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中国历史上那些奇珍异宝的传说

卩灬s丨琉璃 · 发表于 2008-8-27 14:45:02

说到“宝藏”二字，很多人可能马上就会浮想联翩。璀璨夺目的金银珠宝的确有资本令人想入非非。在金庸的小说《雪山飞狐》中，涉及提到了闯王李自成的宝藏，小说结尾之际，一群人找到了藏宝洞，见到无数奇珍异宝，几近疯狂。同样，梁羽生的《萍踪侠影》，也以“大西皇帝”张献忠的宝藏为线索之一。不仅如此，许多武侠、玄幻小说，都围绕一张藏宝图展开情节。

　　因此，宝藏在人们心中充满了神秘、传奇的色彩。而本书则旨在告诉大家，宝藏并非只存在于小说和传说中。地大物博的中国，真的有无尽的宝藏。

　　李自成的宝藏相传被其家将野拂受命藏于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而关于野拂上天门山，是有正史记载的，《永定县乡土志》明确写到：“明季野拂自夹山寺飞锡此山（天门山）。野拂为李贼余党，事败，削发为僧，竟逃天诛”。可见传言并非空穴来风。
　　至于张献忠窖金的可靠记载，就更多了。吴伟业（梅村）在《鹿樵纪闻·献忠屠蜀》中说，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锢金’。”此外，彭孙贻在《平寇志》中、彭遵泗在《蜀碧》中甚至清朝官修的《明史》里都有类似记载。
　　李自成和张献忠宝藏的藏宝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动机：事败，藏宝保存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与这类动机相似的本书还提到了公孙述瞿塘峡夔门藏宝、翼王石达开宝藏、以及太平天国湖州藏宝。

　　还有一类宝藏涉及到我国一些古代城池的神秘消失，例如，云南抚仙湖宝藏与俞元古国有关；楼兰古城在消失千年后，重现“江湖”，带给世人震惊和喜悦；而黑水城曾是古代西夏王朝的军事重镇，“黑水城”就是额济纳城，是如今唯一一座用党项族语音命名的城市。

　　介绍中国海域内的沉船宝藏，是本书的又一特色，我国领海面积广阔，自古以来就有许多海上交通要道，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带动了海运事业的发展，同时也无法避免在危险海域沉船的不幸。在政府的主持下，我国的考古部门近年来成功地打捞了“阿波丸”号、“南海一号”、“碗樵一号”、“华光鞘一号”等重要的沉船宝藏。
　　以“阿波丸”号为例，打捞过程中虽然没有发现资料记载的40吨黄金，但是仍获得了价值5000万美元的货物。“南海一号”、“碗樵一号”等沉船上的古代精美瓷器更是价值连城。2006年3月，宁波市考古研究所受国家博物馆委托，绘制了一张沉船的“藏宝图”，将浙东沿海的沉船“一图打尽”，以便日后在时机有利的情况下进行大规模的打捞。
　　毫无疑问，阿波丸上的货物是日本二战时在东南亚地区的搜刮所得。在宝岛台湾，日本人也曾因无法及时运走而在不同的地方埋下大量宝藏，台湾金山乡核电二厂的工人曾经挖出金砖的事实至今还为当地人津津乐道。台湾政府默认这种宝藏的存在，还为此指定了相关“法律”：挖掘出来的财产，60%缴纳“国库”，40%归挖掘者所有。

　　与海域有关的宝藏，我们还提到了广东上川岛和南澳岛的海盗宝藏。尤其上川岛，大海盗张保仔在岛上藏宝无数，引发出许多寻宝、得宝的传奇故事，令人不禁心生向往。

　　同样具有传奇色彩的，还有四川乐山大佛的佛心藏宝之谜，上世纪80年代，刘晓庆主演的《神秘的大佛》，其情节就是围绕众人在大佛身上寻宝、夺宝而展开的。影片轰动一时，令许多人至今记忆犹新。“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更是乐山地区经久不衰的传说。很久以前，真的有游客偶然在乐山大佛的心脏部位看见了一尊小佛的身影，五官甚至清晰可见。
　　以上比较分散的介绍了本书的重要内容，正文的写作，则是将国内可考的宝藏分到了4条“寻宝”路线里面，寻宝路线一，在我国的北部，由新疆到内蒙；寻宝路线二，在西南部，由四川到云南；寻宝路线三，在东南部，由山东到浙东沿海地区；寻宝路线四则主要是东南部包括台湾沿海地区和南海海域。可是说，四条路线将我国自古以来可能有宝藏埋藏的地点“一书打尽”了。
　　众多的藏宝地点令人眼花缭乱，也有无数人一直在为寻宝消耗自己的精力，“姑姑山挖宝”的许平卿为宝藏耗尽家财，依然一无所获；项里村的村民世代寻觅项羽埋下的12面金锣，至今没有结果；马陵山十字坡守山的孙塘村农民，夜里常被寻宝人的挖凿声惊醒……

　　然而，宝藏虽多，被寻到的毕竟是少数。我们不得不承认，得到宝藏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放猪拾到金子的谢松年、挖出金砖的金山乡核电二厂的工人、在江边拾到银子的农民、在海底捞到银币的渔民……他们的收获，都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如此说来，终其一生，为传说的宝藏耗费心力的人，实在是得不偿失。
　　阅读本书时，在形形色色的神秘故事背后，你也许会领略到些许的地方风情，如果有一天你去书中的某个藏宝地点旅游或探险，一定要留意脚下的每一寸土地，或许，会有惊喜哦——你会去寻找那失落的宝藏吗？
寻宝路线一
　　　　（四川-重庆-湖北-湖南-云南路线）
　　　　一、蜀地船棺藏宝

　　　　船棺是一种葬具，船棺葬是分布于我国南方地区的一种古老的葬俗，其基本特征就是把死者遗体放进形状似船的棺材里，随葬品也装殓其中。安放船棺的方式，又分为悬挂岩洞、架在树上和埋入土中。船棺葬是古代巴蜀人盛行的一种丧葬礼俗，同时，也是我国古代一些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特有的葬俗。

　　　　目前考古学者的发现四川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早在40年代就说过：“古蜀国的文化是独立发展的，它的融合中原文化是战国以来的事。”蜀族为首的原居民，在蜀国的地区，留下了大量的蜀文化墓葬，最主要的就是船棺葬。
　　　　蜀人船棺葬的文化根源

　　　　先秦时期使用船棺进行土葬的民族并不多见，唯有巴蜀地区是我国古代实行船棺葬相当集中的地区，生活在江河海滨的人，善于造船和用船。当他们产生了鬼魂观念之后，便在幻想中把现实生活附加给鬼魂世界，以为死者生前不可或缺的生产和生活用具在那个世界里也同样需要，于是就有了以船为棺的殓葬方式。

　　　　目前发现的船棺，其形状大小多与现在江河中使用的舟船大致相同，故这种葬俗应是近水民族生态环境和水上经济生活的投射。正因地上的河流难于涉渡，使古人幻想在冥界与人世之间，生死异路，阴阳相隔，定有河流作为分野，以船为棺，可以把亡魂送过河去，是生者“入地为安”的心态的体现，实际上也强化了人间与鬼境间的差异。造船技术之所以被移植到丧葬风俗中，意在促成并加快生死两界的分隔，形成一种观念上的各有所奔的情境，以使生者与死者两两相安。

　　　　丧葬礼俗的产生，来源于“灵魂不灭”和祖先崇拜的信仰。在此之前，人死之后，人们往往弃尸于野。正如《周易·系辞传》中所言：“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而当灵魂观念萌生后，人们便据灵魂与尸体关系的种种想法，以及关于灵魂在阴间生活的幻想来安置尸体，于是产生了各种葬法及丧葬仪式。至于具体采用何种葬式处置尸体和安顿灵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圈可以说大相径庭，从而构成了异彩纷呈的丧葬文化特色。

　　　　在古人心目中，灵魂与体魄是两个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独立的实体。与同一时期中原汉族先民习俗不同，“送魂”是巴蜀先民丧葬习俗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蜀王本纪》记载：“李冰以秦时为蜀守，谓汶山为天彭阙，号天彭门。云亡者悉过其中，鬼神精灵数见。”此说在今天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在当时蜀人眼里却真实存在，故蜀地广泛流传着死者亡灵都要经过“天彭门”，以致于出没其中的鬼神精灵时常被人看见的传说。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蜀人存在着强烈的送魂意识。

　　　　蜀人先民打算将亡魂送至何处?从文献记载来看，蜀人亡灵必须经过的天彭门，位置相当于今成都平原西部边缘山区，以及岷江上游的川西北高原，而这正是文献资料中所指的蜀人祖先的发源地。如此巧合，应是蜀人将死者亡魂送往祖先发源地的明确反映。通常情况下，“送魂”的交通工具就是装载死者遗体的船棺。古代巴蜀人葬具使用船棺，正是在于为死者灵魂提供顺利到达祖先故地的交通工具。

　船棺葬在古代巴蜀一带的出现和流行，首先与巴蜀先民生产和生活习俗密切相关。从人们赖以为生的自然环境来看，四川盆地江河与溪流密布，巴蜀先民主要利用河道为交通线，这就必须依靠舟楫，故巴蜀是我国古代使用独木舟的主要地区之一。

　　　　文献记载的古史传说中，就有关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擅长舟楫的记载。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引《世本》中的记载说：“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覃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箭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独中，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余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

　　　　这段传说充满了神话色彩，但其中“土船能浮”及“廪君”率部众乘“土船”沿水路迁徙的故事，则表明巴族确实是傍水而居、长于舟楫的民族，舟船在他们的生产与生活中占有特殊地位。由于巴人对舟船怀有特殊的感情，故制造和驾驶舟船本领的高低，遂成为能否担当君王的主要条件。

　　　　相形之下，蜀人亦是傍水而居和沿水路迁徙的民族。据《史记·武帝本纪》、《华阳国志》及《十三州志》记载：蜀人祖先乃轩辕黄帝之后，由西北南下定居于岷江和雅砻江流域，后又进入地势低洼、沼泽密布的成都平原。蜀人若不长于舟楫，要沿水路迁移或开发成都平原都是很困难的事。

　　　　众所周知，丧葬行为是在“灵魂不灭”的原始宗教观念影响下产生的。为了让死者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像生前一样生活和娱乐，人们往往将死者生前认为最珍贵的物品，都与已死的占有者一起殉葬到坟墓中，以便他在幽冥中继续使用。由于巴蜀先民傍水而居，舟船是他们生产与生活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东西，因而死后用船棺作葬具是很自然的事。

　　　　正因为如此，船棺墓中的独木舟，从其大小及制作来看，是完全可以实用的，可以推测，此种葬具或者本来就是墓的主人生前实用的水上交通工具，死后即以之做葬具……由此可见，以舟为葬具，这或者是表示巴蜀先民“以船为家”的信念，或者死后还需要舟楫的信仰。
商业街的船棺宝藏

