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

仍是无情也动心

纵观子房一生的传奇经历：  
当其怒火中烧时，也以纤纤之躯袭击威加四海的暴君；  
6 j) }$ u% S( I6 K* X4 h恬静休闲时，能忍气吞声地礼敬刁钻古怪的老人；  
龙争虎斗时，又奇计百出的辅佐从善如流的明君；  
: B& }/ Q+ O) q6 l. s4 K7 p功成名就后，以洞察世态的睿智毅然撒手红尘；  
+ N; _4 L9 z/ \( v/ y5 P/ ^千古奇人，惟子房也！  
运 决 韩 千  
, y7 [$ A2 ]; q; p1 o" H筹 胜 人 古  
帷 千 子 奇  
幄 里 房 士
* B4 }2 T2 R2 ], E金子陵 子房忆
羽衣轻衫古琴轻弹过  
  T/ A6 _* Z$ T5 w% ~转眼青丝变苍漠  
谈笑之间吞吐社稷卧
: [1 ~, Q1 m) W- M千年回眸山水破  
) ~& ]4 a" g: ]* _
, F% n4 ?7 W6 K6 P2 q) K深情奏曲拂袖泪不落
只为与君当年一诺  
无愧天下英雄情常拙
汉宫雄起秦楼堕

6 C8 V% ], V) o, d1 j+ B+ F* [倾城貌 锦衣着
( C+ Y0 D( U: ]$ n( f, ]) y仰天望 烟花过
* m' Y4 d9 H  P. h: a- g调兵遣将渐渐越楚河
是非成败今非昨

% t3 W7 h& v  w4 [4 L兵书一卷阔 笑看谁人走错
/ m8 X3 q0 v0 V' K( J1 m战场荒凉血染旌旗落
想 易水人已没
踏 秋夕百花弱
) H  i, Y0 N% I4 E* M手摇羽扇江山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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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Y; [. X: x& T深情奏曲拂袖泪不落
3 m0 {% m: y; T( l只为与君当年一诺  
无愧天下英雄情常拙
% `& C' ?& c5 i8 T1 X4 H! l汉宫渐阔秦楼堕

7 A6 k* ^- I! G7 J( t. n' ~7 V/ h2 t兵书一卷阔 笑看谁人走错
, A) y. _6 Z4 ^/ v战场荒凉血染旌旗落
- h  J0 N' m* U$ _. }9 h想 易水人已没
踏 秋夕百花弱
手摇羽扇江山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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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y  ?" P7 v. W8 Y. v山河碎 属谁国
% P2 J/ j% g/ z5 p% l- v( E烽烟燃 烧战火
9 F: Q1 B! {/ G, _( s不出军营仍运筹帷幄
看遍黄土汉室阔

白马上山坡 望尽前路沟壑
) `: s# Z+ m5 u9 W  W0 g: I2 X9 v引领百万军镇定自若
% Z5 ]' X) \+ s* R5 C+ L9 y令 何处起烟火
5 ~1 g0 Q/ x  ]9 `0 V) S9 V# s7 g3 l帅 只需阵中坐
; ~5 y2 h% b& }2 ]! e半壁天下便属我

江山破裂江山又在握
" i  o& v, v+ L$ c, W1 n; C' l; j走遍江湖人常各
) z9 M) _# x4 Y: b% M" a转眼成空战袍已脱落
又换布衣做行者
/ J, }9 C& O3 J! M3 L) y: B孰成孰败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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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是无情也动心

中国古代十大兵书  
《孙子兵法》：亦称《孙子》、《吴孙子兵法》、《孙武兵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为春秋末孙武所作，共八十二篇，图九卷。今存本十三篇：有计、作战、谋攻、形势、虚实、军事、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等，历来被称为“兵经”，受到国内外的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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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膑兵法》：亦称《齐孙子》，为战国时齐国孙膑所作，共八十九篇，图四卷，隋以前失传，１９７２年在山东临沂县银省山西汉墓中重新发现其残简。该书总结了战国中期以前的作战经验，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军事思想，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

《吴子》：由吴起、魏文侯魏武侯辑录，共四十八篇，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等六篇，都系后人所托，有英、日、法、俄等译本。

《六韬》：传说为周代吕望（姜大公）所作，后经研究，认定为是战国时的作品，现存六卷，即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

