈昌浩、徐向前等四方面一部为右路军。右路军的布置是一军团先行，继后是中央机关、红军大学等，再后是30军、4军，彭率三军团殿后。一军团即林彪军团，30军、4军属听命于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宋任穷回忆，当毛率中央及一方面军连夜北上时，四方面军的李特等人曾想阻拦，当时气氛紧张，枪都拔出来了。毛除向李特讲理外，还“严肃地正告李特：彭德怀同志率领的三军团就在后面，彭德怀同志是主张北上，坚决反对南下的，他对张国焘同志想要南下，火气大得狠哩！你们考虑考虑吧！大家要团结，不要红军打红军嘛！毛泽东同志的严正警告，使李特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彭德怀同志在红军中享有能征善战的声威，他们不能不有所顾忌。”（宋任穷，1994：90）彭的作用是如此重要，那封信的帐当然就可以、也必须“挂起来”。

　　不止这一次。延安时召开华北会议清算彭发动的“百团大战”，彭受到严厉批评，在1945年的“七大”上还作了检讨。两天后师哲在开会的途中遇到毛，两人边走边谈，“当我问起毛泽东如何看待彭德怀的检讨时，毛泽东却说：‘很勉强！’又问他认为彭德怀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时？他又只是简单的四个字：‘刚愎自用。’”（师哲，2001：213）但在“七大”，彭正式进入政治局，此后在西北和朝鲜为新政权浴血奋战。

　　1935年10月，彭率军在吴起镇打胜初到陕北的第一仗，毛为此写了“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六言诗。1957年，杭州的文艺月刊《东海》编辑部写信给毛，请其校阅后允许发表，毛回信说：“记不起了，似乎不像。腊子口中林彪同志指挥打的，我亦在前线，不会用这种方式打电报的，那几句不发表。”（王焰，1995）很明显，最晚到1957年，已不再有表彰彭德怀的需要了。正因为此前倚重过深，现在更要彻底肃清，彭的命运并不因澄清20多年前的误会而有所好转。

　　９、低头

　　庐山会议期间的8月1日，毛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与会者都是掌握国家命运的领袖，但在刘少奇、周恩来、彭真、林彪等人批评中，彭却感到：“你们这样猜测，就难讲话了。”（李锐，1999：251）岂止是“猜测”，周小舟就在会上抗议：“你们要戴大帽子，什么帽子都可以戴。”（李锐，1999：329）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从江西苏区有“肃ＡＢ团”经延安“挽救”再到“文革”，“上级”、“组织”要给你戴个帽子是毫不费事的。“在党内斗争中，随大流，跟‘风’跑，‘墙倒众人推’，上面说是就是什么，这是党内生活中时常遇到的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薄一波，1997：910）李锐却还没有参透：“我想这是中央委员会，这是我们党最高领导层的会，怎么竟没有一个人敢于出来讲半句公道的话呢。”（李锐，1999：325）

　　参加最高级会议的是拥有最高地位的人。20多年前，他们大多是放牛娃、小伙计、教书匠、山大王，他们在会议上的表现并不仅仅因为他们的出身低下，更重要的是时势使然。朱德、赵尔陆、陶鲁笳、贾拓夫、万毅等人都因讲了“公道话”而挨批；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听过李锐一句很犯忌的话，就没有揭发──“文革”中张霖之因为毛泽东说他是走资派而被活活打死。而批彭的主力们，在彭信刚刚印出、毛还未公开反击时，发言也不很尖锐，有的还以自我批评为发言开始，但7月26日后，他们都根据毛的要求迅速加强火力。谭震林7月26日的发言虽然认为彭信是“烟幕加毒气”，但还是对彭个人表示了敬意：“忠心耿耿”、“正直无私”、“立了不朽功勋”，但两天后，有人批评他的这些话时，谭不得不改口说：“我看他不像张飞。倒有点像魏延。”（李锐，1999：182）完全可以设想，如果当时毛接受了彭的意见，这些批评者不是不可能大唱“彭大将军颂”的。

　　不过，使彭低头认罪不只是因为这些会上的批判，更有会后的工作。为了让彭作检查，聂荣臻、叶剑英奉命去进行劝说。由这两位锋头不是很健的元帅来劝说，容易成功。彭记下了他们的话：

　　他们又说："不能单从信的方面来看，而要从如何对全局有利着想。"他们并以热情和激动的心情谈到，"要抛开信的本身，从全局利益来作检讨。"谈了两个多小时，热泪盈眶而别。我非常感激他们对我的帮助，决心从严检讨自己。（彭德怀，1981：278）