　　　　 1954～1957年间，四川考古工作者分别在四川昭化县宝轮院和巴县冬笋坝首先发掘了船棺葬，两处共发掘完整的船棺葬墓5座，其余有船棺葬痕迹、并由墓坑、葬式及随葬品可推知为船棺葬者26座。1956年，在成都羊子山及其近郊地区发现了一处战国船棺墓葬。1980年，在新都县马家公社发现了新都战国木椁船棺墓。2000年在成都商业街发现巨型船棺墓葬。2006年四川浦江地区又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船棺葬。

　　　　上述几处地方所发现的船棺墓葬，总数多达90余座。墓葬数量之多，地域分布之集中，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但是在所有的发现中，以2000年8月成都商业街出土的船棺合葬墓规模最大，出土器物最为精美。

　　　　 2000年8月1日上午11时，省委办公厅机关食堂修建掘土到4米深时，偶然发现几段大型乌木，乌木中空，里边似有器物，很多人跑来围观。工程负责人不敢妄动，急忙向上级汇报。省政协文史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也听说了这件事，并怀疑发现了船棺，马上派成都市考古队到现场去考察。

　　　　成都市考古队于中午12点正式进场作业。此时，四具棺木已显露雏形，初步可以断定这是一处大型墓葬遗址。经过50多天的发掘，墓葬情况初露端倪：竖穴土坑，东北—西南向，多棺合葬；墓长30米，宽21米，面积600余平方米，估计此墓在汉代曾被盗过，至今仍有7具保存完好，若不被破坏，墓中应有棺木30余具。现存有棺木17具，其中，大型的有4具，最长的18米，直径达1.7米，用生长了上千年的楠木制成。
　　　　据推测，该墓为距今大约2200多年的古蜀开明王朝晚期（约战国早、中期）的大型合葬墓。整个墓葬规模宏大，下有墓坑，上有建筑，结构极为讲究。在20～30米的大坑中有序地并列陈放众多船棺，葬具下铺有垫横木的丧葬方式在国内尚属首次发现；长达18.8米的整木独木棺，堪称全国之最。

　　　　墓葬中出土的陶器、铜器、竹器、漆器等数以百计，陶器制作精致，火候足。器形有战国早、中期常见的深腹足豆、圜底釜、尖底盏、平底罐以及带盖双耳的瓮等，瓮中还有粮食和果核；铜器中有矛、戈、带钩、削刀、印章，有的上边还有刻划符号。
　　　　出土文物中，漆器尤为耀眼，器形有耳杯、案、器座、梳子、琴等等，均为木胎漆器，纹饰有龙纹、变形鸟、卷云纹等，有的上边还有刻画符号，其色彩之亮丽、文饰之斑斓，令人拍案叫绝。汉代，巴蜀手工业取得了新的成就，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漆器。司马迁在《史记》中提到，当时大城市里，如果有“木器髹（上漆）者千枚”或者“漆千斗”，那么财产“亦比上乘之家”。可见，拥有漆器也是当时财富地位的象征。
　　　　墓中死者有男有女，年龄最大的不超过40岁，最小的仅7岁，其中有的是殉人，即陪葬的人。过去，在成都平原上发现的船棺葬葬具最多也仅两棺。很显然，这不是一家，是从其他地方搬迁来合葬的。　　
　　　　整个墓室占地两亩，更为重要的是，考古工作者在墓葬前墓坑南边发现有带榫头的条形方木。方木呈正方形分布，东西长约15米，南北宽约7.5米，推测应是建筑基础。在其东西两侧还有各长15米，宽7.5米的边厢。这种条形方木在墓坑上部沿东侧一线也有发现，估计也是建筑的基础部分。

　　　　可以推测到墓葬上还有地面建筑，这恰恰与古代文献上记载我国宗庙及陵寝制度中“前朝后寝”的建筑形式相吻合。而在地面建筑的中央，还有一根须得两人才能合抱的木柱。显然，这不是一般的墓，应该是贵族墓室或者王族宗庙。
浦江的船棺宝藏
　　 2006年12月６日，考古专家在起重机的协助下，打开了四川蒲江战国船棺葬重达数吨的棺盖，发现棺内有上百件各种陪葬文物，数量之多前所未有。这座船棺葬是工人３天前在蒲江县鹤山镇飞龙村一处工地下1.5米深处发现的。是2000多年前战国时期的船棺葬，出土的大型青铜器都是战国时期的王侯贵族使用的高档生活用具，这些青铜器当时价比黄金，表明船棺主人的身份很高贵。据此推测主人应该是身份显赫的古蜀国贵族。

　　虽然船棺周围的土壤呈酸性，又历经2000多年，但这些青铜器器形完整，只有少许破损，该船棺直接用长约７米、直径1.6米的巨大树木剖成。打开棺盖后，棺室内长4.2米，宽1.1米，由于棺盖上有一处方形盗洞，所以棺室内沉积了大量稀泥。考古人员经过一天的努力，将稀泥清理完毕后，上百件铜器、漆器、陶器和木器才得以重见天日。

　　棺尾处陪葬的主要是陶器，大量陪葬品主要集中在棺首。其中，船棺内发现的三耳黑陶豆是一种专为陪葬做的器物，该文物带有楚文化特征，在四川地区尚属首次发现，同样在船棺内也发现带有楚文化特征的另一种器物“铜敦”，是一种酒器。

　　船棺内出土的几件漆器令人惊叹，这些漆器包括木胎和竹胎两种，颜色鲜艳，非常精美。在战国时代，漆器是有显赫身份的贵族才能用得起的高档用品，因为制作要经过１０多道工艺，很珍贵，在当时其价值可媲美青铜器。

　　考古人员还在船棺内发现了铜矛、铜刀、铜铃、铜剑等青铜器，以及大量古代长兵器“柲”的木柄。甚至还发现了大量的植物种子和桃核。古人下葬时将植物种子和桃核放入棺内，是希望死者到另一个世界也能够丰衣足食。

　　青铜器共有５件，包括２件铜釜、２件铜壶和１件铜鍪，器形都很完整，并且非常精美。奇怪的是，这些青铜器并没有放在船棺中，而是呈一字形整齐地排在船棺的一头，最大的一件铜壶高约0.4米，上面有精美的花纹，另一件是略小的“蒜头壶”，铜釜一大一小，小的铜釜口径约0.2米，放在口径约0.3米的大铜釜中。考古专家们认为，这些青铜器之所以没有安放在船棺内，可能是当时的一种葬俗，也可能是为了防盗。
二、乐山大佛藏宝洞

　　乐山大佛坐落在四川省乐山市峨眉山东麓的栖鸾峰，为弥勒倚坐像，面相端庄，坐东向西，雕刻细致，线条流畅，身躯比例匀称，气势恢宏，通高71米，是世界最高的大佛。大佛头长14.7米，头宽10米，肩宽24米，耳长7米，手指长8.3米，脚背宽8.5米，可坐百余人，素有“佛是一座山，山是一尊佛”之称。

　　据唐代韦皋《嘉州凌云大佛像记》和明代彭汝实《重修凌云寺记》等书记载，佛像开凿于唐玄宗开元初年(713年)，完成于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历时90年。一千多年过去了，岁月流逝，斗转星移，阅尽人间春色的乐山大佛依旧肃穆慈祥，心旌不摇。

　　雄伟的大佛和它古老的历史，让人感到无尽的神秘和向往。再加上“佛中有佛，佛在心中，佛心藏宝”的民间传闻，更多的人相信大佛蕴含着无尽的宝藏。1962年，维修人员在大佛胸前发现了人工开凿的洞穴，但是未有惊人发现。80年代，有人偶然发现乐山大佛的栖息地，实际是一尊三山相连（乌尤、凌云、龟城山）的“巨型睡佛”，而乐山大佛正处于这尊“巨型睡佛”的心脏部位，和“佛在心中，心中有佛”的说法不谋而合。
　　到了90年代，又有游客在大佛的心脏部位发现了一尊“小佛”的隐约身影，头及眼、鼻、嘴等五官身形清晰可见，这尊“小佛”的身影刚好位于乐山大佛胸前的洞穴位置。古时候修建佛像，的确有在佛像上修建密室藏东西的例子，这也是佛教教义允许的。看来藏宝之说并非子虚乌有。那么藏宝洞里藏了什么东西？是谁藏在里面的呢?

　筹集万金建大佛
　　乐山大佛开凿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海通是贵州人，离乡别家，来到乐山凌云山下。凌云山下乃三江汇聚之处，每当汛期，山洪暴发，常常毁坏农田，倾覆船只。为了制服江水，海通和尚立志开凿一尊大佛来镇住“水妖”。
　　海通四处化斋，经过数年努力，终于解决了资金问题。没想到开凿之日，地方官吏觊觎募到的金银，趁机刁难，声称要收取建造和保护费，否则不让开工。海通和尚自剜其目吓走了贪婪的官吏，工程才得以顺利开展。
　　后人提到乐山大佛的修造，似乎都归功于海通，事实上，海通从筹措到修造仅主持了18年后就因积劳成疾圆寂了，工程就此停了下来。而这18年中，策划和募款的占了10年，实际开凿的时间仅8年，剩下的大部分工程都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
　　海通主持开凿成形了大佛的头部至胸部，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主持了大佛胸至膝部的工程，大约用了7年时间。章仇兼琼的继任韦皋却主持了“莲花座上及于膝”工程、大佛“丹彩以章”、“金宝以严”的通体上色工程、“像设以俱”的九曲栈道工程、“万龛灯焰”的佛窟其余小佛及韦驮护法神工程，还有犹为艰巨复杂的大像阁工程等，大约耗时15年。
　　整个大佛修造工程，除去筹措资金及中途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影响的停工时间,实际用于开凿大佛的30余年时间，地方政府主持开凿了22年，承担了近3/4的工程量。
　　资金方面，海通仅靠民间募资形式，资金筹措量非常小，章仇兼琼“持俸钱二十万以济经费”、韦皋“以俸钱五十万佐其经费”，先后拿出自己积蓄的部分薪金支持大佛工程，但由于工程巨大，这些只是杯水车薪，大部分工程款动用的是地方财政的税收资金，并且是得到了皇帝恩准的。修造资金有了根本的保证，才使大佛工程得以顺利完工。
　　政府的支持还表现在征地手续上，能将凌云山栖鸾峰这块临江的风水宝地，无偿地划拨给海通修造大佛，可见政府对大佛修造工程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乐山大佛修造工程实质上是一项由民间发起，后演变为政府大力支持的唐王朝形象工程。如今，我们如果提出“建造乐山大佛共用了多少钱”这个问题，恐怕没有人能回答，但可以想象，那绝不是一笔小数目。