《尉缭子》：传说为战国时尉缭所作，共三十一篇，今存有五卷，共二十四篇：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兵教上、兵令上、兵令下。《司马法》：战国时齐威王命大夫整理古司马兵法，共一百五十篇，今令术仅五篇：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

# R/ g+ I  N! Z! H0 l8 ~1 }《太白阴经》：由唐代李筌撰写。共十卷。《四库全书》收录了八卷本，是后人合并的。

《虎钤经》：由宋代许洞撰写，全书二十卷，共一百二十篇，内容主要发挥《孙子兵法》和《太白阴经》的观点，前十卷论述实际用兵的问题。

《纪效新书》：亦称《纪效》，由明代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寇时撰写，共十八卷，每篇都各附图说。卷首有《或问篇》作为总序，是一本练兵和作战经验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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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兵实纪》：由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正集九卷、附杂集六卷，此书和《纪效新书》亦称戚氏兵书姐妹篇。

仍是无情也动心

《黄石公三略》  
& h. \, L1 K) I$ E: C 宫玉振　

在中国古代兵书中，《三略》与《六韬》被认为是兵家韬略的杰作。宋人戴少望在《将鉴论断》中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可以立功而保身。”这个“道”，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人生的智慧，就是成功之道。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功，成功的基础在于智慧。《三略》的追求，在于“明盛衰之源，通成败之端，审治乱之源，知去就之节”，在于“时至而动，则极人臣之位；德合于己，则建殊绝之功”。传说辅佐刘邦建立西汉王朝的第一功臣张良，之所以能够建立“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巨大功业，就是因为“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熟读了《三略》，并从中汲取了文韬武略的结果。由此可见，对于所有探寻成功之道的朋友来说，对于所有想从中国传统战略宝库中寻求启示和灵感的朋友来说，对于所有想提高自己的战略思维素质的朋友来说，尤其是对于所有想在企业竞争中取得优势的朋友来说，《三略》都是一部不可不读的兵书。 那么，《三略》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呢？它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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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q+ S9 E5 I8 x* F9 U    现在，就让我们一一为朋友们揭开这层面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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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略》的成书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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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Q; C/ f! W
    《三略》，又名《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一部列入《武经七书》的经典性兵书。它的作者，《隋书·经籍志》认为是下邳神人：“《黄石公三略》三卷，下邳神人撰。”所谓的下邳神人，就是授张良兵书的那位黄石公。司马迁的《史记·留侯世家》有这样一段记载： 秦朝末年，出身于韩国贵族的张良，为了报亡国之仇，收买了一名刺客，准备在博浪沙刺杀巡行中的秦始皇，不料刺客的铁槌误中了秦始皇的副车。张良行刺未遂，被迫隐姓埋名，流亡下邳（今江苏省邳州市）。有一天，张良信步来到下邳的一座桥上。这时，走来了一位身穿粗布麻衣的老人。老人到了张良跟前，将自己的鞋子一下子甩到桥下，很不礼貌地对张良说：“小子，下去给我把鞋捡上来！”张良愕然地看着老人，心想这个老人太不懂事理了，继而一看，老人确实已经上了年纪，不好与他计较，便强忍着火气，下桥给老人把鞋捡了上来。老人不但不道谢，反而把脚一伸，又说：“给我把鞋穿上！”张良感到又可气，又可笑，心想既然已经把鞋捡上来了，干脆再替他穿上得了，于是又跪着给老人穿上了鞋子。老人一句话未说，笑咪咪地走开了。张良很吃惊，呆呆地站在原地目送老人远去。老人走了一里多地，又返了回来，对张良说：“小子，看来你还是可以教诲的！五天后天亮时，仍然到这个地方来见我。”张良意识到老人并不是个一般的人，便跪下回答说：“是。”五天后天亮时，张良来到桥上，老人已经先到了。一见张良，老人便生气地说：“约好了与老人见面，却迟到了，这怎么能行呢？”说完扭头便走，扔下一句话：“五天后早点来！”五天之后，鸡刚报晓，张良就赶到了桥上，不料又是老人先等在了桥头。老人说：“又落在我后面，这是什么道理？五天后早点来！”又过了五天，还未到半夜，张良便来到了桥头。过了一会儿，老人也来了。见到张良，老人高兴地说：“对，就应当这样嘛！”便从袖中拿出一部书，交给张良，说道：“读了这部书，你就可以成为帝王的老师了。再过十年，你就会成功了。十三年后，你我将在济北见面，谷城山下的黄石，就是我。”说完老人便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出现过。天亮之后，张良打开那部书一看，原来是一部兵书，名叫《太公兵法》。张良很珍视这部兵书，时常诵读体会，后来真的辅佐刘邦成就了帝业。十三年后，张良跟随刘邦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看到了一块黄石，于是将黄石取回，恭敬地供奉起来。张良去世前，遗命家人一定要把黄石与自己一起下葬。家人依言而行，每逢祭祀时，连黄石也一起祭祀。后来，人们就把那位不知姓名的授书老人，尊称为黄石公。 从《史记》的这段记载，我们知道，黄石公授给张良的兵书，名为《太公兵法》，而不是《三略》。太公，指周初开国功臣姜尚，习称姜太公。姜尚是一个极富谋略的军事家，司马迁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所谓的《太公兵法》，当是后人假托姜尚的名义而撰成的兵书，包括流传至今的《六韬》等。 《隋书》说黄石公授给张良的是《三略》，《史记》说是《太公兵法》。这里显然就产生了一个矛盾。显然，其中的关键是《三略》与《太公兵法》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唐李问对》的作者提出一种观点，认为《三略》与《六韬》一样，同属于《太公兵法》：“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宋代施子美在《三略讲义》中进一步解释说：“《六韬》、《三略》，本《太公兵法》，而谓之《黄石公三略》者，按前汉张子房受书之事，老人指谷城山下黄石以为己，而其所授之书，乃《太公兵法》。后世因而谓之《黄石公三略》，亦如《诗》本夫子所删也，后世谓之《毛诗》，以其出于毛苌之所训也。《黄石公三略》，其此意欤？” 将《三略》视为是《太公兵法》的一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史记》记载与《隋书·经籍志》的歧异。但新的问题在于，为什么同为黄石公所授的《太公兵法》，《三略》被后世冠上了《黄石公三略》之称，而《六韬》却没有人称《黄石公六韬》呢？施子美显然是回避了这个问题。

