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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很难描述儒家文化在春秋战国前是以什么样的形态存在了，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社会发展的同时，环境孕育着儒文化的雏形。只等待着适当的时间到来，就会开花结果。至于为什么这个社会环境能孕育出儒家文化而不是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我除了能告诉你地理位置的不同外，也只能再告诉你这也许和史前文化也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了。
如同现在的商品总有一个品牌代言人一样，历史进行到春秋时，儒文化也挑选了一个文化理念代言人。于是孔夫子先生从课堂讲台走上了历史舞台。在大部份人的传统观念，孔夫子不过是一个弱不禁风的文绉绉小老头，不过非也。现在让我们这小部份人告诉你（真理是掌握在小部份人手中的，就如中国的财富分配一样），孔子身材魁伟，人高马大，是个彪形大汉（你要说他玉树临风我也没办法），人称“长人”。而且力大无穷，能举九鼎（怎么，不相信？不相信才对，当然是骗你的了，秦武王当年举一鼎就把自己给举到阴间去了）。不过孔子的确是力士，而且是家道正传，他老爸就是当年逼阳大战时力举城门的鲁国勇士，战斗英雄叔梁纥。不过好像他老爸不善长泡妞，据史记载66岁才找到一小老婆。年纪说出来男人肯定都要流口水，才二十岁。真是老牛吃嫩草，不行，这比喻太粗俗，压该是一树犁花压海棠。
他老爸姓叔，可是他为什么不叫叔子而叫孔子，这问题可以解释一下：
“叔”是排行，不是姓氏。孔子祖上是宋国贵族，所以孔子姓“子”。
孔，是他的“氏”。
孔子祖上“孔父嘉”遭宋国之乱被杀，家人逃到鲁国，以“孔”为氏。姓仍然是“子”。
自秦之后，姓氏才开始混而不分。
孔子家道贫寒，小时候什么脏活累活都干过，练出一个好身体。孔子先生喜欢的运动是“翘国门之关”，也就是单手举起城门上的大门栓。门栓合抱粗，重几十斤，估计现在的知识分子能举起来的没几个。丰富的职业给了孔子兄阅历的世情经验，“知礼”的兴趣以致他不像他老爸一样一辈子只吃力气饭。靠着自学，孔先生在牛背羊角的自然间，在仓库的保管品劳累间，在操作丧事，赞礼的悲喜间，提炼着人情世故，思虑着天地人伦。在他三十岁时，他明白了他后面几十年应该所做的事。
孔子在我看来，最大的成就就是整理了先期在历史上比较杂乱的原始儒思想，让之形成一套整齐有形的学术体系，提出了两手观点：礼与仁。礼简单来说就是等级制度，非礼貌礼仪。礼的形成有助于社会的稳定，这是很明显而见的事，因为我还没看到任何不要规章制度的社会。仁就是道德情操，中国号称礼仪文明之邦，这和儒家的仁有很大的关系（不过号称自己是礼仪之邦，也等于骂别人是野族蛮夷，从这点上来说，也不太“仁”）。中国人的道德，有很大部份建之于上。
孔子于儒学还有一大贡献就是为他的学生编定了几本教材：《诗》《书》《礼》《乐》《易》《春秋》，使得儒学以经书的方式承传。另外就是教授了一大批学生，使儒学的星星之火，漫延在中华大地的时空上。只等待着适当的时候引燃干柴列火。
孔先生的儒学，利在守成而非开拓。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游离在国政君权之外。不过面包总是会有的，牛奶总是会有的，只要等待着，野百合也有春天。
顺便解说一下什么叫“儒”：儒在当时其实是一种职业，在祭祀、葬礼、婚礼上当主持人，是为儒。孔子当时就从事着这么一种职业。后来“儒业”扩大到礼义啊，占卜啊，音乐啊，也就是什么六艺。再后就统称孔子一门为儒者，儒学。
附几则孔先生小故事：
孔先生游历江湖在宋国时，因宋国司马因“不仁”受到孔先生责难，便起杀心，孔先生的学生都催孔子快跑，孔先生说：“上天赐我圣德，奈之我何？”
孔先生经蒲地，被当地人扣，双方不合，大打出手，不敌。迫之无奈逼盟不去卫国，于放之。上路即传向，去之卫。学生问：“难道俺们可以违背约定吗？”孔子却理直气状的说：“靠要狭达成的盟约，老天也不承认。”率众义无反顾去了卫国。
有一人问孔子：“我有一老乡，为人正直，他老爸去偷了一只羊，他就去揭发，这算不算讲道德？”孔先生答道：“老子偷羊儿子应该隐瞒啊，怎么能去告发呢。隐瞒不说才叫正直。”
于是后人受到启发，说“儿不可告父”，推而极之，是“民不可告官”。不合礼制也。
其实“礼”与“仁”并没有错，而是在于实行到什么程度。不过，天下聪明人多的是，我们还是留给其它人来说，这不，过一百年多年，孟先生出场了。