　　除了资金，整个大佛工程的完工凝聚了几代主持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广大工匠们的智慧和汗水，当时聚集了一大批全国最优秀的工匠，其中有像南朝著名佛像雕塑家僧祐(摄山大像与剡县石佛的雕塑者)和隋朝有名的建筑家李春(赵州桥的建造者)这样高级别的能工巧匠，正是有这些能工巧匠，才能留下乐山大佛这一佛像精品，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年文化瑰宝。
佛心藏宝？(一)
　　
　　1962年乐山县政府组织建国以后第一次较大规模地维修大佛，修补前胸时，工人发现佛肚前有一个封闭的藏脏洞，它的发现似乎印证了大佛身上有“藏宝洞”的千古传说。这个“藏脏洞”，因位于大佛胸前的心脏部位而得名，是一个高3.3米、宽1米、深2米的长方形人工开凿的暗室。
　　洞穴的封门石在两位鉴证人的注视下被打开，室内情形令人大失所望，仅散乱地堆放着一些破旧的废铁和铅皮，开启现场惟一有价值的就是封门石为，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此碑有可能原来是嵌在大佛胸前的。
　　现场有两个见证人，一人认为暗室堆放的东西，应该不是原洞穴堆放的，而是被盗后的人为遗留物，且时间不会太远，应该在清末民初。另一个认为，暗室里的“废铁”应是“鎏金铜壶”，“铅皮”似乎是破损的“铅皮经卷”。若此推断成立，则说明暗室里残留的东西应是被盗后残留的原有东西，最近年代也应和封门石碑年代一样是宋代遗留物。
　　由于当时的“藏脏洞”被打开后，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随后就被工匠用青砖、水泥灰封闭。如今两位现场当事人说法不一，已无从考证。惟一的线索“宋代重建天宁阁的记事残碑”，因那次维修时移至附近的海师洞保管，海师洞是建造大佛时海通和尚的卧室，文革中洞内的存放物被毁，残碑也下落不明。宋代“天宁阁记事残碑”是近现代史学者一直找不到的一块重要的文物石碑，得而复失令人深感遗憾。
　　那么，“天宁阁记事残碑”上的文字是什么？为什么要用此碑来封“藏脏洞”？大佛胸前的暗室到底是何时所凿？目的是何？被盗前究竟装了什么东西？如此多的疑问几乎成了千古谜团。
　　

　佛心藏宝？(二)
　　
　　专家分析，在佛身上凿洞多见于泥塑、铜铸的作品中，是佛经教义上允许的。藏洞内所装东西一般是粮食——“五谷”及金、银、铜、铁、锡——“五金”。“五谷”象征菩萨保佑“五谷丰登”，“五金”象征菩萨保佑“招财进宝”。还有的佛身藏洞内装的是仿制五脏六腑的器皿或经书帛卷，以此象征“肝胆相照”或“真经永驻”。关键是这些藏洞大都开凿在佛体背部隐蔽处，而乐山大佛开凿的位置在佛心部位，这是前所未闻的。
　　虽然封门石是“宋代重建天宁阁记事残碑”，但不能说明此洞是宋代人开凿并封藏的。从开凿此洞的长、宽、高规模来看，工程量较大，应是唐代同期工程，是造佛时的配套工程，也就是说施工者在设计时就考虑到了这个藏洞功能。
　　那么这个藏洞究竟要藏什么东西呢？可能是财宝。大佛建成前后募集金银不少，如此大的工程，建成后的佛事活动肯定很多。香火旺盛，八方朝拜，大佛寺庙能收到的捐赠善款、奇珍异宝肯定很多。虽然利用佛身藏宝，况且是在“佛心”，跟佛经教义相违背的，但若是前人考虑深远，佛财归佛，善款专用，将募集来的剩余资金封藏好，留予后人，紧要时开启用于维修，这个解释应该是有点道理的。
　　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佛中有佛”。通过一些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知道，大佛是以寺庙“能仁院”中的米勒石佛作为“小样”进行凿刻的。海通找匠人依照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凿刻成一尊“丈余高”的“小样”，然后将“小样”请到施工现场，叫匠人将“小样”按1∶13的比例放大开凿。那么大佛修成后，大佛的“小样”应该怎么交待呢？建造者肯定不能让如此重要的“小样”，即大佛的“前身”和“母本”失散了。
　　据此推断，大佛藏洞是在大佛修造后期，即韦皋修造时考虑设计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收藏“小样”，也符合“心中有佛，佛在心中”的佛经教义。或者也考虑到，百年后大佛残破，后人可以依“小样”重新维修。
　　甚至可以大胆想像，海师洞不纯粹是海通禅师的寝室，海师洞最初开凿出来是想作为大佛“小样”的保管室。在能仁寺内依标造“小样”时，海师洞就同时在开凿，“小样”一请出能仁寺就住进了海师洞，这样才能体现对“小样”佛的虔诚。同时“小样”放海师洞便于拜祭和保留。非如此，大佛前后修造达90余年,“小样”就没有一个固定的场所保护，难以长时间保留。要知道大佛依标施工虽仅用了30余年，但其中有50余年停工时间中，没有海师洞停工时的封闭保护,“小样”难以流传下去，而大佛“小样”是统一前后开凿风格的惟一依标，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不可否认的是，“藏脏洞”在历史上曾被多次开启，以致洞内的贵重物品早已荡然无存。也许是在唐晚期会昌五年唐武宗的全国范围内的灭佛行动中,“小样”被掘出顶替大佛而惨遭捣毁；也许在唐末宋初就被盗宝者劫走；也许19世纪初四川军阀陈洪范也组织对大佛维修时就发现了大佛胸前这个藏宝洞，掠宝后再将大佛脚下的“天宁阁记事残碑”移作封门石……
　　无论今人作何推断，洞穴内毕竟没有发现过金银财物和“小样”，神秘的大佛，神秘的宝藏，神秘的传说，这个千古之谜有可能被解开吗？
电波搜寻宝藏
　　乐山大佛距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千百年来，历经战火、自然灾害，表面看起来很“健康”，但是却并不能完全掩饰其千年的沧桑，也不能证明其身体内部没有问题，历史上，乐山大佛经历了多次维修，但是其身体经过的是不同时期、不同材料的修补，这一点令人不安。
　　同时，乐山大佛的宝藏迷雾长期以来也让人们困惑不已，出于对大佛“健康”的关注和为人们解惑的目的，2006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当地文管所的专家学者齐聚大佛脚下，用了大约一周的时间，动用先进雷达探测器，对大佛进行“B超体检”，动用先进设备进行检测，更有利于文物保护的需要。
　　如同人体内科的诊断需要依赖CT、B超等先进透视技术一样，大佛体内的诊断也需要先进的岩体透视技术支持。用配备短波天线的地质雷达对大佛内部结构、基脚结构进行探测，检测数据的分析结果，可以为提供大佛基础加固的评价以及判断乐山大佛能否再经受千年风雨提供科学依据。
　　此次“体检”，中国科学院与乐山市政府从8日起对乐山大佛实施“地质雷达无损检测”项目。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共派出了4名专家学者，大佛景区文管所派出了5名专家，另外还招聘了8个工作人员。动用的设备是曾在“911”事件发生后用于搜救的瑞士地质雷达无损检测技术。通过这种设备，可以搜集到大佛身体各部分何处有破损以及各种修补材料的现状。
　　　　作为古时修建佛像的惯例，乐山大佛的某个部位极有可能藏有密室，用来收藏当时的一些东西，这个传言至今从未得到证实。地质雷达的电磁波将深入大佛内部2～70米，发现乐山大佛内部的秘密，专家们自然不会放过任何有可能藏宝的空间。
　　检测之前甚至有专家称：“我们将会发现乐山大佛内部是否存在佛教法器，如果存在则可能是1200多年前雕凿时放进去的。按照佛教传统，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包括当地民间传说的大佛曾受到过炮弹轰击，都可以通过电磁波检测出来。”

　　 6月8日，一些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大佛实地考察地形。一些临时聘请的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从大佛佛头处往下垂悬梯，而为了保证安全，当地一家保险公司还为高空作业的8名员工免费赠送了总价为40万元的保险。

　　正式探测从9日上午开始。9日探测对象是大佛的脚背、双腿之间；10日是对双手和大腿以及胸部；11日对头部进行测试。得知这一消息的人们都翘首期待，现代的探测方法能解开大佛的藏宝之谜，然而专家检测完之后，只公布了简单的结果：“目前内部结构都是很稳定的，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对宝藏问题只字未提。看来，千年的猜测、千年的疑问将继续延续下去了……
三、四川张献忠宝藏
　　明末起义军领袖张献忠南征北战，后以四川为根据地建立大西政权。张献忠是陕西延安人，出身贫寒，幼年随父贩枣，1630年（崇祯三年）在米脂参加农民起义，号称“八大王”。起义军转战山西、河南等地，声势浩大。张献忠喜欢“抢劫”，专抢巨室豪富，达官贵人，也因此获得了巨额财富。
　　从1630年起事到1646年兵败而亡的18年间，张献忠凭借烧杀掠夺据说已经富可敌国，“天府之国”的财富可以说被他尽纳囊中，崇祯皇帝和他相比也只能算是“小户”而已。他曾经在皇城举办斗宝大会，得意洋洋地炫耀他的富有，二十多间房子摆满奇珍异宝、金锭银锭，令人目不暇接，甚至近瞠目结舌。
　　 1646年，满清肃亲王豪格和吴三桂率清军由陕南入川，攻打张献忠。同年十一月，大西军被清军包围。张献忠匆忙出城迎战，被清将雅布兰射死在凤凰山（今四川南溪县北）。
　　张献忠一死，金银财宝去向也成了谜。张献忠的宝藏，300多年来也一直被人们牢记在心，但是天大地大，究竟宝藏在四川的什么呢？谁将有幸取得这大笔财富呢？拨开历史的重重迷雾，宝藏能否尽在眼前呢？