仍是无情也动心

明代刘寅在《三略直解》中提出了一个假设：《三略》属于《太公兵法》，但《三略》可能经过了黄石公的推演，所以被后世冠以《黄石公三略》的名称。刘寅引经据典，做了一段很长的分析：“按《汉书·艺文志》云，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并不言有《三略》；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共五十三家，而《三略》亦不载焉。史称张良少匿下邳，与父老遇于圯桥，出书一编，曰：‘读此书则为王者师。’遂去，旦日视之，乃《太公兵法》也。《通鉴纲目》亦曰：张良与沛公遇于留，良数以《太公兵法》说沛公，公善用之，常用其策。与他人言，辄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遂不去。《正义》曰：《七录》云《太公兵法》一帙三卷。唐李靖亦云：张良所学，太公《六韬》、《三略》是也。然则《三略》本太公书，而黄石公或推演之以授子房，所以兵家者流，至今因以为黄石公书也。”这个假设是很能自圆其说的。张居正接受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认为，黄石公所推演的，主要是《下略》：“《三略》，本太公书，黄石公推演之以授子房。……其言本道德而不用阴谋诡计。《上略》所引皆曰《军谶》，《中略》皆曰《军势》，《下略》独无所引，而自言也。”清代朱墉在《三略汇解》中的观点，与张居正基本是一致的。 然而，这个观点并没有得到任何史料的佐证，因而充其量不过是一个精致的假设而已。在没有其他材料的情况下，判定《三略》的作者及成书时代，必须分析《三略》本身的内容。而一旦对《三略》本身的内容进行细致的分析就会发现，《三略》绝对不可能是秦汉以前的作品。明代的王阳明便已经指出了这个问题。在手批《武经七书》中，王阳明说：“旧题黄石公撰，即圯上老人授张良者。文义不古，非秦汉以前书，疑为后人伪托。”《四库全书总目·黄石公三略提要》也持相同的观点。许保林先生在《黄石公三略浅说》的序言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进一步证明《三略》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许著读一下。 既然《三略》成书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自然也就不可能是出自黄石公之手了。那么，《三略》究竟成书于何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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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s: E7 |9 w* h0 k1 R4 F6 i    《三略》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东汉末年。文学家陈琳在《武军赋》中有“《三略》、《六韬》之术”的说法，这是目前发现的关于《三略》的最早记载。曹魏时李康《运命论》复称“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显然，第一步我们可以划定一个较为宽泛的范围，就是《三略》成书不早于秦汉之际，不晚于东汉末年。 范晔《后汉书·臧宫传》中保存一段史料，对于推定《三略》的成书年代极有价值。《臧宫传》记载：建武二十七年，臧宫与马武上书请击匈奴，光武帝“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乐乐人；无德之君，以所乐乐身。乐人者其乐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逸政多忠臣，劳政多乱人。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百姓惊慌，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光武帝诏书中所引的《黄石公记》的这段文字，分别出于《三略》的《上略》与《下略》，只是在个别文字上略有出入。这就提示我们：《黄石公记》与《黄石公三略》其实是一本书的不同名字。由此我们可以推断：《三略》在东汉初年光武帝时便已经流传于世了。而《三略》的成书，显然要更早一些。换句话说，《三略》的成书只能在西汉年间。 有的学者进一步认为，《三略》成书的时间，可以定为西汉末年王莽篡汉期间。主要根据是《三略·中略》的一句话：“是故《三略》为衰世作。”这句话透露出撰写《三略》的时代是衰乱之世，具体来说，就是汉世衰微、王莽篡汉的时代。这种观点其实并不十分妥当。第一，王莽篡与光武中兴之间的时间非常短的，而一部兵书从成书到流传、到产生较大影响，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王莽篡汉到光武中兴的这段时间显然不足以使《三略》在社会中一下子享有如此地位；第二，《三略》所说的“衰世”，从《三略》“皇—帝—王—霸”的历史图式来看，是泛指“王泽竭”以后的时代，具体来说，指的是东周以后礼崩乐坏、王道不行的时代。这一点在《中略》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认为《三略》所说的“衰世”便是特指王莽篡汉，未免有望文生义之嫌，实际没有把握“衰世”的真实含义。因此严格地说，我们现在只能断定《三略》产生于西汉年间。至于是产生于西汉初期、中期抑或晚期，则只能寄希望于未来新的材料的出现，尤其是考古方面的发现了。 那么，《三略》与黄石公、张良到底有没有关系呢？我们说，没关系，又有关系。说没有关系，是说《三略》的作者并非黄石公，也并非张良所受的兵书；说有关系，是说《三略》很大程度上是对张良事迹及谋略的总结与理论概括。张良是“王者师”，《三略》所追求的正是“为帝王师”；张良善长谋略，《三略》的主题正是谋略；张良是一位深通进退之道的哲人，《三略》所反复致意的正是“全功保身”。更重要的是，张良是一位黄老式的人物，而《三略》所弥漫全书的，正是黄老的精神。