如说孔子是儒家文化集大成者，那孟子就是孔子思想的发扬者。他说出了很多孔子憋在心里说不出不能说不敢说的话。孟先生上场就很有气魄：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于世，舍我其谁也。不过由于本事太大，四十多岁还没找到工作。孟先生对于儒文化，重点就是推动了“仁”。在“仁字诀”的指导下，他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对世袭制，孟子言：“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不听，则易位”“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致朱元璋当上皇帝后看到这些话，大为恼火，言现之若在严办不可。不过在当时，孟先生的仁学总是没有什么市场，在一个群雄毕起，战火纷飞的年代，讲仁者，无异于自杀。梁惠王就不客气的对孟子说：“迂远而阔于事情”，打发走人。孟子之仁，道理虽好，不过却不现实。《吕氏春秋》说：“仁者能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是以知仁之不足以治天下也。”虽然你能对人仁义，但却不能指望别人也像你一样仁义。《吕氏春秋》看来很明白人性本恶的道理。所以，曾有算卦者给魏惠王算卦，魏惠王叫算卦者算算自己为人如何。算卦者说：“大王非常之仁。魏惠王大喜，问：“那算算我的功业大多”。算卦者说：“那只能亡国。”“为什么？”“因为人一旦仁义，就不忍诛杀，就会饶恕有过错的人。仁者大方，会奖赏没有功劳的人。有错不罚，无功却奖，亡国之因。谓之仁政亡国。”
混世不如意，稷下有学宫。孟先生带着自己的行囊，再次异乡的旅途。不过，在笺石星饭的岁月里,骤山骤水的行程中，孟先生恐怕做梦也没想到在未来的客乡里，自己会培育出另一个儒家大宗-------荀子。
荀子不同于孔孟的是，并无多少从政理想，一生都安于搞他的学术研究。早年在稷下学宫留学后，就去了楚国兰陵，终老于此。如果说孟子是发扬了孔子的仁，那荀子就是发扬了孔子的礼。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荀子则说：“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不同于孔孟的性善论，荀子更多的认为“人性本恶”，于是提出一手礼，一手法，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基于此，爱开玩笑的历史，就把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安排成了荀子的学生。
荀子思想肯定“天行有常（规律），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即肯定自然界的运行法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并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政治上，他主张礼治法治并用。一方面仍很重视“王道”，提倡“礼义”；同时主张“法后王”，同意武力兼并天下，用法禁、刑赏治理国家。所以他的一些思想又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针对孟子“性善论”提出“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来是恶的，“其善者伪也”，即经过后天改造才变善。这本身仍是唯心主义的。但他特别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他认为人的知识、品德不是天赋的，是后天经过礼义教化、学习改造获得的。他写《劝学》就是为了勉励人们努力学习，“积善成德”，成为有知识有修养的人。
综上所述，儒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发展成了一门独立的显学。我们不妨把这一时期的儒学称之为原始儒学。这一时期的儒学，新兴而蓬勃，初成而纯正，学明而致远。可以说是儒文化的一个本性期，学人都还保有着自己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有论则发，有兴则尽。原始儒学还存留着轻君贵民，重仁薄权，知优则仕的一些思想。孟子说：“士之仕，犹农夫之耕。”荀子的“从道不从君“比之孔子的“以道事君”则更进一步。儒文化肯定着知识分子的参政议政，甚至是改政的权利。更旗帜鲜明的指出儒者并不是为君主服务，而是为本身的儒家理念而奋争。这大大有别于后期的被用作当统治工具使的儒文化。春秋战国这一段中国思想史上最为自由奔放的时期，为儒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说，知识分子生在那个年代，是幸运的，纵观中华五千年思想黑暗的历史，只有这短短的一瞬间如闪电划过黑夜，启发着智慧的光芒。孟子见一国之君之不顺，可言：“望之不似人君”，现在可以吗？颜蜀见齐宣王，敢直呼其名“王前”，现在可以吗？君王礼之有差，就敢拨剑相向，现在有这个勇气吗？不得不承认，在某些方面，我们还不如这些2000多年前的古人。他们有着选择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有思想的自由，有迁徒的自由，有结社的自由。他们敢作敢为，敢作敢当。不奴言拍马，不低首哈腰。人们尊守着做人的尊严，保持着个人的独立，坚持着自我设定并公之于众的原则，履行着自己所笃信的主张。虽是春秋战国之乱世，却是自由思想之华章。