　普照寺暴富的秘密
　　四川省青城山，素有“洞天福地”、“人间仙境”、“青城天下幽”之誉，位于四川省都江堰市西南，方圆100余千米，高峰海拔1800多米，北接岷山，山林青翠，景色青幽。城外诸峰环绕，山上树木茂盛，山路两旁古木参天，浓荫覆地，群峰环抱，四季常青，故名青城山。
　　青城山，是个藏宝的好地方，也许张献忠的宝藏就藏在里面！
　　在大西国灭亡的前几年，张献忠最为倚重的义子张可旺曾率兵在民间搜罗了300石匠到大观镇境内的青峰山采石。青峰山是青城山的一支支脉，位于大观镇境内。张可旺带领士兵和石匠上山，而山中却没有修建任何建筑物的痕迹，最令人奇怪的是，整整半年的时间，300石匠一个也没有走出来，就这样消失在青峰山中……
　　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根据时局的发展，大西国政权已岌岌可危，张献忠也料到如果清军灭掉了大西国，复辟是十分困难的事，作长期打算，必须埋藏财宝，以便将来之需。于是密令最信任的张可旺，在青峰山以采石为掩护，秘密挖掘山洞或修建地宫，用来藏宝，开采出的石料也许用来修了地宫，也许砌了山洞，剩下的可能掩藏在某处山坳。而采石的工匠，则全部杀害灭口。只是人们不知道，地宫在哪儿？山洞在哪儿？
　　普照寺建在青峰山麓，最早建寺的年代已无从考察，只知原寺明末被焚毁。清代光绪三十二年（1873年）都江堰贡生高履和曾在《普照寺源流记》中说：“寺历数朝，世有传人，明末火于献。”明确指出普照寺是被张献忠焚毁的。
　　后来重建普照寺的是心莲和尚。心莲和尚突然来到青峰山，建普照寺，是在张献忠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和地主武装所杀之后。他的部将张定国却率部转战南北，拥戴朱明王朝一个宗室子弟，打起了反清复明的大旗，分别地两湖两广活动了10多年，最后才在清军的围剿下，出境到了缅甸的桂所，坚持反清斗争。
　　传言心莲和尚曾在成都昭觉寺参学，数年后认为昭觉寺不适合他的修行，便前往盛名一时的报恩寺挂单，没想到到汉州时，报恩寺遭遇火灾，只剩一片瓦砾。心莲丧气之余，在道旁树下休息，恍恍惚惚中，一个高颧突骨、碧眼赤须的人牵了一匹红鬃大马走向他，拍着他的肩头说：“报恩寺遭劫，蓥华祖师应运迁居，师父何不追随而去？”心莲和尚赶紧双手合十为礼，求指明路。那人让心莲和尚同骑红马，瞬间来到一个地方，只见有破屋数间，蓥华祖师正盘腿坐在屋中。心莲和尚正欲上前拜识，忽然一声炸雷，大雨倾盆而至，把他浇醒了。心莲和尚全然不顾雷电惊梦，冷雨浇头，努力地追索、回忆梦境。后来竟按梦境寻觅到了青峰山，建了蓥华庙（普照寺的前身），供奉的是蓥华祖师。
　　又有传说，心莲和尚是被青峰山的“金莲宝地”格局所迷，才于此不计艰难破败地开山立庙，弘法妙门。心莲和尚究竟是谁？
　　道光年间，普照寺方丈鉴山在未向社会各界化缘的情况下，突然大兴土木，修成占地400亩，殿宇五重，与二十四诸天暗合的24个天井，与黄道周天同数的365间堂舍的宏伟大寺院。这样的大手笔，如果没有数万两银子是断难建成的。按鉴山的说法，是因为有神相助。
　　清同治年间（1868年）任灌县知县的钱璋在《重建普照寺并建藏经楼记并赞》的文章中说：“道光庚子，接代鉴山主方丈事，念累世之祖劬思懋建，真功德精诚所结，可格苍穹，即于是冬天示神奇，山裂石出，不劳雕琢，不烦辇运，自致良材以显名胜。灵峰于是因旧基而重新之，不加募助，添修广厦数十楹。”一下子修起几十幢房子，石头自己裂开，不雕刻、不搬运，凭空就造成了一座大寺院，都是“天示神奇”吗？显然不可信。
　　民间流传的另一种说法是当时普照寺有一个叫果时的小和尚，到与普照寺相邻的雪山寺割猪草时，发现一处地方青草长得十分茂盛，而且今天割了第二天又很快长出来。此事被方丈知道了，心知有异，不事声张，暗地组织寺内各尚挖掘，却挖出一窖金银。这才有了普照寺大兴土木的资金来源。
　　　　将张献忠青峰山采石与普照寺的暴富之谜联系起来，答案呼之欲出。普照寺扩建的石料但极有可能是僧人偶然发现了张献忠开采的石料，并且普照寺不但发现了石料，也发现了张献忠所藏之宝的一部分。

　　张定国是张献忠最忠诚的部下，主管粮草后勤，是张献忠的财务和后勤部长。而心莲和尚则是张定国的部下，他奉张定国之命，专程到尚未修复的普照寺开创基业，为保护大西国宝藏。
　　作为一个“护宝人”，心莲和尚以蓥华庙为掩护，恪守着自己的职责，以便日后张定国攻入境内时，起出藏宝以资助和响应。然而没过几年吴三桂便奉清廷旨意，率大军剿平了桂所，大西军彻底灰飞烟灭。

　　心莲和尚万念俱灰，最终在绝望中死去，也许他临死前向弟子讲明了他作为大西军将领、随“八大王”张献忠和张定国转战南北的不凡身世和经历，不过肯定没有向弟子说明藏宝之事，否则也不会到了道光年间普照寺才扩建。可能心莲和尚已经心死如灯灭，想把藏宝作为一个谜永远烂在自己肚子里，佛门不是讲究缘分吗？今后弟子们能不能发现和利用这笔藏宝，就看他们的缘分吧。
水藏和千船沉银的记载
　　
　　成都一带流传着“石牛和石鼓，银子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的民谣。意思是说：只要找到锦江下的石牛和石鼓，就能找到张献忠窖藏的万万两银子，有人找到的话，买下成都都不成问题。
　　吴伟业（梅村）在《鹿樵纪闻•献忠屠蜀》中说，顺治二年（1645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涸其流，穿数仞，实以精金及其他珍宝累万万，下土石筑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锢金’。”彭孙贻《平寇志》卷十二引查继佐的话，也说张献忠“用法移锦江而涸其流，下穿数仞，实以黄金宝玉累亿万，杀人夫，下土石填之，然后决堤放水，名曰‘水藏’”。两书中，一称“锢金”，一称“水藏”，当属于传闻异辞。彭遵泗《蜀碧》卷三也记有此事，作“锢金”，但没有提及窖藏的数量。
　　除了私家著作外，清朝官修《明史》的编撰者也对这条史料持肯定态度。《明史•张献忠传》说：“又用法移锦江，涸而阙之，深数丈，埋金宝亿万计，然后决堤放流，名‘水藏’，曰：‘无为后人有也’。”陈克家继他祖父陈鹤完成的《明纪》，也一字不易地抄录了这条史料。
　　可见，张献忠的确曾经出动大量人力，以治理水灾为名，在锦江筑起高堤，然后在堤坝下游的泥沙中挖了个数丈深的大坑，将无数金银财宝埋入坑中。再重新决堤放水，淹没埋藏珠宝的地方。至于坑旁是否筑起石牛和石鼓，并以此为记号，就不得而知了。
　　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彭山县有一个美丽的小镇江口也镇流传着一首歌谣：“石龙对石虎，金银万万五，谁人识得破，买到成都府”。含义和“石牛和石鼓”一说大体相同，只不过这个是说银子在有石龙对石虎的地方。
　　相传大西军兵败成都时，十几艘大船从新津出发，沿岷江顺流而下，在彭山境内就被清军预先埋设的铁链拦住。大西国押运船只的兵将眼看敌不住清军的围攻，于是凿沉船只，弃船登岸而逃。清军早就知道张献忠有大量金银想要从成都运走，以为截获了运宝船队，欣喜若狂，登上还未完全沉没的一些大船，却发现船中装载着的全是石块。
　　无疑，这是张献忠的障眼法。那么，彭山境内有没有沉银呢？
　　《蜀碧》载：“（张）献忠闻（杨）展兵势甚盛，大惧，率兵十数万，装金宝数千艘，顺流东下，与展决战。”相传1646年，张献忠的部将刘进像吴三桂一样弃关把清兵引进了四川，张献忠见势不妙，决定弃都，“携历年所抢”的千船金银财宝率部十万向川西突围。问题是，带着金银的军队如同带着美女一样怯战，转移途中猝遇地主武装杨展，被杂牌军杨展大败，千船金银也在争战中沉入江底，张献忠只带少数亲军突围成功。
　　而令人倍感神秘的是，江口镇石盘山的石龙沟中，真的有“石龙对石虎”。与歌谣完全吻合。清嘉庆《彭山县志》记载：“石龙，彭山县治东十五里。其形肖龙，首仄蜿蜒，髻髭迸露，鳞甲峥嵘，有持雨拿云之势，长三、四丈许，若经神工鬼斧者然，与石虎相对”。在石盘山上的山路尽头，石龙赫然立在岩壁上，石虎的虎身仍清晰可见，只是部分头像已经被破坏。
　　《蜀难纪行》中记载：张献忠部队从水路出川时，由于银两太多，木船载不下，于是张献忠命令工匠做了许多木头的夹槽，把银锭放在里面，让其漂流而下。打算在巫山附近江流狭窄的地段再打捞上来。但是后来张献忠部队遭到了阻击，江船阻塞了江道，所以大部分银两沉入江中。
　　彭山县江口镇境内水域到底有多少当年张献忠的沉银？据《蜀难纪实》记载,“累亿万,载盈百艘”，因为当时张献忠船队遇到阻击时，沉船堵塞了江道，使得大部分的银两都沉没于此。

　　寻宝案例
　　
　　300多年来，垂涎张献忠这笔巨额财富的自然大有人在，连清朝政府也费过一番脑筋。并且不只一次地付诸于行动。《彭山县志》记载：“乾隆五十九年，冬季，渔者于江口河中获刀鞘一具，转报总督孙士毅，派员赴江口打捞数日，获银万两并珠玉器等物”。可见清政府这次组织的大规模的打捞行动，确有所得。不过后来的事实说明，清政府的打捞显然并不彻底，没有将“载盈百艘”的沉银进纳囊中，事实上，当时的人力、财力、物力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所以人们有理由怀疑仍有部分沉银在江底，静待发掘。
　　清政府再一次的行动就没那么幸运了，《清文宗实录》卷八十九记载：道光十八年（1838年），清政府曾派某道员到锦江实地勘察，因找不到窖藏的确切地点而中止。咸丰三年（1853年），翰林院编修陈泰初又旧事重提，由吏部尚书等代奏，呈请寻找这笔财宝。他说亲眼看到彭山、眉山居民捞到张献忠遗弃的银子，“其色黑暗”，听说“曾经查出归官，尚存藩库，有案可核”，以此来证明张献忠窖藏之事并非子虚乌有。当时正值太平天国革命高潮，清政府财政困难，咸丰皇帝于是动了心，命成都将军裕瑞“按照所呈各情形，悉心访察，是否能知其处，设法捞掘，博采舆论，酌量筹办”。但也是枉费心机，一无所获。
　　政府出面组织的打捞行动尚无所获，可以推测民间的打捞更难成气候，尽管如此，还是有无数人求“财”若渴。其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当属民国时期杨白鹿的打捞行动。
　　杨白鹿(1872-1948)，本名承伊，后改名钧，清代贡生、同盟会员，1920年前后，当过四川省长赖心辉的秘书长，1934年脱离军政生涯，从事医学，任成都国医学院教师。清末有一姓杜的官场人物因犯了事儿走投无路，投靠了杨白鹿，受到他的热情接待，一住就是几年。
　　姓杜的这个人临走前的一个深夜，为报答知遇之恩，将多年来随身携带的一个檀木匣子转赠于杨白鹿，内藏张献忠埋银地点图样，并告诉他这件宝物是当初参与埋银的一个石匠画成简图交给孙儿带走，后来落到杜家，珍藏至今，希望善为运用。杨白鹿接手后30多年，从未向任何人泄漏。
　　1937年冬天，住在成都陕西街的杨白鹿，首先将张献忠藏银图纸向好友，当过师长的马昆山透露，取得共识，认为这件事大有可为，后由范绍增出面奔走商磋，成立“锦江淘江公司”，开展打捞工作。他们照原图纸方位丈量、细密探索，终于推断出埋藏金银的地点是望江楼下游对岸原石佛寺下面三角地段的交又点左侧接近江心的江边，于是在1938年冬季趁河水较小，加速加挖，结果一无所获。第二年秋水退后又继续，上百人前后历时十多个月的辛勤劳动，果然挖出了石牛石鼓。随后却只发现了三大箩筐已经锈成块儿的小铜钱，“金银万万五”杳无踪影。轰轰烈烈的挖银事件，只好草率收场。
　　锦江捞银没有结果，但是随后的几十年中，彭山县江口镇的渔民在撤网捕鱼时，却捞起过银制的元宝，上面有当时成都府库的烙文，可知300多年前的千船沉银所传非虚。
　　1990年8月，渔民邬长福网得大小银锭各一，大者3斤，小者一两；1998年7月，彭山县灵石乡村民张志华在河中淘沙，还曾淘出一个银鼎来；彭山县文物管理所现藏江底沉银两锭，各重约1850克，长20厘米，高10厘米，发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是当地人在修建江口加油站时发现的。这两锭官银都重约３斤７两，为元宝状，两锭上都有文字痕迹，其中一个刻有"闵杰囗（最后一字不清）"字样，可能是工匠或工厂的印章。
　　2005年4月20日，彭山县城开建引水工程，一施工队在江口镇岷江大桥下游200米处“老虎滩”河床上用挖掘机开挖铺设管道的沟槽时，挖掘机一铲就铲出一捆共10枚银锭。据彭山县文管部门初步鉴定，这批被挖掘出土的银锭为明代官银，它为破解张献忠在此“千船沉银”之谜找到了证据。