仍是无情也动心

由此可见，《三略》的作者，必然是一位对张良的一生事迹与谋略思想都很有研究的哲人。后人谈起《三略》往往联系到张良，原因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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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略》的思想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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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先秦的兵书相比，《三略》具有两个鲜明的思想特色。第一，从哲学属性上来说，《三略》属于典型的黄老兵体系；第二，从时代属性上来说，《三略》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 黄老学派，是从道家思想发展而来的一个思想流派。它始于战国中期，盛于汉朝初年。从本质来讲，它仍属于道家的范围，但是与先秦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却有了很大差别。《老子》的特点是“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绝去礼学，兼弃仁义”。而黄老学派，按司马谈的说法，是“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也就是在道家哲学的基础上，吸收阴阳家、法家、儒家、墨家等学派的一些思想，形成了一个“兼儒墨，合名法”、“讲论道德，总统仁义”的思想体系。它一方面继承了先秦道家的道论思想，一方面又扬弃了先秦道家的消极倾向，将消极的“无为”理论转换为一种积极的“无为”理论。它强调“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强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以达到“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的效果。 成书于西汉的《三略》，从哲学属性上来讲，带有明显的黄老特色。具体来说，在《三略》中，以道家思想为基础，阴阳家思想、法家思想及儒家思想等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兵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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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道家思想 《三略》最集中阐述道家思想的是《上略》的开头部分，如“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如“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如“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等。其意义在于，通过，“刚”“柔”这对范畴的分析，为全书确立了“尚柔”的谋略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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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阴阳家思想 阴阳家思想最集中地反映在《上略》“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一节中，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因”字，它为《三略》确立了“贵因”的谋略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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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9 s" _: X2 t4 |3 ~. H    3、法家思想 法家思想在上、中、下三略中都有反映。《上略》中，如：“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兵老则将威不行，将无威则士卒轻刑，士卒轻刑则军失伍，军失伍则士卒逃亡，士卒逃亡则敌乘利，敌乘利则军必丧。”“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官人得，则士卒服；所任贤，则敌国震。”《中略》如：“霸者，制士以权，结士以信，使士以赏。信衰则士疏，赏亏则士不用命。”“（主）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等。《下略》如：“夫命失则令不行，令不行则政不正，政不正则道不通，道不通则邪臣胜，邪臣胜则主威伤。”“一令逆则百令失，一恶施则百恶结。故善施于顺民，恶加于凶民，则令行而不怨。”其意义在于通过对“赏罚号令”的阐述，确立了《三略》以法治军的一般原则。  