但儒学作为一种哲学来说，也有外评不佳。尼采曾说：“中国的孔儒哲学是庸俗的道德把戏，黑格尔甚至认为所谓的中国哲学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无足轻足。孔子哲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一种常识道德，这样的道德哲学在那个民族都能找到。儒学里很少提到“人是什么，人从何处来，将去之何处”这样的终极关怀问题，而操心的都是现实生活的生存状态。儒者都是些实际的世间智者。撇开民族的情绪，不得不承认这些夷族蛮人说得很有道理。
世道烟云，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儒家到了秦始皇的手中，遭到了一记重创------腰斩。谁叫韩非子说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样的话呢，奉行法家主义的始皇帝，怎么能理受得儒生淳于越当庭政批呢？于是在李斯的建议下，轰轰烈烈的兴起了一场古典文化大革命。
其实这也是环境改变的使然，从周朝的分封制过渡到秦朝的集权制，知识分子们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一样随意评议时政，扰乱朝纲。秦始皇清醒的认识到，暴力产生的政权，必须靠着暴力维护。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必不能让儒生们再“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于是，该焚的焚，该坑的坑，这样一来，不光是儒生，中国的知识分子都变得老实多了。
当然，看到这里你也别骂始皇帝混蛋，其实一切也不过出去政治需要，某某人不是还曾说过吗“别人骂我们是秦始皇，我承认，不过我要补充，你骂得还不够”
另外有一点特别提醒大家的是-----焚书坑儒也罢了，李斯这家伙在这里还开了一个不好的
头，也就是“以吏为师”，给眼睛不太好的同志提醒一下，不是“以史为师”，而是以“以吏为师”。当官的也许懂得法规，但未必会思想。再说了，当官能有几个能懂法规？在中国这样一个严重人治的社会里，我怀疑绝大部份都不懂，稍懂一点的，也拿着法规去干犯法的事去了。不过古人有云“思想诚可贵，法规价更高，若为当官故，两者皆可抛”。虽不会思想不懂法规，但当官的却有权利去扭曲，阉割思想，支配思想。于是，历史到了这一步，某些方面就发生了质的变化。
在这里，让我们把历史的眼光转向汉朝，先来看看刘邦对儒学的态度。实话实说，历史的记录里刘邦对儒生可以说没什么好感，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也就是他的光荣事迹，但这并不造成他在政治上感情用事。也许是吸取了前秦暴政灭亡的教训，刘邦的治国方略已从法家向儒家靠近。谋士陆贾写了《新语》一书，认为秦朝“不仁义”，“用刑太极”，以致夭折。应该轻徭薄税，休养生息，对知识分子嘛，也不要管得太严，可以宽松的，就睁只眼闭只眼。而儒生叔孙通治定朝礼整治礼议取得的好效果，更让刘邦直接的体会到了“做皇帝的风光”。
既然尝到了好甜头，谁不愿意继续呢？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刘彻正式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全国大兴儒家教育，兴办太学，设五经博士，建立博士子弟优选官制
其实这时候的儒学，已经和前面我们提到的原始儒学已经面目皆非。现在的“新儒学”，已经掺进了更多的法家思想，因为统治者明白，治国治家，法家为家。不过法家一是名声太不好听，二是不得人心，所以俺们就来给他披上一件儒家外套，瞧，仁义礼智信，漂亮又美丽，多好！儒家的“仁义”为核心的政治观与道德观，为统治者提供了一套专制的理论基础。而“天人相与”、“君权神授”则又声明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与长期性。再者“三纲五常（三纲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为仁义礼智信）为政体提供了有效保障。如此多用，何乐不为？
如果说在秦朝时儒学受到了腰斩，那在汉代，儒学无疑是受到了强奸。后世后代，无非是翻新花样的轮奸罢了。所以，知识分子儒家化，就意味着知识分子奴才化。因为儒学本身，已是被统治阶级利用改造，熊十力说得好：“自汉代以迄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自此中国人，深受口是心非之害。而汉宣帝的太子非议用刑太深，提出宜用儒生，汉宣帝则更是说得明白无比：“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从此"儒学"成为"儒教"，中国文化暗中已是大一统-----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已成昨日黄花；中国知识分子只有读经一条独木桥可走！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抑制了读书人独立思考的冲动与可能性，遮蔽了人性中至为高贵的自由精神，以一种毫不宽容、攻乎异端的文化霸权姿态斫丧着思考者的理性和想象力，把民族推向愚昧的深渊，统治者赖此有了控制思想、以思想定罪的理论依据。进一步说，中华民族从文化角度看，有了一个丑陋的逻辑--天是有意志的，道是永恒的（董仲舒："天不变，道亦不变"）；一切真理已在儒学经典中完成，异端邪说等同于旁门左道；文人的前途（乃至于国人的前途）在于做官，做官就要读书，读书就要读圣贤书，圣贤书就是所谓"六艺之科、孔子之术"，除此之外，生活再无别的意义。