　　谁是谁非都不重要，事实如何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毛泽东不会错，跟着毛泽东也不会错，错的只能是反毛或与毛不一致的一方。所以，彭决心彻底配合。“采取了要什么就给什么的态度，只要不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行，而对自己的错误作了一些不合事实的夸大检讨。” “在庐山会议结束后，我就想把我在军队30年来的影响肃清，搞臭。这样作，对保障人民解放军在党的领导下的进一步的巩固，是有好处的。”（彭德怀，1981：278—279）309）完美的批判会以被批判者的认罪为标志。如果公开的斗争达不到这种效果，那就要背后做气氛缓和的劝说，有时还有政策交底：只要你承认，就可从轻发落。只要你承认了强加的罪名之后，如何处置有时就由不得你了。运动的规律是先通过深揭猛批宣布你的罪名，如果你的脊梁还没有被打断，还要加上种种诱导，总之要让你认输低头，最后以一片认罪、忏悔之声来颂扬运动和整人的正确。

　　1959年6月12日，彭在列车上召开总结出国访问的总结会议。他在讲话中说：“无产阶级专政，最怕的是官僚主义作风，领导脱离群众，不晓得领导要走群众路线，才能丰富自己、丰富领导。什么是领袖，概念不明确。不能认为职务高就是领袖。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经验很强调防止官僚主义，即，一、民主选举公务人员，并可以罢免；二、公务人员的薪金不得高于一般人员。……这一次看到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给我们的印象是极深刻的。领袖遗体看到了列宁、斯大林、哥特瓦尔德、季米特洛夫，每个国家都搞一个。亚洲国家大概将来也要搞。”庐山会议期间，又几次怒气冲冲地说：他怎么能这样看待这个信！过去打仗时不是经常有争论吗，争论过后还是照常工作，哪个去计较！现在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一点意见也听不进了！这样下去，同斯大林晚年有什么两样！（郑文翰，2000）保留遗体、斯大林晚年，彭的预言都得到了证实。

南昌徐麟 · 发表于 2007-7-20 12:29:24

　１０、“罪恶”

　　7月23日毛发出反击令后，彭德怀有一段笔记：“我写这封信，是在西北小组会议上，一些不便讲的问题，要点式的写给毛主席作参考的，希望主席考虑信中的一些问题。主席竟把问题提到如此十分严重，如此十分尖锐，提到离开现实情况的高度。因此，国内在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许多问题，不仅不能得到解决，在‘左’倾急躁冒进的基础上，再加以猛烈的反右倾机会主义，并把它提到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它将造成难以估计的损失，引起更加严重的比例失调会更加严重，甚至引起党内外一段时间内的混乱，影响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的后果！！”（薄一波，1997：903）

　　李锐在《庐山会议真面目》中，也抄录了聂、叶两位劝说之后彭的笔记：“他们走后，我内心还是痛苦的。今天的事情，不是任劳任怨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才会有利于人民和党。反右倾机会主义的结果，不会停止‘左’倾，而会更加深‘左'倾危险。我给主席的信，不仅事与愿违，而且起了相反的作用，这将是我的罪恶。”（李锐，1999：209）他还想找毛辩论一次：当前的形势决不是什么一个指头问题，切不可由于他作了检讨，而放松对缺点、错误的纠正。

　　彭已经意识到意见即使是正确的，也只会给党和人民带来危害。意见不被接受，你说他左，他就要批你的右，其结果自然是左上加左。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庐山会议后，又掀起了1960年的“特大跃进”，中国社会经济雪上加霜。彭写信的动机是想纠正极左，如果反“左”的信刺激了更加的“左”，这不是“罪恶”是什么？

　　然而，仅仅彭认罪就能避免或减少“罪恶”了吗？薄、李所引的话应当是引自彭的《庐山笔记》，其中有一段：“其实庐山会议上，左的现象虽然纠正了一些，但浮夸虚报，对群众的强迫命令，不仅存在，而且还在发展，蒙蔽着真相，使一生英明伟大的毛主席也难以洞察。据我看，你这一闷棒打得不适当，不仅在政治上打死一些人，而且（在经济上）会要打出一个大马鞍型。” 9月9日，彭给毛写信认罪受到毛的欢迎后，彭在接完电话后在座位上长久沉默不语，后来缓慢地说：不该给他写这封信。(郑文翰，2000)也许彭同时意识到，他的低头也会将加剧党和国家的危机。认罪不认罪都将可能造成恶果。这就是彭的最大痛苦。