    4. 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三略》尤其是《下略》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量。《上略》如：“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下下者，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良将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下略》如“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降体以礼，降心以乐。”“以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舍己而教人者逆，正己而化人者顺。逆者乱之招，顺者治之要。”等等。通过对“礼乐教化”的弘扬，儒家思想为《三略》确立了以德治国的基本取向。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各家在《三略》中不是相互孤立的，而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三略》的思想体系。在《三略》中“道”、“德”、“仁”、“义”、“礼”是“五者一体”的，是“不可无一”的；“皇道”、“帝道”、“王道”、“霸道”是兼论的，是互相包容的。以道家谋略取天下，以阴阳家理论察形势，以法家原则理将卒，以儒家思想治天下，便是《三略》的全部内容。而统摄全书的，则是道家的道论。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三略》是一部典型的黄老学兵著作。 从时代属性上来说，《三略》又带有明显的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大一统一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大一统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孙子兵法》是春秋末年诸侯争霸战争的产物,也是为诸侯争霸服务的，因而孙子在战争问题上公开宣称的是“廓地分利”，是“伐大国”；《孙膑兵法》是战国中期列国兼并战争的产物，也是为列国兼并服务的，因而孙膑强调的是“战胜而强立”，强调的是“必攻不守”；成书于战国晚期、为统一战争服务的《六韬》，则是以如何“得天下”为中心的。西汉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已经建立，因而《三略》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原则。

仍是无情也动心

时代需求的不同，使《三略》带有明显不同于先秦兵书的时代特色。全书所贯穿的，是维护统一、巩固统一的主题。例如在战争目的上，《三略》强调的是维护统一的“诛暴讨乱”：“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在价值趋向上，《三略》强调的是巩固统一的“释远谋近”：“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在君主处理与将帅的关系上，《三略》强调的是“夺其威，废其权”；在“战胜”与“国安”的关系上，《三略》既重视如何“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天下宁”……凡此等等，都说明《三略》是一部适应大一统的封建帝国的需要而出现的兵书。   

" ]: g) J4 u5 b3 O7 j三、《三略》的兵学内涵


    作为大一统王朝建立之后的第一部兵书，《三略》继承了《孙子》以来先秦兵学的优秀传统，又具有突出的时代特色。其兵学内涵十分丰富，军事思想十分深刻。概括起来讲，主要包括深刻的战争观念、系统的战争指导理论、全面的选将用将原则、精辟的治军思想这几大部分。 首先，是强调“不得已而用之”和“以义诛不义”的战争观念。 从《孙子兵法》以来，中国兵学在战争问题上形成了重战、慎战而又强调义战的思想。《三略》在继承前人思想理论的基础上，在有关战争的诸问题上，包括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对战争目的和性质的分析、战争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战争与民众的关系、战争与天时地利的关系、战争与主观指导等，都提出了简明扼要而又深刻的判断，形成了系统的战争观念。  