董仲舒继商鞅、李斯之后，又一次断送了中华民族或可能有的另外一种前途，将中国推上了苍白而又单调的狭路。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自董仲舒后，中国再无迥异于中央集权的国家管理模式出现；以至于与世界文明发生无可避免的碰撞时，我们只能像个盲人或小丑一样的被动的应付。
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1）建立明堂礼制，约束贵族行为；（2）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太学，从民间选贤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仕之途；?（3）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以约束警策皇帝；（4）限制豪民占田，节制土地兼并；（5）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不过，也有敢于起来反抗强奸的人，“独尊儒术”也为儒家知识份子带来了议政自信心的增强，士人阶层壮大。西汉末年的儒家知识份子已开始借用“五德终始论”，要求实施“禅让制”。 儒家知识份子眭孟上书禅让，杀！，儒家知识份子盖宽饶上书禅让步，杀！毕竟不离那战国风云的年代才300年，儒生们还有着那未曾完全驯化的血，在东汉的最后年代，儒生的血在烧。
我们知道，由于秦始皇先生的焚书坑儒，儒学已是被弄得只能偷偷摸摸的口头相授，这种口头相授传下来的儒学，由于是由秦汉通用的隶书记载，被称之为“今经文”。我们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就是为此为底本，再加上法家，墨家，阴阳家而弄出他的“新儒学”。
可想而知，这种口传儒学与孔孟时的儒学相比，不知道已经变形成什么样。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心里想的添加去，把不合我意的删下来。如此一来，“原始儒学”岂不绝种乎？也是天不绝儒学，汉武帝末年，就在天下儒生痛心悸首彻底绝望时，晴天霹雳一声响，六月飞雪映红阳。有人在孔子旧宅的墙壁夹层中发现了包括《尚书》《论语》在内的一大批儒家经典，原是孔子第九代孙孔鲋所藏。全由六国时期的蝌蚪文书写，我们不妨称之为“古文经”。于是乎，一些有胆有识的儒家知识份子，拾起这从墙缝里拣来的武器，向“新儒学”挑战。
以桓谭、王充为首的儒生，站在复兴“原始儒学”的立场上，猛抨被统治者官方化，权力化的“新儒学”，大反“怪力乱神”。桓谭因一再上书请禁谶纬，差点被处死。后来的王充也是辞官走人。
从东汉中后期开始，因“原始儒学”的复兴，一些在朝知识份子的御用文人色彩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自信，王符写了《潜夫论》，仲长统写了〈昌言〉，崔是（“是”上面还有一个宝盖头，五笔打不出来）写了〈政论〉，荀悦的〈申鉴〉而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则代表了当时儒家知识份子的心声。
这一股复兴势力延续了数百年，无论是在反对“新儒学”，还是反对宦官擅权和外戚干政的斗争中，它都起到了核心作用。不过，只可惜结局不怎么好，东汉桓、灵二帝时期发生的党锢事件，被监禁，被杀，被流放的儒生达千余人之多。这次“儒学复兴”运动，不过是在一潭将成死水的水中扔下了一块石头，荡起一些波澜而已。随着又一个乱世的到来，儒学与儒学知识份子，又等待着另一轮的强奸。（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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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儒家文化间史（唐宋元明清篇）
昏然睡醒人间梦，一灯如豆好著书。 ：）
隋唐时期，值得重点一提的就是科举制度的产生。杨坚所初创，并在唐王朝所发展完善的科举制度，影响了中国一千三百年之久。科举制度的产生，打破了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使得贫寒子弟也有可能通过此途走上仕途。当然，在唐王朝，科举制度的完备更多是出于一种政治需用，特别是在唐初期，通过主持科举，掌控了人材的动向，更以相抗衡依然势力强劲的门阀士族。这一点，在李世民执政后不久就修改《氏族志》上就可以看过。