　　4月20日上午，彭山县岷江大桥附近的老虎滩河床引水工程建设工地一派忙碌景象。10时30分左右，一辆挖掘机照例从河床3米深处掘起一铲砂土，可是伴随这铲砂土落地的，还有一截黑不溜秋像朽木一样的东西。这朽木从挖掘机斗子里滚落到地面后，眨眼间，一枚枚乌黑发亮的“铁砣砣”撑破朽木的肚子滚了出来，正在一旁拣拾“白石头”的一农民不禁惊叫：“银子！银子！”

　　毕竟300多年过去了，泥封日久，银色略显暗淡，但当年银锭（元宝）真有这么大，还是超出了我们的想象。银锭乌黑中泛着亮光，其边缘虽有些残损，但清晰地刻有"崇祯十年八月"（1637年）的字样，介于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崇祯三年，即1630年）与在四川凤凰山中箭身亡的时间（顺治三年，即1646年）之间。此次挖掘出土的银锭，无论从银锭本身还是其外包装，都与史料记载相吻合。

　　尤为可贵的是，文管人员在现场发现了保存完好的盛放官银的木桶。这个木桶是将树干掏空后，两块合二为一，直径约25厘米厘米，长约130厘米，两头用铁箍箍上，经比照，刚好可以放进10锭官银。当地民间一直传说盛放官银的器具是将青杠树挖空后，合在一起而成的。文管所一直没法证实这个传说，现在可以初步证实民间关于盛放官银器肯的传说是正确的。
　　

　寻宝可行性分析
　　
　　 “老虎滩”张献忠千船沉银的消息在海内外传开后，立即引起方方面面的关注。既然沉银已被证实，那么如何打捞沉银、打捞需要多少资金也就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

　　如此巨额金银，对国家来说不仅是一笔物质财富，也是研究明清之际历史的极重要的文物，其价值之高自不待言。虽然在300多年的时间内，沉银会因各种原因而跑离原地，但“苹果掉下，离树不远”，就目前国内先进的探测、打捞技术而言，适于用“老虎滩”沉银的打捞手段还是较多的。对地下20米深的地方进行采掘作业，工程投资一般为200万元左右，但是江面操作，不可知因素很多，加上气象因素干扰，投资可能更大。

　　打捞专家大致已有下列设想：“老虎滩”附近约2000米的沉银区域目前正处于枯水期，水深仅1～2米，河床宽约50米，若让河水改道而走，河床便全裸，排干积水，露天挖掘,可能很快就有结果。此举“直捣黄龙”，直截了当，但投资较大，资金短缺是实施的瓶颈。

　　也可以用截流的办法,沉银的那场战争发生于农历七月，正值丰水期，据此推算，当时水深约10多米，而结合300多年来川西地区的水文气象特征推测，埋在“沉银”上的泥沙不会超过20米。府河水流量近年来已大逊于往常，水量既然偏枯则干脆截断上游，裸露下游发掘即可，这样投资小，见效大。
四、四川石达开宝藏
　　翼王石达开是太平天国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生于1830年，广西贵县客家人。自幼好学，少年时就有侠士侠风范，史式在《石达开传略》中写到“（石达开）自持门户，勤读书，娴武事，力耕作，并货殖。为侠任气，排难解纷，遂为乡里所重。时万方多难，达开既愤清廷之无道，竟不赴试。有洪秀全、冯云山者慕其名，星夜访之，约举大事。达开慨然允诺，毁家纾难，聚义金田。”

　　石达开16岁“被访出山”，19岁统帅千军万马，20岁封王。太平天国运动后期，太平天国祸起萧墙而内乱不息，北王韦昌辉竟然屠杀了领兵在外且战功赫赫的翼王石达开的家人。

　　石达开为复家仇而杀灭了韦昌辉，却也因此开罪于洪秀全，遭到了洪秀全的猜疑与忌恨，最后石达开被迫率领本部军马十多万人负气出走，太平军从此分裂；石达开出南京后，被曾国藩的十几万清军一路穷追猛打，渐渐进入死角。终于停步在大渡河畔，前有大渡天堑，后有追兵，进退无路，陷入绝境。石达开冀图“舍命以全三军”，赴清营谈判，在成都遇害，年仅32岁。从此，大渡河成了太平军石达开的悲剧之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相当悲惨且遗憾的一页。

　　石达开率军出走时曾带走了大批金银财宝，并在大渡河战败前夕，曾把军中巨量金银隐匿，这笔巨额财富随着石达开的死没了消息。传闻中石达开当时还留有一张宝藏示意图，图上写有“面水靠山，宝藏其间”八字隐语，只是这隐语至今无人可破。石达开藏宝数额巨大，已经成为中外军事史上五大藏宝之谜之一。那么宝藏究竟藏在哪里呢？这个谜能否解开呢？

　山王坪藏宝之谜

　　近年来，有传闻说石达开的宝藏在重庆市南充县山王坪，说的有理有据，说宝藏以 “太平山”为标记。“太平山”并不是山，是石达开在藏宝后，命部下在藏宝地旁边的悬崖壁上凿出的三个大字。至今，山王坪的老百姓中间一直都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只要找到了“太平山”便能找到石达开的藏宝洞。为什么说藏宝地在山王坪呢？

　　要从石达开的“爱妃墓”说起，这个爱妃原是石达开的贴身卫士，武艺超群，几次遇险舍身救主，深受宠信，后被封为妃，随翼王鞍前马后，转战南北。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石达开率军入川，到了一个镇子外，知县大人闻讯后，慌忙命令士兵团练，号称万人。可惜知县和临时被拉去练兵的人都不熟悉军事，所以士兵防备松懈，军纪涣散。

　　妃子主动请缨，带领数十个手下，化装成走江湖的卖艺人，在赶集的日子，混杂于进场的人流中。她走街串巷，探得虚实，便示意随从，准备突袭。妃子一拳将防不胜防的巡街清兵打倒在地，拖至无人处，脱其衣帽穿戴在自己身上，假称探得消息，入营报告，说太平军已经攻进了镇里。知县正手挥纸扇正与一管带夸夸其谈，说贼军不敢前来送死，闻报还装模做样，呵斥其虚妄，厉声责问：“贼人在哪里？”妃子马上答道：“我就是！”急冲上前，一剑封喉，将总兵刺死。

　　镇外大队人马也在此时汹涌杀入，清军虽然号称万人，但是未及正式交锋便惊慌逃窜或自相践踏，不少人逃向城外。妃子率先追赶到县城墙外，不幸被城上大炮击中，鲜血染红了黄披风。主将落马，太平军本已无意攻城，还未将妃子掩埋，不想城内趁势主动出击，太平军奋然又起，将出城的清兵全部歼灭。

　　不久之后，石达开亲率十余万大军又兵临城下，屯兵于城北门外的山上，声势浩大。要拿下眼下小小的县城，简直易如反掌。可是翼王却一直按兵不动，令人费解。原来是爱妃夜里托梦于石达开，诉说别后之思：“兵荒马乱，孤魂遍野。天意于我，现在城南郊外，尸骨未寒，望其收尸择安谧之处塟身。”还劝翼王：“别再攻城，让这方百姓安居乐业。望王爷保重，臣妾告退。”说毕向东飘然而去……

　　石达开天明起身，传令部下去南城外遍寻上次战死将士的遗骸，挖出另行厚塟。城外百姓因太平军对他们秋毫无犯，主动指引部将找到了妃子的尸体。石达开悲痛万分，准备找个隐秘的地方将爱妃埋葬起来。

　　经过细心、周密的考察，最终选择的地方在铁厂坪东北面，铁厂坪位于山王坪东南部的中心地带，是山王坪的一个独立的高山平地。该平坝的东、西、北三面都被山地环抱，西面为一向下的陡坡，四周都被浓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唯独这块平坝上未长树木而是一片草地。且地形结构极为奇特，形状极似一把“太师椅”：弧形椅背由整块龙骨石组成，椅座平坦，修建一个简单的墓穴不成问题。“太师椅”近处是一片怪石和奇花异草组成的秀美景色。石达开见此景立即决定将爱妃秘葬于此。为了不被清兵发现后掘墓，在爱妃墓前仅立一“无字碑”。

　　石达开不仅考察了这块墓地，还到离墓地正对的一个小山丘看过，站在那个小山丘上，仔细看去会发现正面的大山形似一半卧半坐的大佛，还有一头石狮站立在山丘边上，石狮威武雄壮；继续向山顶望去，发现山顶巨石居然貌似一匹双峰骆驼，石骆驼，好像正要出发，似乎已经做好了长途跋涉的准备，从侧面看，石骆驼的侧影又与一头大象极为相似。

　　事实上，在看到墓地和山丘的奇异之处时，石达开心中就已定下了埋藏宝藏的地点，就是小山丘下，带财物出征，军队负担太重。但是为什么石达开对这埋宝地点情有独钟呢？原来，石达开对风水学说极为信奉，还有点心得。按照风水学说来看墓地的话，“太师椅”是当时达官贵人们所常用的座椅，将爱妃葬于“太师椅”上与其身份极为相称。坚硬的龙骨石形成的椅背表示坚强后盾，正前方的广阔视野象征有广阔天地，近前方的秀美景色意指“锦绣前程”，远处的大山隐喻“江山在望”，“大佛”更是隐喻菩萨保佑。并且在他看来，山丘上的雄狮象征他即将带领出山的队伍为雄壮之师；骆驼代表不畏艰险，吃苦耐劳；大象是力量的象征。一切的一切都预示着平安和吉祥，将爱妃葬于此地便占有了这片“风水宝地”；再将宝藏埋在山丘下，更是巧妙地将这两个地点的吉祥占尽了，必会前程无忧。