    在对待战争的基本态度问题上，《三略》深受道家和儒家的影响，形成了强调慎战与义战的战争观念。老子曾经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天道恶之”的“不祥之器”，正是《三略》考察战争的基本出发点。《三略》认为，战争具有很强的破坏性，会给社会政治秩序和民众生活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对待战争的正确态度，是“不得已而用之”，而不能随意发动战争：“王者，制人以道，降心服志，设矩备衰，四海会同，王职不废，虽有甲兵之备，而无斗战之患”，“圣王之用兵，非乐之也”，即使是进行战争，也必须以“恬淡”处之，尽量减少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破坏，将战争的破坏性减至最低，否则就是“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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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三略》又认识到战争毕竟是人类社会的客观存在，是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自行消灭的，所以必须正视这一现实，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运用战争的手段，法天道，兴义师，以“诛暴讨乱”，“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在《三略》看来，这种“以义诛不义”的正义战争，是合乎天道的，因而一定会所向披靡，战无不胜：“夫以义诛不义，若决江河而溉爝火，临不测而挤欲堕，其克必矣。” 义战必胜的关键，在于义战是能够得到民众的支持的，而民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因素：“与众同好靡不成，与众同恶靡不倾”，因此《三略》强调，要想取得战争的胜利，一定要修明政治，争取民心，为战争创造坚实的政治前提：“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支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 除了政治因素之外，还要积极在经济上创造战胜的条件，在《三略》看来，只有民富才有国富，只能国富才能战胜：“四民用虚，国乃无储；四民用足，国乃安乐”；因此统治者一定要实行恤民、富民政策，“务耕桑不夺其时，薄赋敛不匮其财，罕徭役不使其劳”，造就“国富而家娭”的理想局面，在具备雄厚经济实力的基础上从事军事行动，这样才会战无不胜。 其次，是以“因敌转化”、“释远谋近”为核心的战争指导理论。 兵家重“因”，自孙子以下，谈“因”者屡见不鲜，如孙子讲“水因地而制行，兵因敌而制胜”，“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吴子讲“因形用权，则不劳而功举”。《三略》继承了兵家重“因”和黄老贵“因”的传统，提出了“因敌转化”的命题：“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故能图制无疆，扶成天威。匡正八极，密定九夷。”与孙子的因敌变化不同，《三略》的“因敌转化”，除了有孙子的灵活用兵、避实击虚的思想之外，还有因势利导、转化刚柔、后发制人的思想在其中。具体说来，就是通过“顺”、“导”等手段，促成敌我整体力量的转化，完成敌我强弱的易势，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在《三略》看来，这是“其胜可全”的大略。 要想做到“因敌转化”，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了解敌我力量的对比。因而《三略》十分强调对对手情况的把握：“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视其仓库，度其粮食，卜其强弱，察其天地，伺其空隙”，而不可盲目兴师，在敌我力量尚未易势之前即轻举妄动。那么，如何观察、分析、判断敌人的强弱虚实呢？《三略》认为，关键是看其经济状况：“故国无军旅之难而运粮者，虚也；民菜色者，穷也。……夫运粮千里，无一年之食；二千里，无二年之食；三千里，无三年之食。是谓国虚。国虚则民贫，民贫则上下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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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兴师出兵发动进攻，肯定会顺利达到战略目标：“敌攻其外，民盗其内，是谓必溃。” 与此同时，在国防战略上，《三略》明确提出了“释远而谋近”的指导原则。所谓“释远”，就是避免从事劳民伤财、穷兵黩武的对外扩张战争；所谓“谋近”，就是要内修政理，安守本土。