《氏族志》不仅是一部贵族的名册录，更是一本贵族的权力谱。书里明确规定了门阀制度的巨大权力，是贵族限制君权的一把利剑。李世民修《氏族志》，目的可以说有三：一是安抚士族，稳定人心，二是保障了皇权。三是通过加入了一些有功之臣的族姓，为以后打压这些特权阶层，埋下了伏笔。
但实行科举制之初，却受到不少传统士大夫的抵触。以前是生下来就可做官，现在却要苦读诗书通过考试。所以在实际操作中，不少贵族直接就走后门了，依旧靠着家庭背景与政治地位来做官。而且就算是参加考试，在经过“贡选”这一关时，拥有钱权的贵族的机会明摆着就要大上很多。但李世民毕竟是有魄力的君王，一边在加强科举的完善，另一边就直接因才纳人。平民知识份子只要能力，就直接安插上来，如我们熟知的魏征等人就是这样提上来的。
长此下去，效果卓然，传统士大夫的势力逐渐缩小。
下面我们来谈一谈唐朝时的教育情况。
随着战乱的结束，天下一统。休养生息，国力上升。曾经萎缩的教育事业，又开始慢慢兴旺了起来。各州有州学，各县有县学。首都长安更有三个高等教育机构：开放于低级官员或平民的“国子监”；开放于普通贵族的“弘文馆”；隶属于皇太子主办的高级贵族大学“崇文馆”。
学校所用教科收，只限于儒家的“五经”，并且是由孔颖达重新注解过的“五经正义”（也称为九经），以此为标准统一。于是，儒家学派的思想领域再次缩小。学生只须研习弄懂九经中任何一经，便可由唐政府授予官职。
教育发达，科举发达，科举中榜及第，便成了儒家知识份子的最高目标。聪明才智人士为了从这一条窄窄的缝隙里进入政府，不得不把精力全消磨在“九经”上。如此，思想一统，李世民终可高兴的说：“天下英雄都被我装到口袋里了”。
顺便说一句，修改了《氏族志》的，除了李世明，还有武则天。武则天一登基便下令改《氏族志》为《姓氏录》，规定“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更以打击贵族知识份子。
唐朝时期，除了值得一书的科举制度处，便是韩愈、柳宗元为首为掀起的“古文复兴运动”了。儒学复兴是从唐中叶啖助、赵匡和陆质对《春秋》的探索及其对经学传统方法的突破上开始的。《新唐书•啖助传》载：“大历时，助、匡、质以《春秋》，施士丏以《诗》，仲子陵、袁彝、韦彤、韦苣以《礼》，蔡广成以《易》，强蒙以《论语》，皆自名其学”这里的“自名其学”，说明了中唐以后，有一部分儒家开始突破传统经学的束缚，用自己的思想、观点来理解儒学。
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改变和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学术结构与知识体系。魏晋隋唐以来，佛道之学演化为一股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巨大影响的新兴学术思潮，儒学的地位受到了严重的动摇。在这个严峻的事实面前，如何挽救日益衰落的儒学地位，对应佛道两家特别是佛教的挑战，便成为儒家学者迫切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也是完成儒学复兴的一个重大学术问题和理论问题。于是韩愈顺热而出。韩愈在儒学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为儒学构建了一个“道统”。在《原道》中，韩愈说：
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以是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
韩愈构建这个虚拟的道统，以便用来与佛教法统相抗衡。这样，韩愈就否定了两汉经学在传承孔孟道统方面的意义和地位，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将要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的文化使命。同时，韩愈又撰写了《师说》一文，对儒家的师生关系作了阐述，指明了其重要性。为了宣扬儒学之道，韩愈又对佛道思想和六朝以来盛行的骈体文给予了猛烈的批判，因而与柳宗元等人发起了古文运动，使文章成为传播儒学的新途径。 经过韩愈的努力，古文运动在晚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直持续到北宋。韩愈的道统论和古文运动，表达了唐宋之际儒学复兴的时代要求，对宋代学术思潮的勃兴产生了很大影响，由此引发了一场深刻的学术变革。它突破了儒学的作用和意义，促使许多知识分子把注意力转移到儒学上来，影响到学风的转变。
说到儒家文化，宋朝绝对是它的一个成熟期。科举制度创立发展完善于唐代，但到了宋朝才真正做到。宋朝每科的所取人数通常为唐代十倍以上，并且考试制度严密，实行“弥封制”与“誉录制”，使作弊现象大为减少。贵贱同平，很多平民子弟通过科举入政，著名的如有欧阳修、梅尧臣、苏氏父子、黄庭坚等。科举制度久日久远，已深入人心。不同于隋唐的是，宋朝政府更认识到了儒家文化对维持社会稳定的作用，于是更为注重对儒家文化的宣传、教育，恢复儒学的绝对正统地位。在科举的考试内容上，几乎全是儒家一统。取消了隋唐以来的诗赋、策论，立论必须依据儒家经典，在教育上也是作为国家基本政策来抓，达到了有史以来最为发达的程度。对待知识份子，也比较宽容自由，宋政府本身也是“重文轻武”。