　　然而，“智者千虑、终有一失”，石达开忽略了一个重大环节。就是在“爱妃墓”前有一道高约五、六米的石坎。按照风水学说的说法，这道“坎”将前方那大片的风水隔断了，要想得到这片风水必先设法跨越此“坎”（此“坎”即是石达大渡河一役）。遗憾的是，石达开终于没能跨越这个“坎”，最后兵败金沙江，全军覆没。

　　言归正传，石达开带领士兵将宝藏埋藏完毕后，为了今后能辨认出藏宝地点，令人在石狮旁边的悬崖壁上深深地凿出“太平山”三个大字。目前传闻中的“太平山”已经现身，附近也有石砌的痕迹，可以看出是人工的，只是传说中的财宝一直没有踪影。山王坪真的是石达开的藏宝之处吗？
刘湘挖宝始末
　　从当时的情形推断来看，即使石达开真的在山王坪葬了爱妃，也未必在那里埋了多少财宝，因为山王坪仅是太平军路过、修整之地，没有理由把全部或大部分宝藏都留在那里。这一点，抗战时期国民党四川省主席刘湘也想到了。
　　刘湘（1890～1938），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910 年入四川陆军讲武堂。1920年升任川军总司令兼四川省长。1928年任四川省政府委员兼川康裁编军队委员会主任委员。1935～1937 年蒋刘争夺四川的统治权。1937年，蒋介石令其率川军开赴华东抗日前线。1938年初，与韩复榘密谋阻止蒋军入川，事泄。1月23日胃溃疡复发，再加上忧郁、焦虑，死于汉口。
　　刘湘深信石达开埋宝是在深陷大渡河之时，翼王当时眼见走投无路，不得不给宝藏找个去处。他很肯定地认为宝藏埋藏在紫打地高升店后山坡下，紫打地位于四川省石棉县境内，解放后改名为安顺场，地势险要，石达开正是在紫打地全军覆没。
　　打石达开宝藏的主意的人很多，只是刘湘财大气粗，所以动起手来很方便。大概在1937年左右，刘湘秘密调了1000０多名工兵前去紫打地挖掘，工兵们从山壁凿入，豁然见到３个洞穴，每穴门均砌石条，以三合土封固。
　　挖开前两穴后，里面仅有零星的金玉和残缺兵器。当开始挖掘第三大穴时，被蒋介石得知，蒋迅速派古生物兼人类学家马长肃博士率领“川康边区古生物考察团”前去干涉，并由“故宫古物保护委员会”等电告禁止挖掘。

　　不久，刘湘即奉命率部出川抗日，挖宝之事至此不了了之。后来有研究人员赴现场考查，结果认为该三大洞穴所在地区和修筑程度，不像是太平军被困时仓促所建。
　　建国后，也有许多人前往石棉县安顺场寻宝，只是此类民间行为既无财力支持又缺乏理论根据，一无所获也在意料之中。

　　刘湘的推断应该是符合常理的，但是在安顺场没有发现宝藏，至于山王坪，仅发现了“太平山”和“爱妃墓”，宝藏依旧不见踪影。至今，人们甚至不知道“面水靠山，宝藏其间”指的什么地方，有什么含义。

　　也有史学专家认为太平军当时的境况根本不可能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完全是在弹尽粮绝的状况下才全军覆没的。石达开到底有没有埋下宝藏？有的话究竟埋在哪里？这个谜会被解开还是最终掩埋在历史长河中？我们不得而知。
五、四川广汉三星堆宝藏

　　三星堆遗址是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29年，广汉的几个农民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大量的玉器，从此揭开了三星堆古国神秘的面纱，人们开始了对三星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上世纪80年代，有关部门开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的发掘工作。
　　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其建造年代应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
　　 1986年发现两座大型祭祀坑，年代约为商末周初。出土大量金器、玉石器、青铜器、象牙、贝、陶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每一件文物都是国宝级的，价值无法用金钱衡量，三星堆遗址的“宝藏”称号当之无愧。
　　璀璨宝藏的冰山一角
　　广汉南兴镇有一个名叫“三量村”的村庄，宽数十米的马牧河由村西南向东涓涓流淌。在马牧河的南岸原有三堆高出地面的黄土堆，像三颗金星一样分布在三星村的东南面，这就是如今已经驰名中外的三星堆。
　　马牧河的北岸有一高出地面两头尖中间弯的如同一轮月牙儿似的地段，它就是最早发现三星堆文物的月亮湾。1929年春的某一天，月亮湾农民燕青保祖孙三人，在离家不远的林盘地沟边掏车水坑，准备安放水车。
　　燕青保挖着挖着，突然“砰”的一声，锄头碰在一块石头上，泥浆溅了他一脸。接着挖，又是“砰”的一声闷响，震得他虎口发麻。青保勾身扒开泥巴一看——是一块白生生的大石环，口径足有一尺半！
　　青保的父亲燕道诚闻声跳下坑，轻轻撬开石环——一堆绿莹莹的玉器！父子二人都惊呆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燕道诚赶忙将石环按原状盖好，覆上泥巴。
　　当天夜里，月黑风轻，燕家5口全部出动，悄悄取回那堆宝物，一清理，共有璧、璋、琮、钏、珠、斧、玉料等400余件。他们非常谨慎地将玉器分散埋在屋内外几处地方。过了4年，燕道诚见没有什么动静，才从那堆玉器中取出一只玉琮送给广汉驻军陶团长。
　　陶一见大喜，知道此物非比寻常，忙请成都的资深古董商鉴别。古董商一见，拍案叫绝，连声说这宝贝价值连城，随即打听玉琮的来历。这下一传十，十传百，古董商纷纷上门找燕家购买玉器。一时间，成都古董市场被“广汉玉器”闹得沸沸扬扬。有些古董商为了赚钱，甚至制造赝品出售，以致“广汉玉器”鱼龙混杂，令人难辨真假。
　　这件事引起了考古学界的关注。1933年冬至1934年春，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籍教授葛维汉以及林名均教授率领考古工作队来到月亮湾。他们在80名武装士兵的协助警戒下，日夜不停地挖掘了10天，开出数条长12米、宽1.5米的探沟，发掘出石璧、石环、石斧、绿松石、料珠和陶器残片计600余件。
　　以后，考古界一直围绕广汉出土文物对古蜀国遗址进行持续考究。直到1986年发现了古蜀国祭祀坑，才将古蜀国扑朔迷离的面纱揭开，也是更多的宝藏重见天日。

　大批宝藏“横空”出世
　　
　　1929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受到了许多人的关注。1934年，华西大学葛维汉、林名均等在三星堆遗址首次拉开了考古发掘的序幕；1963年四川省博物馆和四川大学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发掘工作。尽管遗址和发现让许多人吃惊、震撼，但是从以后的发现来看，这些工作都只是冰山一角，大批的宝藏还没能重见天日。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0年。

　　1980年春，南兴镇二砖厂工人在三星堆坡地取土制砖坯时，在耕作层下二三十厘米深处，挖出了大量陶片和少量石器。曾在湖北宜都县红花套发掘过5000多年前古遗址的广汉县文化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现这些文物与红花套所出土的颇相似，便立即报告了省文管会。
　　同年4月，省博物馆副馆长王有鹏会同广汉县文化馆人员，详细考察了三星堆，认定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文化遗址，于5月开始试掘，出土了一批陶、瓷器。10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工作队进驻三星堆遗址，开始正式发掘，至1981年5月，发掘出豆、罐、盆、杯、碗、壶、勺、网坠等陶器和锛、凿、锥、矛、刀、杵等石器数百件。1982年3月至1986年3月又进行了几次发掘，但无重大发现。
　　直到1986年，7月18日上午8时许，南兴镇二砖厂工人们正起劲挖土方取砖泥时，突然“砰”的一声，一些脆东西被挖烂，向四周溅去。一位工人捡起一看——是玉，他不仅惊叫出生。原来是一根约40厘米长的玉璋被挖碎了。

　　考古队队长陈德安等闻讯赶到现场，立即封闭了发现玉璋之地，并报告省文管会和广汉县委。此后，四川省博物馆、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大学历史系与广汉市文化部门合作，开始发掘，考古队员们很快找来晒席、竹篙和塑料布搭起棚子，日夜发掘。时值盛夏，白天烈日当空，晚上闷热，蚊虫叮咬。考古队员们全然不顾这些，挥汗如雨地加紧发掘。然而时间一天一天过去了，却没有什么新的发现，队员们显得疲惫不堪。
　　奇迹终于出现了，7月25日凌晨2时30分，一根黄金手杖呈现在他们面前。在当地民兵和公安保卫人员的协助下，又经过几昼夜的发掘，“宝库”的大门终于打开——一大堆金银珠宝呈现在眼前!在长4.6米、宽3.5米、深1.64米的土坑内，埋藏有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玉璋、玉戈、青铜人坐像、青铜龙头、虎和象牙等400余件珍贵文物。考古专家们将此坑编为“一号祭祀坑”。
　　 “一号祭祀坑”发现不到一个月，在离它二三十米远的地方，砖厂的两个工人又发现几个青铜人头像和面具。考古队员们顺藤摸瓜，又花了30多个昼夜，终于发现一个长5.3米、宽2.3米、深1.55米的“宝库”。出土有青铜立人像、黄金面罩、象牙、青铜人头像、青铜面具、青铜鸡、蛇、鸟、青铜铃、青铜树、玉器等800余件。考古工作者将其编为“二号祭祀坑”。
　　此后，工作人员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了10余次的试掘和发掘工作，前后共揭露文化遗存约4000余平方米，试掘城墙夯土1000余平方米。到现在为止，三星堆出土的宝藏共分为金器、玉石器、青铜器、陶器等。
　　上古时代，关于何时开始使用黄金制品，尚无明确记载。《山海经》中已有黄金、赤金的区别，说明夏代已懂得金的属性。《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卷》说，金银器皿出现较晚，汉以前少见，到唐代才开始较多发现。但事实上，三星堆的金器就不少，并且全用金箔。

　　三星堆遗址的黄金器是商文化遗址中最丰富的。种类非常多，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饰、金箔鱼形饰、金箔璋形饰、金箔带饰、金料块等；形体也非常大，以一号祭祀坑出土的一柄金杖为例，这个金杖用纯金皮捶打而成，全长142厘米，直径为2.3厘米，用捶打好的金箔，包卷在一根木杆上，净重约500克。木杆早已碳化，只剩完整的金箔。