这实际上是立足于防御的国防战略。《三略》认为，扩张与防御两种战略所带来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这种以本土防御为取向的战略指导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是以“将为国命”为核心的选将用将原则。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帅在军队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三略》认为：“夫将者，国之命也。将能制胜，则国家安定”。由于将帅的素质直接关系到军队的安危、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因而《三略》对将帅的素质十分重视，认为将帅必须具备能“清”（清廉）、能“静”（沉静）、能“平”（公平）、能“整”（严肃）、能“受谏”（接受劝谏）、能“听讼”（明断是非）、能“纳人”（容纳人才）、能 “采言”（博采众言）、能“知国俗”（知各国风俗）、能“图山川”（通山川形势）、能“表险难”（明险关要隘）、能“制军权”（把握三军形势）这“十二能”，避免“拒谏”（不听下属意见）、“策不从”（不采谋士良策）、“善恶同”（善恶不分）、“专己”（一意孤行）、“自伐”（自我炫耀）、“信谗”（听信谗言）、“贪财”（贪图钱财）、“内顾”（贪恋女色）这“八患”，和“将谋泄”（将帅谋划泄露）、“外窥内”（奸细窥得内情）、“财入营”（不义之财进入军营）这“三失”，并且要时刻注意“无虑”（谋浅虑短）、“无勇”（怯懦贪生）、“妄动”（轻举妄动）、“迁怒”（迁怒于人）这“四诫”。《三略》认为，一个将帅只有具备了“十二能”，避免“八患”、“三失”，克服“四诫”，才是合格的将帅，才可以委以重任。 在此基础上，《三略》对将帅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认为将帅除了具备军事才能之外，还必须拥有政治头脑，包括了解和掌握仁人志士的智略，君主圣王的谋虑，广大民众的舆论，朝廷官员的意见，和国家兴衰的史迹：“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在《三略》看来，优秀的将帅的必须是集军事家与政治家于一体的大战略家，这样的将帅，才是最高层次的将帅。 在将帅的选拔上，《三略》主张要贯彻任人惟贤的原则：“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所任贤，则敌国震”。在将帅的使用上，《三略》强调的“主将之法，务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通志于众”，强调的是“出军行师，将在自专”，强调将帅具有专断指挥之权对于行军作战的重要性，认为“进退内御，则功难成”。这些原则，都是很深刻的。 第四，是恩威并用、赏罚必信的治军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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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以治为胜，中国古代治军思想十分丰富，治军实践十分精彩，它是我国传统军事文化宝库中弥足珍贵的遗产，而《三略》中的治军理论，正是这份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治军上，《三略》的基本思想是，以“战如风发，攻如河决，故其众可望而不可当，可下而不可胜”为治军的基本目标，以恩威并用、赏罚必信为治军的基本原则。 《三略》认为，治军的基本起点，是将帅必须身先士卒，推惠施恩：“良军之统军也，恕己而治人”，“夫将帅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只有这样，才能以一将之力，争取千万士卒的拥戴与效命：“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推惠施恩，士力日新”。与此同时，将帅又必须严明法令，赏罚必信，树立起无可替代的权威：“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士卒用命，乃可越境。” “军以赏为表，以罚为里。赏罚明，则将威行”，只有这样，才能“其兵为天下雄”。 蓄恩不倦，是以情治军；将无还令，是以法治军。《三略》认为，治军应该恩威并施，文武兼用，将以法治军和以情治军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说，这一思想是十分高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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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略》的谋略价值