宋朝的藏书机构也很发达，国立图书馆为崇文院，下有“昭文馆”、“集贤殿”、“史馆”，“崇文院秘阁”。 昭文馆负责搜集和保管图书，集贤殿负责对藏书校正，史馆负责搜集史料和编写史书，崇文院秘阁负责保藏珍贵书籍与字画。但崇文院的最大贡献，则是编写了四部大头著作：《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延续了文化的传播与传成。还值得一提的是宋朝时期的印刷术在民间大规模普及，这些外在的条件都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1043年，面对国弊政害，范仲淹发起了庆历新政，失败。，王安石接过重任，发起了举动更为彻底的政治改革。并引起了宋朝知识份子的党派支持：以王安石为领袖支持新法的新党；以司马光为领袖反对新法的旧党。王安石没有力量把反对新法的旧党全部赶出政府，无法像商鞅一样得到强力支持以行作为，皇帝赵顼无法跳出宋国立朝传统，只能把反对派贬出中央下放到地方。但问题就出在这上面，新党的改革，必须要靠地方政府来执行。而现在却是由反对派来执行改革，结局可想而知。
宋代儒学的发展高峰，就是“理学”的出现，理学家周敦颐首先喊出了口号“文以载道”。而后继而来的程颢程颐兄弟，以及他们的传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更是个中代表。
程颐是党派之争中的洛党领袖，也是“理学”开创者，师从唯心论哲学家周敦颐.加之所吸引的一些佛家学派和道家学派的思想，而形成他所提倡的理学。这些学说，到了朱熹手里，更进一步被他光大发扬。
以前我们常提及五经（诗，书，礼，易，春秋），朱熹把《论语》《孟子》及礼记中的两篇《大学》《中庸》合订一本，称之为四书。
理学压制性灵感情，“存天理灭人欲”这口号听起来就有点吓人。而且对待妇女的贞操问题上，非常严厉。范仲淹的母亲在范仲淹父亲死后即行再嫁，无人轻视，但在程颐后，则重视起了贞切问题。曾有人问他：“寡妇贫苦无依，能不能再嫁？”程颐断然说道：“绝对不能，有些人怕冻死饿死，才用饥寒作借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理学的一大特质就是对于牺牲别人的生命财产幸福，无不十分慷慨激昂，鲁迅总结说是“吃人的礼教产生”。理学行使到实际生活当中，一大弊端就是道德标准之高与现实行为脱节。因为要求高，更导致国人的言行不符，己做不到高要求，却施之于别人身上以达自己私利。理学之害，可以说是从精神上毒化了国人，性情上催残了国人，更容易生成一个小人社会体系，不讲道德（因为道德太高谁也达到不了）只求私利，不为大义只唯小利，不求公正只维已存。
不过平心而论，宋之理学，儒家人士还是行之有正，但发展于后，却是培育出来所谓的“假道学”居多。
朱熹一生著述讲学不辍，慢慢形成了较大的影响。但却更让他名扬天下。慕名而来听学者日渐增多，信者日众，逐形成一学派。反对派以“组党结社”为名，称之为“伪学逆党”，请求皇帝处死。皇帝从宽处理，撤官灭学。但六年后又行开禁，理学依然传之甚广，受之甚众。更因为理学家把持了国家考试大权，知识份子更是被围圈而入。
附朱熹诗三首：
春日
胜日寻芳泗水边，
无边光景一时新。
等闲识得东风面，
万紫千红总是春。
观书有感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兰
漫种秋兰四五茎，
疏帘底事太关情？
可能不作凉风计，
护得幽香到晚清。
顺便说一句，爱国英雄文天祥是朱熹的第三代弟子，《正气歌》，《过零丁洋》人皆闻之。也曾说出：“节，不必为君守，当为江山社稷守，为自身守”的壮言。
宋朝时期的儒家文化发展，总结有如下：
1儒学主体地位的确立，儒学道统最终得到了确立。儒家道统自韩愈提出之后，在宋代得到了儒家学者的普遍认同和赞许。从宋学诸派到南宋朱熹、张轼和陆九渊等，无不提倡“道统”。
2经学重新获得了新生。六经是儒家经学的核心，宋儒摆脱了汉唐章句之学的束缚，直探经旨本源。经学是宋代学术思想的核心，在儒学中一直处于群学之首、万学之源的特殊地位。正是宋儒这种新的研经方法，使宋代经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的经学著作达1304部之多，其中尤以《春秋》学和《易》学著作为多，分别为240部和213部。这些著作反映了宋代学术界对儒家经典的重视，并从这些经典中恢复了原始儒学的开放性和生命力，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儒学已成为两宋时期中国学术的主体。
3儒学最终完成了哲学化和伦理化的过程。宋儒在探索儒学的过程中，主要以心性义理阐发儒经，从而形成了所谓的“义理之学”。周敦颐“濂溪学”、邵雍“象数学”、张载“关学”、二程“理学”、王安石“新学”、司马光“朔学”、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等，对宇宙本体论和心性论进行了广泛的探讨，从而最终完成了儒学的哲学化和伦理化。