　　薄一波后来说：“人们或许可以这样想，假如毛主席当时接受彭德怀同志信中的意见，或者对彭德怀同志的信‘参考’、‘参考’就算了；假如彭德怀同志不写这封信，不犯颜直谏，而是缄默不语，情况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中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很可能不会这样曲折，彭德怀本人的命运也自会安然无恙。”（薄一波，1997：903）两种假设都根据不足：延安整风建立了绝对权威之后，毛很难听进别人的“意见”，刘少奇、贺龙、林彪庐山上都是顺着毛的，他们的命运又如何呢？

　　彭大将军以犯颜直谏而留下光辉形象，但由于他的努力当时并没有导致政策调整，所以他的光辉更多是他个人的，他的意义在于他的悲剧。很长一段时间，领导人的价值常常是因为他敢于顶风、敢于抗压，而不是他完成了什么建设性的贡献。这不只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民族和党的悲剧。

　　１１、彭与毛、刘

　　薄一波介绍，1961年6月12日，毛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庐山会议以后，我们错就错在不该把关于彭、黄、张、周的决议传达到县以下，应该传达到县为止。一反右，就有一个假象。搞下去，就整出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就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人，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反革命分子。一反右倾，“共产风”又出来了，几个“大办”出来了。（薄一波，1997：1075）

　　但是，毛对彭积怨甚深，不向“县以下”的公开怎么能达到批倒批臭的目的？庐山会议之前，毛已意识到大跃进的一些问题，但彭信一出，他激情膨湃，要秀才们准备材料，“由我编一本书，例如1955年《农村合作化社会主义高潮》一书那样，我准备写一篇万言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动派。……为此问题要向全世界宣战。”（李锐，1999：393—395）他怎么会担心批彭而强化“共产风”？

　　毛1961年的认识与刘少奇有关。庐山期间，刘像许多人一样明白彭所说的是大实话，所以曾主张批彭只在小范围内进行，另外再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胡乔木回忆，1961年“从广州回来时，在路上我向毛主席说少奇同志会议时曾经想写个反‘左’文件的建议。毛主席听后没有表示什么，只是说：‘啊，有这回事。’后来开工作会议，少奇同志在这件事上对我批评得很厉害。”（胡乔木，1994：16）1969年林彪在“九大”政治报告中，还专门把刘与彭划在一起，也是基于这些事实。

　　刘少奇批彭确实是积极的，不但在庐山会议上拍过桌子、要和彭“算总帐”，而且在1962年，彭的意见得到充分证实、刘也在会上承认“信中所说的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时，但他强调：“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惟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王焰，1998：773）理由有四：一，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二，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阴谋篡党，背着党中央搞派别活动；四，早不写，晚不写，恰在他率军事代表团出访几个月回来后写，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向党进攻。刘的讲话表明，是非别有标准，彭的意见肯定是对的，但他这个人却不能放过。为什么？聂荣臻回忆劝说彭认罪时的情形说：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是敢于向毛提意见的人，准备接班的刘少奇怎能不担心几分？毛代刘少奇把话说明了：“我66岁，你61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对付你，很多同志对此有顾虑。”（李锐，1999：238）

　　所以，事实越是证明彭的正确，对他的批判就越要上纲。《三国演义》第31回，袁绍出兵打曹操，谋士田丰劝阻无效反被打入囚牢。袁绍兵败后狱吏向田丰报喜：“袁将军大败而回，君必见重矣。”但田丰深谙最高领导人的心理：“袁将军外宽而内忌，不矜忠诚，若胜而喜，犹能赦我；今战败则羞，吾不望生矣。”袁绍回师后果然即将田丰杀死。彭不是没有文化的人，《三国演义》应当是读过的，但他看得肯定不像毛泽东那样读得细，所以没有记住田丰的话，他以为既然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他就可以获得平反，以至于1962年代初还上书“八万言”要求翻案，结果是贺龙受命组成彭德怀专案组，彭永世不得翻身。

　　12、浦安修

　　“文革”中彭德怀在经受多次批斗、折磨后被关在解放军总医院。1974年7月以后，他无法承受日益加剧的病痛，感到“这样活着还不如死了好”，连连哀求：“警卫战士，疼得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实在忍受不了了，你帮我打一枪吧。”（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33）彭大将军的结局令人浩叹，然而，人们容易忽略的是，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在此前后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重压。