     《三略》问世之后，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光武帝诏书中引用《三略》内容，说明《三略》在东汉初年已经广为流传。东汉末年陈琳在《武军赋》中已经将《三略》与《孙子》、《吴子》、《六韬》相提并论。唐朝初年魏征将《三略》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做为帝王治国安邦的参考。宋代元丰年间，《三略》被列为“武经”之一，从此取得了兵学经典的地位。历代学者为它作注和阐说的也很多。据统计，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经唐宋到清末，为该书作注、解说的就多达60多家。 对于《三略》的价值，许多学者也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南宋著名学者晁公武说，《三略》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生易死，国可以存易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三略》说：“其大旨出于黄老，务在沈几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人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这些评语，都准确地指出了《三略》的军事学术价值和谋略实用价值。这也正是《三略》之所以为历代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所高度推重的原因所在。 由于揭示出了治国方略、用兵韬略的一些普遍规律，《三略》不仅在国内受到推崇，在国外也产生了相当影响。唐朝年间，《三略》传入日本。日本的战国时代，《三略》与《六韬》一起被定为武校的主要教科书，并产生了林道春的《黄石公三略评判》、《三略讲义私考》，山冢义炬的《三略备考》，山鹿高佑的《三略要证》，喜多村政方的《三略便义》等。同时，《三略》在朝鲜等国家也得到了广泛传播。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三略》的不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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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三略》的谋略价值主要在什么地方呢？对于一般人来说，《三略》能从人生智慧方面给我们哪些启示呢？这一答案，其实已经包括在我们上面所总结的《三略》的兵学内涵之中了。《三略》的战争观中充满了理性主义，《三略》的战争指导观念、选将用将思想和治军理论则充满了现实主义。而理性主义和现实主义，是所有成功者观察世界、把握世界所必备的三大基本价值趋向。世界之有一个，然而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个世界却有不同的理解。决定一个人能否最终走向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世界观的“一念之差”，在于能否始终保持清醒而理智的头脑。如果我们能对《三略》的这一深层文化底蕴（其实也是中国传统兵学的基本价值趋向）能够有所体悟的话，无疑对于我们思考自己的人生之路会有裨益的。 从人生智慧的角度来说，《三略》的生命力，还在于一个“略”字，在于它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提供给我们许多成功的法则。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个原则是应当把握的； 第一，刚柔兼济原则。刚柔是反映事物属性的一对范畴。从刚柔的角度来说，所有的谋略不外乎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以尚刚为特征的谋略，以尚柔为特征的谋略，以刚柔兼济为特征的谋略。在《三略》看来，纯刚则易折，纯柔则不立。“柔”、“弱”、“刚”、“强”这四者，关键是“兼此四者而制其宜”。兼，强调的是刚柔兼济；宜，强调的是恰到好处。就处世智慧而言，刚也好，柔也好，强也好，弱也好，都只是一种手段而已，都不是绝对的。或先刚后柔、或先柔后刚；或外柔内刚，或外刚内柔。只有能刚能柔，能弱能强，才会左右逢源，进退自如。纯刚纯柔、纯强纯弱，都是缺乏灵活性、缺乏应变能力的表现，是根本谈不上智慧二字的。真正的智慧，就在于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的完美结合。真正的成熟，也就在于刚与柔的恰到好处的运用。 第二，顺应时势原则。《三略》认为，“端末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这实际揭示了一个重要的处世原则，就是顺应时势。识时务者为俊杰，古人对于势是非常重视的。战国年间著名的纵横家苏秦曾经说：“夫权藉者，万物之率（帅）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背）时事而能成事者寡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圣人做事，必须顺应时势，因时而动。权变是万物的先行，时势是百事的主宰。所以抛弃权变、逆背时势而能成大事的几乎没有。时势之外，还要把握时机。春秋末期的谋略家范蠡说：“圣人不考，时反是守”，“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而一旦时机成熟，便要“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只有善于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才真正可以称得上高明的谋略家，《三略》反复强调“动应事机”，强调“时至而动”，用意正在于此。 第三，知其所止原则。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要遵循“极而反，盛而衰”的客观规律的，老子曾经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祸莫大于不知足”。《三略》也警告人们说：“莫不贪强，鲜能守微，若能守微，乃保其生”，又说：“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就常人而言，确实是知进易，知退难的，因而往往陷于其中不可自拔，从而导致物极必反、盛极而衰之悲剧的出现。这就要求必须把握上下进退的“度”，留有余地，知其所止，以“花未全开月未圆”为最佳境界，避免过极失当，走向反面。 兵学是制胜之学，是竞争之学。只要有竞争的地方，就有兵学应用的天地。尤其在市场竞争中，兵学的启发意义尤其突出。商场如战场，《三略》的许多内容，完全可以作为商战法则来读的。宋代哲学家程颐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天下之理一也，途虽殊而其归则同，虑虽百而其致则一。虽物有万殊，事有万变，统之以一，则无能违也。”就商战而言，《三略》最具有启发意义的，是八个字：“为国之道，恃贤与民。”贤，讲得是重用人才；民，讲得是争取民心。《三略》一书，洋洋万言，主要就是围绕这两个大问题而展开的。而重用人才正是企业战略管理的核心，争取民心正是市场营销规划的基点。所有成功的企业，都是离不开这两条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三略》完全是可以作为一部企业战略专著来读的。 需要强调的是，兵学如何运用于包括商场在内的其他社会领域，其中的关键，在于一个触类旁通的“悟”字。读《三略》也是如此，《三略》是一部韬略之书，也是一部益智之书。从《三略》一书中，可以处处领悟到战略的长远性，思维的辩证性，方法的灵活性，决策的预见性，意志的坚定性，行动的主动性，管理的复杂性，等等。这正是战略经典的魅力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三略》产生于两千年之前，但它的生机是不会枯竭的，《三略》的价值也会垂之永恒的。

炭-感灵

。。辛苦了。。

飛若靈

额。。。。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