4“经世致用”的精神得到了倡扬与复活，逐渐形成“以学治己”、“以学治人”、“以学治天下”的人格风范和内心精神世界。
元朝，是中国知识份子的一个被放逐时期，汉人地位下降，第一等为蒙古人，二等为西夏人与西域各族人士，三等为契丹、女真，及少数北方汉人，四等为南方汉人。读书人的作官之路科考也被废止，虽在1313年又恢复，但分人放榜，蒙汉难易的现象继续歧视着汉族知识份子。儒家文化在这一时期并无甚大发展，儒家知识份子的精力全发泄在杂耍剧场里的元曲上去了。
忽必烈去，朱元璋来。这个中国历史上极度专制的封建政权，开始了一个中华文明的黑暗时代。明朝统治的三百年，是愚昧的三百年，是退化的三百年，它对中国及中国人人性的伤害，触远极深。
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
1对人权的摧残。
稍稍有些理性人，都会认识到对人性的蹂躏，那怕是对个人的蹂躏，无疑也是对人类整体的犯罪。但在一个只有皇权思想的社会里，又怎么会存在这样的认识呢？明朝时期，大规模的建立起摧残人权的的政务机构，诏狱系统成立。在政府正规的司法系统外，先是创立了锦衣卫，而后又创立了东厂，西厂，内厂。
锦衣卫完全脱离司法控制，认定罪犯后，就逮捕拷打，逼出口供，然后内部处决。就是这样的一个非理性机构，朱氏家族都认为还有理性存在。已是发展出更为恐怖暴力的特务机构。全国布满了秘密警察，任何蛛丝马迹，一举一动，早上发生晚上就可至皇帝耳朵。
另一种直接对人权进行摧残的，就是廷杖。所谓廷仗，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对罪人用木棍对进行拷打。上自宰相，下至平民，无人能于幸免。施刑时，宦官高坐中央监刑，其他政府官员陪坐两旁。宣判诏书后，即被伏倒在地，用麻布从肩绑住，使之不能转动。再把双足捆绑，四方拉定，只露出臀部腿部。击打时，受刑人痛苦难忍，大声哀号，头脑撞地，尘灰满口，胡须全部磨脱，惨不忍睹。至于其它内部酷刑，更是令人发指。这一套，朱元璋用来对付全体中国人。
而在英国，却颁布了《大宪章》，保障人权，非经过法院审讯，对人民不得逮捕监禁。
2绝对专制体制的完成
封建社会发展到明朝，已到极致。绝对专制体制，由此形成。在政府机构上，进化形成到极权顶峰。
同在英国，建立起国会，约束君主权力。
3文字狱
我不知道在其它国家是否有这种现象，但即使有，恐怕也难以与我国相比。所以，我认为这是我国国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如此惧怕老百姓言论写作思考的权利，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不是，我不知道，所以我们还是谈论明朝。朱元璋出身卑微，做了帝王后心里估计有些扭曲。所以看到有些文字时，要比一般人更多玩味。须知文字的解释不在于客观的表达，而在于当权人物的主观认定。如此一来，国人又背负了一个文字的十字架。
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奏章上有“作则垂宪”，处斩；北平府学赵伯彦，奏章上有“仪则天下”，处斩；桂林府学蒋质，奏章上有“建中作则”，处斩；则本是则，无奈朱元璋要想成“贼”，讽刺他曾做过小偷。许元奏章上有“体士法坤，藻失太平”，但朱元璋要想成法坤为“发髡”，藻失为“早失”，意为讽刺他曾当过和尚，早失太平，这谁也没有办法。许元又成为一个刀下鬼。运气好的当为杭州府学徐一X（抱欠这个字打不出），他的贺表里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一句，光者秃子，生者僧也，则者贼也，朱元璋读过后，也怀疑自己是否多虑，于是饶了他一命。
同在西方，却已是进入文艺复兴，挣脱了中世纪黑暗的枷锁，进入了一个光明的时代。
以上所说，就是儒家文化发展到明朝时期的政治社会背景，明朝时期，我们主要说一下八股文、明朝学制对儒家文化的影响及王阳明的学说。
历史发展到明朝，知识份子的进仕之路已唯有科举一条，而这华山一条路，却是越走越窄。朱元璋规定考试范围只以四书五经为限，四书五经又以朱熹所注解的为限，试卷格式也有规定。到朱棣时，又进一步加以约束，只以八股文为范。
我没做过八股文，不知道做起来是怎么回事，但根据资料，解释是一篇文章中不多不少包括八股。一股即两个或者四个完整的句子。形式严格，不能改变，稍稍一动，就不是八股。但八股文的严厉更是体现在精神方面。按规定，写八股文，不能发挥自己意见，只能有儒家圣人的语言，看起来道貌岸然，实际上空洞无一物。实际上就是严厉禁止个人独立的思想，自由的意志。
于是，无数的读书人都走入了这条异化的道路，不仅之于顺从，更与之融为一体。本应该是大哭大悲的事，却被弄成了大喜大乐，世情之荒唐，让人叹息！从此中国人，绝大多数已不是思想的主人，而是成为思想的奴隶。国歌中曾唱道：“起来，不愿意做奴隶的人们”。如果思想不自由，奴隶起来了还是奴隶。
八股文已是悲哀，学制更是哀上加哀。明朝教育完全官办，纯粹是培养奴隶的基地，这里举些例子以论：