　　庐山会议后，浦安修就由北京师大党委副书记降为师大附校办公室主任，而且因为她总得回家，总得见到彭德怀，因此就被认为交代不清彭的“反党罪行”，划不清和“反党集团”的界线。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后，她准备离婚，悄悄地把自己的用品从家里带到学校。10下旬，彭发现了这一迹象，在她最后一次回来时，彭把一只梨分为两半，以示同意。饭后彭她送到公共汽车站，“他目送这辆老式公共汽车颠晃地驶去，寻找车厢中妻子的身影，十分伤感地发现她没有回头。”（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96）1974年9月彭德怀临终前，浦没有去作最后的看望。尽管如此，浦安修并不真的认为彭有反党罪行，“七千人大会”后，她还在学校说了一句：“少奇同志在七千人大会上讲的问题和彭德怀的意见也差不多”，为此被批判多次也过不了关。1965年彭去三线时，浦在得到彭真批准后应约去彭处话别，表示待彭安顿下来后，可以去成都工作。但他们夫妻的真正再见，却是在“文革”的批斗台上。

　　妻子在丈夫“反党”后要求与之离婚是一种政治表态。黄克诚的妻子唐棣华也曾犹豫过，时任中科院党组书记的张劲夫记得：从庐山回北京后不久，唐“向我提出一个问题，征求我的意见。她说：庐山会议定黄克诚是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她很痛苦。她考虑再三，想与黄克诚离婚，以示对党忠诚。”（张劲夫，2001）张劲夫委婉地表示不赞成，黄克诚夫妇得以白头到老。北京师大似乎没有张劲夫式的领导。离婚本是压力下的被迫，但在彭德怀平反受到非议。“当彭德怀受到错误批判的时候，她‘因为与彭德怀划不清界线'而受追查，挨批斗；当彭德怀平反之后，人们又责备她不该和彭德怀划清界线。参加过批判彭德怀、揭发彭德怀‘罪行'的人能够得到谅解；她没有批判他，她用生命顶住了要她揭发‘彭德怀罪恶行'的压力，却要背负历史的十字架。”（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02）彭德怀平反后，如何看待她和彭的婚姻关系问题被提了出来，鉴于当时的历史情况，而且他们的夫妻也没有正式解除，中央原谅了她提出离婚一事。

　　说到浦安修，不能不说到她那位被毛泽东称之为“能干的女将”的姐姐浦熙修，40年代大后方坚决支持共产党的名记者，与周恩来十分熟悉。在延安的浦安修没有手表，周恩来还出主意说：“你姐姐浦熙修在重庆《新民报》当记者，不妨请她帮助买一只。”浦安修考虑到姐姐也不宽裕，就说“还是不麻烦她好”。（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04）正是在反对国民党、支持共产党的共同斗争中，浦熙修爱上了民盟领导人罗隆基，这就使得浦安修的很为不安。虽说罗隆基勇敢地与国民党斗争、与共产党合作，但他毕竟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身为政治局委员的彭德怀怎么能接受这样一位连襟？在浦安修的等人的劝说下，浦熙修只和罗保持着朋友关系。（朱正，2001）然而即使如此，浦熙修也还不是自己人，入党要求始终未获批准，1957年还成了大右派。当她1970年4月在医院孤独地逝世时，也许她不知道，一心想在政治上帮助她站稳立场的妹妹遭受了与她同样大的灾难，1966年6月31日竟至在颐和园昆明湖自杀，因被人发现而未遂。

　　浦安修付出的代价一定程度上源自对革命了解不够。与彭同案的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后来批评她：“彭老总病危了，你不去看看，这不对啊。”刘英是有权利这样批评的。在张闻天蒙冤的日子里，她从未有过离婚的念头。原因之一，“刘英经历了从苏区以来的多次党内斗争，她认为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但这一次张闻天没有错。因而她能顶得住任何压力。”（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302）这似乎也是彭德怀与黄克诚的区别。黄的身体素质不如彭，但却能熬到平反之日，原因在于他有良好的精神状态：“我有什么错误，我有什么可烦恼的？！”这一认识也来自他的经历，“据统计，在他参加共产党以后，虽有十次被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挨了批判后仍然坚持已见，实践证明他又大都是对的，因之越是批判，他在党内的威望越高。”（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0—261）“免职对他来说早已是家常便饭，在历史上他被撤职有五、六次之多，事情过后，证明他没并没有大错，结果多半是官复原职。”（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267）庐山会议后，他偶尔还写诗抒情，“文革”被抓后，他也以“抓走不外杀关管，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省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自慰。就此而言，黄比彭更是一个成熟的革命政治家。