　　金杖的一端，刻有图案，共分三组。靠近端头的是两个前后对称，头戴五齿高冠，耳垂三角形耳坠，面带微笑的人头像。另两种图案相同，上方是两支两头相对的鸟，下方是两条两背相对的鱼。它们的颈部，都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鱼鸟象征吉祥，箭翎则表示威武。图案的意义大致是：在神人的护佑下，箭将鱼射中，鸟又将箭杆带鱼驮负着归来，这柄金杖有可能和鱼凫氏的传说有关系。
一、二号坑均出土有金面罩。二号坑出土的铜头像上有的贴有金面罩，构成金面铜头像。可以推测，出土的金面罩原来都是粘贴在铜头像上使用的。一、二号坑出土丰富的黄金器是三星堆遗址晚期遗存的重要特征。
　　玉石礼器数量也非常多，许多斧、锛、凿、斤等工具也不是实用器，而是礼仪性的工具，比较集中发现的是1929年的玉石器坑和1986年一、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玉石器，以及1984年、1987年真武仓包包出土的玉石器。
　　1984年在真武仓发现二里头形制的玉璋1件，1987年又在此处出土祭祀坑一个，该坑内出土文物除两件铜牌饰外，还出土玉瑗、玉凿、石璧等玉石器数十件。1986年在三星堆南面发掘出土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一号祭祀坑出土玉石器近200件，二号坑出土玉石器100余件。
　　这一时期玉石器的特点有：器物的体形大小兼备，如玉璋大的长达150厘米以上，小的仅长3厘米左右。石璧大的直径达70厘米左右，小的也仅3厘米。
　　工艺精良，玉璧、玉瑗的好、孔两面多数都有十分精确的凸起的周边，在肉的两面碾琢出若干重凸起的同心圆，其凸线极为准确、圆润。玉璋、玉戈长达七、八十厘米，硬度在6度左右，但两侧边刃极薄，刃线准确、流畅。有的玉石器其上或锼或镂或刻出十分精细而生动的纹饰图案，并见有用碱性植物汁液作腐蚀剂描绘在玉石器上，将花纹图案浸染而成的。
　　玉石料的材质种类广泛。经过岩矿型鉴定，除有软玉、碧玉、琥珀、玛瑙外，还有阳起石蛇纹石岩、阳起石角岩、阳起石透闪石岩、蚀变白云大理岩、白云质板岩、硅技板岩、蚀变灰绿岩、蚀变基性岩、陂嵝石岩、片麻岩、安山玢岩、石英片岩、角砾岩、石灰岩、灰长岩等数十种岩矿种类。
　　三星堆遗址的青铜器主要有铜牌饰和镶嵌绿松石的铜虎等。三星堆遗址两个大祭祀坑中出土了青铜器三、四百件。一号坑出土的种类有人头像、人面像、人面具、跪坐人像、龙形饰、龙柱形器、虎形器、戈、瑗、戚形方孔璧、龙虎尊、羊尊、瓿、器盖、盘等。
　　二号坑出土的青铜器有大型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人头像、人面具、兽面具、兽面、神坛、神树、太阳形器、眼形器、眼泡、铜铃、铜挂饰、铜戈、铜戚形方孔璧、鸟、蛇、鸡、怪兽、水牛头、鹿、鲶鱼以及、尊等器物种类。
　　三星堆青铜器以大量的人物、禽、兽、虫蛇、植物造形为其特征。青铜的人头像、人面像和人面具代表被祭祀的祖先神灵；青铜的立人像和跪坐人像则代表祭祀祈祷者和主持祭祀的人；眼睛向前凸出的青铜兽面具和扁平的青铜兽面等可能是蜀人崇拜的自然神祗；以仿植物为造型特点的青铜神树，则反映了蜀人植物崇拜的宗教意识。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重要特点。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厘米，重180多公斤，由素面的梯形基座和方形的平台以及立人像三部分组成。铜人身高172厘米、冠高10厘米、座高80厘米，大大的眼睛，直挺的鼻梁，方颐大耳，耳垂穿孔，脑后还垂着一条长长的发辫，头上戴着华美的高冠；腰细身长，身穿满饰龙纹、云雷纹的左衽长袍，后罢垂似燕尾；左臂上举，右臂曲至胸前，腕上各戴三个手镯，双手极大，各握一琮；双足赤裸，站在方座之上，足踝上也佩着环镯。这样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代青铜文明中是独一无二的。
　　同坑出土的大型兽面具宽138厘米，重80多公斤，造型极度夸张，方形的脸看起来似人非人，似兽非兽，角尺形的大耳高耸，长长的眼球向外凸出，其面容十分狰狞、怪诞，可谓青铜艺术中的极品。青铜神树高384厘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枝下硕果勾垂，树杆旁有一龙援树而下，十分生动、神秘，它把有关古代扶桑神话形象、具体地反映出来了。
　　出土的陶器可以分为三期，早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并有一定数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橙黄陶。器形主要有小平底罐、高柄豆、圈足豆、平底盘、圈足盘、鸟头柄器、缸、瓮、器盖、纺轮等。素面陶较少，且有一定数量的磨光黑色皮陶。纹饰主要有绳纹、附加堆纹、云雷纹等。时代相当于二里头至二里岗下层时期。?
　　中期陶器仍以夹砂陶为主，有灰褐和黑灰两色。此外，还有少量的泥质灰陶和泥质红褐陶。器形除第二期常见的器形外，新出现有尊形器、觚形器、形器等。在本期稍晚还出现尖底盏和器座。本期小平底罐由早期的圆弧肩变为圆折肩，由薄卷唇变为尖圆唇，腹变浅，呈钵形；高柄豆由直柱柄变为竹节柄或线绽状柄，出现实足尖。素面陶比早期增多。绳纹主要有粗绳纹、凹弦纹、附加堆纹、网格纹、镂孔、云雷纹等。

　　晚期陶器以夹砂褐陶为主，泥质灰陶比例大增，还有少量的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黑褐陶。中期常见的器类基本沿用，但器形变化较大。小平底罐几乎全演变成小平底钵，另有向尖底杯演进的。的足胎壁较厚，腿瘦长，多乳头状实足尖。陶器多素面，纹饰以粗绳纹和凹弦纹为主。粗绳纹表面多经抹平，凹弦纹多施用于器物的颈、肩上。另外还有附加堆纹、网纹、镂孔、云雷纹等。
六、四川成都金沙商周宝藏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工人在挖掘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达千余件，文物绝大部分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的，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的，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1400余件、铜器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每一件都价值连城。
　　施工挖出了“宝贝”
　　 2001年2月8日傍晚，成都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警察接到电话：“不得了！这儿挖出‘宝贝’啦！”报警的是当地村民，挖出“宝贝”的现场在成都市的西郊青羊区苏坡乡金沙村1队，是成都房地产开发总公司投资建造的蜀风花园大道工地。
　　原来2月8日下午，施工人员驾驶的挖土机正在开挖自来水管道，铲到3米深时，破土而出的竟是半根白色的“骨头”。他们小心翼翼地捡起“骨头”，抚去上面的泥土，感到非常疑惑：“这么粗，这么重，不是猪骨头，也不像牛骨头，会是什么？”随后在刚挖开的土坑里又发现了几件玉器……大家虽叫不出它们的名称，但都有种感觉，挖到“宝贝”啦！于是报了警。

　　消息当即由110指挥中心通报给了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队长王毅。王毅当夜派人赶到现场策划开挖方案，并派保安把守。2月9日天蒙蒙亮，考古队的13位队员即赶赴施工现场，考古队员们感觉自己进了“天堂”，发现无数宝物的喜悦让他们激动不已。稍后，他们有的用尼龙布封锁现场，对挖出的浮土进行翻查，有的用手机向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报告。
　　到2007年4月12为止，金沙遗址已清理出了1000余件珍贵文物，包括金器、玉器、铜器、石器、象牙器和数量众多的象牙、陶器等。已经出土的这1000多件文物的精美程度极高。
　　金器30余件，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蛙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其中金面具与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它各类金饰为金沙所特有。有一张凤凰金箔，造型与香港凤凰卫视的台标及其相似。金箔上，凤凰的嘴角线细如发丝，清晰可辨，足见3000多年前，古人雕刻工艺的精湛。
　　 30多件金器是金沙遗址出土文物中，最具独特风格和鲜明自身特色的。除了金面具与三星堆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以外，其它各类金饰均为金沙遗址所独有，都是用金片、金箔锤打而成，种类非常丰富。
　　玉器1400余件，有玉琮、玉壁、玉璋、玉戈、玉矛、玉斧、玉凿、玉斤、玉镯、玉环、玉牌形饰、玉挂饰、玉珠及玉料等。出土的玉器十分精美，并且种类繁多，比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出土的最大一件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该玉琮雕刻极其精细，令人拍案叫绝，玉琮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一绝。
　　数量极多的圭形玉凿和玉牌形饰颇具特色；大量玉璋雕刻细腻，纹饰丰富，有的纹饰上饰有朱砂。一件件玉器，色泽如初，表层温润，细腻如肤。更令人惊叹的是，玉器上的刻纹细致，几何图形规整。

　　铜器400余件，基本上为小型铜器，主要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戚形方孔铜壁、铜铃、铜挂饰、铜牌饰及铜礼器残片等，其中铜立人像的造型风格与三星堆的青铜立人像几乎完全一致。
　　石器170件，有石壁、石璋、石矛、石斧、石跪坐人像、石虎、石龟、石蛇等；石跪坐人像头顶方形冠饰，两侧上翘，长辫及腰，口部涂砂，双手背后交叉作捆绑状，其造型与成都市方池街遗址出土的石跪人像基本相同；石虎作卧伏状，造型生动，耳部和嘴部涂砂；石蛇的造型更是多样。
　　象牙器40余件，仅有柱状形器一类，柱状形器的一端正中有一圆点，周围有六个圆点，出土的象牙不计其数，总重量近一吨。象牙器刻纹工艺绝妙，正像古人所言的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此外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有陶尖底盏、尖底杯、高柄豆、圈足罐等。
　　数量众多的象牙、精美的玉琮等外来文化的用品，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珍贵文物中占有相当比例。由此，考古专家认为金沙文化既有其独特魅力，又是深受中原、长江下游等文化深刻作用的产物。金沙遗址实在是无价的宝藏。

　金沙遗址的稀世奇珍

　　　　金沙遗址从2001年被发现至今，已经发掘出各类珍贵文物数千件，其中最具典型意义和代表性的是“四鸟绕日金饰”，即“太阳神鸟”。这件圆环形金箔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厚度仅0.02厘米，重量有20克。外廓呈圆形，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为12条弧形齿状芒饰，外层由４只首尾相接的飞鸟构成。

　　考古学家猜测，中间旋转的火球代表着太阳，四只鸟代表一年四季，12道光环代表12个月或者一天之中的12个时辰。古蜀先民认为太阳具有使万物复苏的超自然力量，于是崇拜太阳。他们认为太阳的运动是靠鸟的飞行完成，因此将鸟和太阳联系在一起。太阳神鸟图案是中华先民崇拜太阳艺术表现形式的杰出代表之作。
　　太阳神鸟图案寓意深远、构图严谨、线条流畅、极富美感，是古代人民“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丰富的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创造力和精湛的工艺水平的完美结合。其造型精练、简洁，具有较好的徽识特征。

