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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9月,江青交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的林默涵一个沪剧剧本《红灯记》,建议改编成京剧。中国京剧院副院长、总导演阿甲接受了改编任务。 * p3 G3 `0 n( z$ ~: |, G$ k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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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灯记》公演后,江青对剧本及演出百般挑剔,导致《红灯记》一改再改。同时,江青不断发动对阿甲的批斗,否定他的劳动成果并宣布其为反革命分子,押入干校进行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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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甲认为,江青死死抓住《红灯记》不肯放手,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为自己政治上进行“原始资本积累”,《红灯记》是江青这种“积累”中所挖的“第一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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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知道,要想达到自己的目的,她没有任何的政治资本。建国前她没有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没有到前线去打过仗,更无所谓战功。别说是与那些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勋相比,就是与高层领导的夫人们相比,她也没有邓颖超等一批党内女中豪杰的资格与资本。建国后她一不懂经济,二不懂建设,唯一一点就是曾经唱过京剧,演过电影,所以她不得不把自己的“宝”押在这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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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L& I" Z. l5 D其实在1962年前后,江青对于现代京戏并没有兴趣,当时中国京剧院想将话剧《迎春花》移植成现代京剧,江青知道后不但不支持,反而给以否定了。 $ P, m- _6 r' o% a& Y/ s- V3 v
- u( |% a+ ?8 }+ o与此相反,曾经演过传统京剧的江青对于古装戏却情有独钟。江青为什么后来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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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戏剧要推陈出新,要出社会主义之新,不应推陈出陈,光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和他们的丫头保镖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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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2日,毛泽东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一个报告写了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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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1 ^5 ^# l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乌兰夫提出明年(1964年)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的建议,很快得到了采纳。 ) r5 i, i! V' _$ Z3 X% X; K% A
5 f/ i; |) f1 d江青作为第一夫人,长期以来帮助毛泽东从事整理文件的工作,隐性地位很高。由于“得天独厚”的条件,毛泽东对于文艺界的一系列指示和乌兰夫的建议江青很快就知道了,她感到这正是自己大出风头、“建功立业”的好机会。 0 X h$ G+ ]! C/ h: b3 Z
3 j. S, E2 x' W- w- | s& D阿甲等剧组人员对于《红灯记》的改编成功,使江青见“桃”眼开,但又不便强夺,于是就随心所欲地横加挑剔,数百次地改来改去。美其名“千锤百炼”,目的仍是削弱原改编者的影响,凸显她自己的作用和影响,这就是江青不断实施的“《红灯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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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8 i4 f8 o; C! K! P关于江青对《红灯记》的“指示”,是所有“样板戏”中最早也是最多的。这些“指示”的一个中心,就是她曾为这部现代京剧“呕心沥血”。江青在对“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作指示时就说:“《红灯记》这个戏走了弯路,弄成了畸形,光剩下李铁梅,把李玉和给砍掉了……建议他们改,也不愿改,阻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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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6月1日,江青在给云南省京剧团的“指示”中自吹自擂地说:“为了使《红灯记》的思想性、艺术性比较统一,比较高,我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的。因为京剧院的同志都是搞老戏的,他们本身既缺乏工农兵的生活经验,缺乏革命斗争经验,所以他们不能接受我的意见。”1968年9月16日,当《红灯记》已取得了社会的认同并引起强烈反响之后,江青就将阿甲点名为“阿甲是个叛徒,也可能是个特务。要彻底打倒他,他就把这戏搞成修正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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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q) O3 B q. t( b$ a江青讲这些话的时候,阿甲已被剥夺了发言权,因此人们听到和看到的,都只是江青的一面之词。加之在那个特殊的年月,江青利用手中控制的强大舆论工具,在全国上下大造舆论。所以多少年以来,人们还存在着许多错觉,认为《红灯记》是江青一手抓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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