　　历次运动中落难的官员很多，但各有各的表现。一般而言，有过起落经验的人较能经得起打击，而一直顺利的人，却常常不堪一击。于光远回忆说，1976年“批邓”时，“胡乔木一开始也也没有交代什么实质问题，但经不起那一两个负责人的揭发批判，就痛痛快快地交代了他同邓小平两次谈话的情况。当时我想，他在‘文革’中挨斗很少，又一直在北京，缺少挨斗受批的经验，真的有些惊慌失措了。对于胡乔木的揭发，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原谅了他。”（于光远，2000）与彭案有关的李锐，早在延安时代以墙报《轻骑队》而挨整，他后来说：“这样突然而来的打击当然毫无思想准备。不过我是平江人，那个地方红白斗争极其剧烈，老家中有好些老弱妇孺被红军移民而死去，也有党员亲属被国民党杀害，从小也知道一点党内斗争残酷的情况。”（李普，2001）这使他能够挺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之类的审讯；也使他能够挺过1959年后的艰难岁月。当然，有了经验还要记住。1966年底，总理办公室副主任许明被江青点名批判后服安眠药自杀，临死前与童小鹏通电话，童劝她说：“延安抢救运动你也是参加了的，最后不都是甄别了吗？”（童小鹏，1996：407—408）许明没有记住历史的经验，所以轻生。

　　彭德怀简历：1898年10月生于湖南湘潭。

　　1922年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毕业后任湘军排长、连长、营长、团长；1926年随军编入北伐军，接触共产党人。

　　1928年率部在平江起义，任红五军军长；同年冬率主力转移井冈山，与朱毛会师；1930年6任红三军团总指挥、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8月任红一方面军副总指挥、总前委委员；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1月在六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修补委员。

　　1935年9月，中央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司令员。同年11月任恢复后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1937年任八路军副总指挥、华北军分会副书记；1945年在党的“八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

　　1947年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1949年年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1952年回国主持军委工作，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常务副主席、国防部长。

　　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被撤销国防部长，所保留的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实际上被剥夺。

　　1974年被迫害至死。

　　参考文献

　　彭德怀：1981 《彭德怀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萧克：1993 《朱毛红军侧记》，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

　　高华：2000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师哲：2001 《我的一生》，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德：1980 《中国纪事 1932─1939》，北京：现代史料编刊社。

　　黄克诚：1994 《黄克诚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聚奎：1986 《李聚奎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李锐：1999 《庐山会议真面目》，海口：南方出版社。

　　宋任穷：1994 《宋任穷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杨尚昆：2001 《杨尚昆回忆录》，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刘英：1997 《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邓小平：1994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陈徒手：2000 《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王焰：1995 《毛泽东没有留下手稿的一首诗》，载北京：《中华魂》第6期。

　　薄一波：1997 《若干重大决策和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领袖元帅与战友》，北京；人民出版社。

　　范硕：2002 《叶剑英在非常时期》，北京：华文出版社。

　　胡乔木：1994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北京：人民出版社。

　　张劲夫：2001 《采药杂说》，载广州：《同舟共进》第6期。

　　朱正：2001 《从新闻记者到“旧闻记者”》，载长沙：《书屋》第6期。

　　于光远：2000 《忆邓小平和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载北京：《百年潮》第7期。

　　李普：2001 《两个相反的典型——谈李锐并范元甄》，载广州：《同舟共进》第12期。

　　童小鹏：1996 《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梦花编：1996 《瞿秋白自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

　　陈立明等主编：1993 《江西苏区纪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王焰主编：1998 《彭德怀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1994 《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

　　余伯流、夏道汉：1987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

　　戴向青、罗惠兰：1994 《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郑文翰日记，王焰、王亚志、王承光补注：2000 《彭德怀蒙冤前后的100天》，载广州：《南方周末》7月20、27日。

♀飘♀ · 发表于 2007-7-20 13:53:13

无论哪里,合时都总是会有小人在背地里搞手脚.
刘少奇..
唯独-叹...

ゞ☆吥綉氣_/ · 发表于 2007-7-20 14:13:34

真是太全面了，顶一个

♀飘♀ · 发表于 2007-7-20 14:15:16

楼主,铁血有链子,
图片看不到.

月中天 · 发表于 2007-7-20 20:02:02

看不到图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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