　　太阳神鸟出土后，考古学家猜想，薄薄的太阳神鸟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只是一个组合图案的一部分，但是，这个神秘拼图究竟是如何构成的？这一直是一个谜。“太阳神鸟”金饰图案已经被国家文物局用作“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并被“神舟6号”载入太空。
　　在发现的1400多件玉器中，考古学家找到了24个玉琮。在古人眼中，玉琮被认为是沟通天地、人和神的神物，玉琮中间上下相通的圆孔有“贯通天地”的含义，在原始宗教活动中一直被用为法器。玉琮外方内圆，代表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是古人重要的精神“护身符”。
　　在这24件玉琮中，最重的一件达3918克，是迄今为止出土的“玉琮王”。考古学家证实，这件玉琮是遥远的良渚文明的产物，良渚文明，发源于浙江余杭，是个充满了朝气的文明，大约距今4800年左右，良渚文明达到了它的顶点。它以余杭为统治中心，极力向外发散，在现在的江苏江阴、上海福泉山形成了次中心。
　　玉器，是良渚文明的精髓。良渚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最高峰，它的数量之众多、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世界独占鳌头。良渚文明衰落后，这些玉器四处流散。然而，这件玉琮如何跨越了1000多年的历史长河，辗转流离来到古蜀金沙？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它的精美程度远远超过了良渚文明的当地水平。

　　谜团似乎还远远不止这些，在这件玉琮上，还发现了40个人面，这些人面被认为是良渚文化晚期典型的简化人面纹；奇怪的是，在玉琮的一面，却刻着一个人形符号，这个人形符号在已经出土的良渚玉琮上从没有出现过。这个神秘的人到底是谁？
　　玉琮上，这个戴着长长冠饰，神情庄严，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叉开的人似乎是一个正在虔诚祭拜的人，传神地重现了当时的祭祀场面。这个祭祀的人，是金沙人崇拜的祖先，还是带领金沙人祈福驱邪的大巫师？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玉琮辗转流落到古蜀金沙，金沙人把它引为国宝，用于重大的祭祀场合。更为重要的是，千年之前，以玉琮为代表的良渚人对古蜀人的祭祀礼仪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似乎可以构成一个假设：古蜀人与良渚文明有某种渊源，或许，古蜀人就是良渚文明的一支？

　　在三星堆、金沙两处遗址中，考古学家都发现了大批象牙。三星堆遗址要少一点，大概只有80余根；而金沙遗址则要多得多，仅目前就已出土1000余根象牙，在世界范围内，一个遗址出土这么多象牙，在目前来说，也是绝无仅有的。直到今天，象牙仍是极为珍贵的艺术品，三千年前的金沙，其富庶的程度可想而知。问题是，这么多象牙，是从哪里来的？
　　金沙遗址出土的象牙，经鉴定为亚洲象，生物学上，现代象有两种，即亚洲象与非洲象，亚洲象仅雄象有象牙，每头雄象两根，非洲象则雌雄都产象牙。如此说来，金沙遗址出土的1000多根象牙应当取于500多头亚洲象，而这足以组成一个庞大的象群。

　　现在的亚洲象主要分布在印度、孟加拉国等南亚和东南亚地区，我们都知道，自古以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那么这些象牙从南亚、东南亚运过来，交通产生的障碍是致命的。所以很多人推测，这些大象很可能就生长在3000年前温暖湿润的成都平原。
　　另外，象牙的尺寸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目前金沙出土的象牙大部分长1.60米左右，最长的竟然达到了1.85米，而即使是目前最大的非洲象，象牙的长度也只是其2/3，更不要说是体形较小的亚洲象了。究竟是多大的象，才能有这么大的牙呢？

　　不过，最令人头疼的还是象牙的保存问题，这些出土的象牙，离开了沉睡千年的环境后，其中的有机物会随着水分的蒸发逐渐流失，渐渐变成一堆灰烬。为了更好的保护象牙，考古工作者们想到了一个特别的法子——利用隆胸手术中常用的硅胶来封存象牙。象牙在透明、致密而又有弹性的硅胶中，就能与外界的空气和水分完全隔离，长久的保持下去。
　　遗址中有一件彩色木雕人头像，可能原本应该是插在地上的，当时正在接受着金沙人的祭拜。木雕长80多厘米，头部扁而宽，笑意盈盈，用金粉、朱砂等描成鲜艳的颜色，下巴尖而微微弯曲，浅浮雕刻着夸张的五官，凹凸有致，戴有冠饰，发辫清晰可见。

　　这尊木雕和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长”得颇有几分神似，似乎可以说明三星堆与金沙之间的渊源。它在国内“岁数”最大，已经随着金沙遗址，浓妆艳抹了3000多年。彩色木雕是谁？金沙时代的人们用什么办法让木雕人在地下历经3000年而不朽？谜团接踵而来。

　　到目前为止，金沙遗址出土了数千件珍贵金器、玉器、青铜器、象牙器等，给世人带了了惊喜与震撼，但是金沙文明在历史文献中没有任何记载，为什么这种文明会突然神秘消失？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有什么关系？金沙遗址出土的玉器为什么和良渚文化惊人地相似？为什么有如此精湛手艺的古人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希望有一天，我们会得到答案。
七、瞿塘峡夔门黄金洞

　　夔门是瞿塘峡入口，又名“瞿塘关”，是长江三峡的西大门，山岩上镌刻着“夔门天下雄”五个大字，是出入四川盆地的门户，瞿塘峡因此也有“夔峡”之称。关于夔门，陈毅同志有一首气势磅礴的诗：“三峡束长江，欲令江流改。谁知破夔门，东流成大海”。
　　夔门有一个神秘的洞口，被人们称为“黄金洞”，因为传说中，洞内埋藏着很多金银财宝。黄金洞在瞿塘峡南岸的绝壁上，洞上有70多米的悬崖，下有200多米的深谷，下端有一串“Ｚ”形的石孔，据说是是藏宝者留下的遗迹。

　　多年来，民间一直流传着黄金洞内遍地黄金的神奇传说。其中有一位夔州知府，生性贪婪，搜刮民脂民膏不说，还觊觎黄金洞里的财宝。于是，他强迫当地一个樵夫引他找到黄金洞洞口，然后自己带着一群侍从进洞寻金觅宝，结果迷失其中，再没回来。
　　黄金洞内真的有金银珠宝吗？是谁藏的宝呢？咆哮的江流穿过迂回曲折的峡谷，在人们的思索中，闯过夔门，呼啸面去……
　　公孙述藏宝之说

　　公孙述，字子阳，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县)人。外戚王莽篡位后建立新朝，公孙述受任为蜀郡太守。不想王莽篡位，不得人心，没过几年，天下纷扰，群雄竞起。公孙述很会“审时度势”，王莽被诛后，天下一时群雄蜂起，南阳人宗成自称虎牙将军，聚兵数万，颇有影响。因为汉室衰微，天下逐鹿，公孙述想和宗成联合起来，便积极派遣使者与之沟通。没想到宗成的部队被他迎到成都后，难改绿林习气，掳掠烧杀，无恶不作。
　　公孙述于是彻底打消了与他合作的念头，便召集郡中一些豪杰壮士说：“天下人不堪新朝迫害，一直怀念汉王朝治下的日子。所以一听说绿林军驾到，奔走相告，到道路上迎接。而今又如何？人民无罪，妻子儿女却受到凌辱。他们根本不是义军，而是强盗。”

　　当时刘玄已经建立了玄汉王朝，定都长安，公孙述也假装俯首称臣。公孙述便派人假冒玄汉的“钦差大臣”，任命自己当辅汉将军，兼蜀郡太守，更兼益州牧，颁发印信。在取得公开的官位之后，公孙述起兵把那些“绿林大学”的“起义强盗”都剿灭了，吞并他们的部队。这时候，他干脆和玄汉政府翻脸，派兵击败前来“夺取胜利果实”的玄汉官员，自己作了蜀王，建都成都。因为保境安民，一时很受当时境内百姓的拥戴。
　　公孙述很相信所谓的灵异感应，也善于利用这种事情来为自己造势。就在刘秀在河北称帝的那一年——建武元年（公元二五年），据说他曾经和手下人聊天，假意感叹：
　　“当皇帝的人都是有定数的，可惜我无德无能，不能当此重任啊！”
　　那部将最善察言观色，马上就知道公孙述的意思。于是说：

　　“主公，天下本是能者当之，何况天命无常，只要百姓拥戴，当皇帝不是难事啊。”
　　公孙述听了这话心里美滋滋的，当晚就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在他耳边念道：“公孙十二为期”。他醒过来对自己的老婆说起此梦，百思不得其解，这是说他的王朝可以延续12代还是12年呢？如果仅仅是12年，虽能贵为皇帝，可惜国祚太短，冒这个险值吗？公孙夫人此时是巾帼不让须眉了，她鼓励丈夫说：“朝闻道，夕死尚可，何况十二乎？”
　　传说当年公孙述兵临赤甲（赤甲山）时，曾看到一口古井中白气蒸腾，矫夭如龙，腾空而起，夜里又有光在他掌中刻字“公孙帝”，因为公孙述尚白，自然以为这是个吉兆，是自己将成为真龙天子的象征，再加上梦境的寓意，此时公孙述认为自己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同年，公孙述筑起了白帝城，在成都称帝(自称白帝)，定都成都，国号“成家”，年号“龙兴”。他并在此筑城、驻兵、屯田，当起了皇帝。看到“龙”这个传说正史没有记载，实际上，公孙述是看中了瞿塘天险，瞿塘天险在兵家眼中实为扼喉要冲，所以他才会在这里筑城、驻兵、屯田。蜕去了神秘色彩的事实不过就是他心中的一点点诡诈而已。

　　刚刚坐上皇帝宝座的刘秀见出了个竞争者，马上有所动作。他先以攻心为主，写信劝公孙述不要看不清形势。公孙述给刘秀也写了封信，把自己受命于天的种种证据一并写了上去，大概是希望刘秀和他“相互承认”吧。
　　可是事情明摆着，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山无二虎，他跟刘秀这两位都“受命于天”的天子总要见个输赢。公元35年，东汉征南大将军岑彭、大司马吴汉、诛虏将军刘隆等在荆门会师，击败成家军攻势。然后马上转守为攻，公孙述战场上屡战屡败，谈不拢，打不赢，便派遣刺客连续刺杀了刘秀的大将来歙和统帅岑彭。第二年，汉军统帅换成了杀人如麻的大司马吴汉，成军连吃败仗，“自是将帅恐惧，日夜离叛，述虽诛灭其家，犹不能禁”。
　　到了这个时候，公孙述还在拒绝刘秀希望和平解决的提议。终于兵败夔门，被一支锋利的长戟刺穿了胸膛，摔下马来。当场死亡，这一年，正好是公孙述称帝的第12年。

　　蜀自古以来就是天府之国，地饶物丰，公孙述在这里盘踞了十几年的时间，大部分时间都在做“一国之君”，其财产数量不容小觑，他战死以后，蜀地一直流传着，说公孙述兵败前秘密将数年积蓄的金银珠宝藏在了夔门的一个洞穴里，即今天说的“黄金洞”，以备来日东山再起。

周超 · 发表于 2008-8-27 19:05:46

太长，眼都花了

末万文 · 发表于 2008-8-31 20:28:20

真的好花
眼睛吃不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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