学生上课时无椅子，全部站着听。有不懂的问题问老师，必须跪下听解。
违反了校规，就得打屁股，重者就充军。宋纳升得朱元璋赏识，执行起规定来异常认真，许多犯规学生活生生被饿死，还有些学生不堪学业重负上吊自杀。
学生不准擅入学校厨房，不准品论学校伙食，不准在宿舍里唱歌、喝酒；不准穿其它衣服；不准在吃饭时喧哗；不准……
当然也有反抗的，赵麟就为其中之一。曾因繁重的学习压力和严酷的校规，贴出一个大字报。事发不久，就被棒打一百，充军发配云南。但此事被朱元璋知道了，于是一声令下，砍头挂于校门前示众。并对学生训话如下：
今后学规严紧，若无籍之徒，敢有似前贴没头贴子诽谤师长的，许诸人出首，或绑缚将来，赏大银两个。若先前贴了票子，有知道的，或出首，或绑缚将来呵，也一般赏他大银两。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迁发烟瘴地面。
钦此。
------------------------------------------愚民向来不与暴力分割。
儒学在明代，也出了一个宗师级人物，这就是王阳明。理学从宋时的身体力行，已成为了现在的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面对这种情况，王阳明的“心学”发展了起来。王阳明的学说承传于陆九渊的“心即理”学说，大致说来包括两方面：一个是致良知，另一个是知合一。致良知就是实行心理上的自觉，既然知道了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行这个道理。而实行这个道理，就是知合一。仅知道道理而不去实行，就不是真正的知道。
王阳明的学说对于儒家文化的发展，起了深远的影响。虽然他本人一生不顺，屡受打击，但在中国文化史上，却留下了自己伟岸的一页。
王阳明的心学后期渐入空幻渐界，逐转衰弱。
清朝，是我们要来叙述的最后一个朝代，儒家文化的发展，并没有因满人的入侵而败落，相反，在康乾盛世，又得了复兴，这当然也有政治的因素在里面。儒文化也成了满人治汉的一个武器。康熙亲自主编了《朱子大全》与《性理精义》，把朱程理学定为官学。儒学又有了回光返照时的神采。
值得一提的还有清朝的文字狱，规模之大可创纪录。比较有名的有如下：
刘正宗出诗集，张晋彦写序有“将明之材”。清政府认为此句诡谲难测，刘正宗绞死，张晋彦处斩。
最大的文字狱庄廷珑的《明史》案。
戴名世的《南山集》案。
汪景祺的《西征随笔》案。
查嗣庭的“维民所止”案。
邹汝鲁的《河清颂》案。
轰动一时的曾静案等等等………这个名单开下去，恐怕还要开很长。而文字狱所造成的影响，却深远莫及，国人的在严酷的环境里，那里还敢说什么真话，马屁精神一统天下。儒家知识份子，更是一头埋在古书里，两耳不管窗外事，潜心钻研，搞考据训诂工作去了。
不过总还是有一些清醒的人，比如戴震，就大彻大悟道：“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颜元也说道：“千余年来，率天下入故纸中，耗尽身心气力，作弱人、病人、无用人者，皆晦庵（朱熹）为之也”，“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而袁枚却更为突进，对欺世盗名的的朱程理学，他大加鞭挞。对风行的经学考据，他嗤之以鼻。但个别人的呐喊，怎能抵得过众余人的强音？在大环境的逼迫下，到道光年间，我们连这个别人的呐喊也几乎不闻了。
清代儒家知识份子，曾国藩也可一说，面对着声称“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的太平天国洪秀全，曾国藩充分利用了儒文化向心力，来打赢这场可以说是文化形态上的战争。
戊戍三杰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秉乖着儒家知识份子的良知道义，面对家国危难，也毅然挺身而出，救国难于水深火热之中。
最后，我想用于成龙的一句话来作结尾：“经史子集千卷万本，无非仁义礼智；程朱理学滚瓜烂熟，无非天地良心。”读书至此，无话可说！
至此，这一篇中国儒家文化间史，我想可以划上了句话了。虽然在清后，中国为正统的儒家知识份子已经断绝，但儒家的精神，却仍浸透在国人的灵魂当中。如何来面对这样一种深深影响了我们的文化？如何来面对文化传承的问题？如何发展自己的文化，又如何来协调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间的关系？若我这一篇小文，能让诸位对儒家文化有个大致了解，更能促使各位进行思考，其幸大矣。
参考资料文献：《略论宋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韩毅:著
《中国人史纲》 柏杨：著
《中国儒生另类史》 沈戎：著
《中国学术思想通史》 人民出版社
《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 端木赐良：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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