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1部队战犯们的最后结局

夏雯静 · 发表于 2013-9-4 15:49:30

作者：青木富贵子
　　顺利起航的“日本血库”成立后不到一年，朝鲜战争进入休战谈判，血液的特需热潮随之消退，而血库的产品也销不出去了。
　　我问野口医师，您是不是“日本血库”名古屋设施所长呢？野口医师回答说，那是无稽之谈。
　　“我与其说是以血库的名义，还不如说只是以财团法人‘公众保健协会’理事的头衔提供血液的。那时，我已经在经营医院，并在公众保健协会下负责检查寄生虫。事情繁多，我虽担任了协会理事长，但一直没有领取报酬。”
　　野口继续说：“驻日盟军总司令部进驻日本后，首先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在横滨设立慰安所，二是立即交出石井阁下的滤水机。不过，传闻滤水机已经沉入最上川了。将它从河里捞上来，三台交给了占领军。还有一个条件是研制出流行性斑疹伤寒疫苗。听说，这三个条件都满足了。”

　　死前失声对石井四郎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石井四郎要是听到内藤良一在大阪创办血库，会有什么想法呢？对石井四郎的心思，我只能做一番猜测。不过，西里的采访报告记录了石井四郎女儿春海说的一段话，颇耐人寻味。她说：“内藤良一没有孩子，对我非常疼爱。不过，他是一个才智敏锐的人，与众不同。头脑尤为机灵，却生性冷酷。他创办绿十字公司时，没来跟我们作任何商量。他在创办绿十字公司的前身———血库时也是全盘利用了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所以进展顺利。”石井春海回忆往事时说的这段话，不妨看做是石井四郎的讲话。
　　《绿十字30年史》记述了该公司从成立伊始就有一本名为“擎引车账簿”的笔记本。该笔记本，按项目小组汇总研究开发活动，详细记录了各项目小组的进展情况，显现出业绩评定严格的“内藤特征”。“绿十字公司”与其说是重视产品的安全性，毋宁说更重视企业的利润。这样的企业文化，想来不就是源自内藤良一在创办“日本血库”时的金钱考虑和唯我独赢的商业意识吗？
　　后来，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找到内藤良一。据说，内藤本人在接受常石教授的采访时曾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常石教授后来告诉我说：“石井四郎不请上门，来到曾是自己部下的内藤良一这里，要求雇他工作。内藤良一说，他当场就把石井四郎撵回去了，说‘北野政次为人谦和，已请他掌管东京的机械设施了……’”
　　内藤良一这么说，则在暗示石井四郎是一个傲慢自大的家伙。石井四郎去见内藤良一，也必然自以为内藤良一会聘请他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
　　石井四郎的两本日记里，内藤良一的名字一次也没有出现过。然而，是内藤良一接受了与占领军交涉的任务，并满足了他们的要求。石井四郎或许也知道内藤良一在接受法务局的审问中终于坦白交代，证明进行过人体实验。对于战后的石井四郎来说，内藤良一的背叛出卖和暗中活动，才是他愤懑郁怒的根源吧。不过，也有一种说法：内藤良一不但才能杰出，而且头脑机敏，深谙掌控组织的玄妙；其实，他才是在战争期间全面负责石井机关、巧妙操控石井四郎的幕后人物。
　　麦克阿瑟被撤职，美军依照《旧金山条约》对日本的占领也于1952年拉下帷幕。此后又过了4年，扣押在中国和苏联的731部队成员终于被释放，回到了日本。
　　筱冢良雄作为日本少年队的一员被派往平房，战后被中国军队逮捕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他由于是731部队的基层成员士兵，没有被起诉，1956年8月4日回到日本。那时，他已经是32岁了。在故乡千叶县茂原车站，一些731部队成员混杂在家人、亲戚、同班同学和邻居中间，前来欢迎他。据说，他看到了731部队的旗幡，大吃一惊。
　　几天后，甚至还举办了欢迎会。“去向部队队长报告你回国了，”有人前来打招呼说，“我陪你一起去。”
　　筱冢良雄说：“为什么非得我去报告回国呢。要想见面的话，也应该是他来呀！听我说了这句话后，那个家伙说，‘他在中国被洗脑了，所以才说出这种话’，‘以前可不会这样的’。”从那以后，筱冢良雄几乎再也没有机会见到石井部队成员了。
　　也在那一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市接受审判、被判为有罪的山田乙三等人乘坐最后一艘回国轮船回国了。其中有梶冢隆二、川岛清，还有100部队以及731部队分队军医和部队成员，唯独不见柄泽十三夫的身影。
　　哈巴罗夫斯克市审判结束后，接受审判的12人被押送到莫斯科东北的伊万诺沃州第四十八收容所。该收容所原本是沙俄时期的纺织工厂厂主的宅院，近卫文麿的长子近卫文隆也被关押在这里。
　　1956年10月20日，即日本鸠山首相签署《日苏共同宣言》的第二天，每周六例行电影放映结束后，人们才发现柄泽十三夫不见了，顿时一阵慌乱。因为他在洗衣处悬梁自尽了。
　　面对苏联军方持久不懈的审问，柄泽十三夫终于招供说：“我出于医师的良知交代一切。”
　　他或许觉得，返回日本，会因泄密而受到冷眼相待，甚至会受到惩罚。或者，他认为自己进行人体实验已为世人所知，得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生活，不堪忍受。迄今为止，柄泽十三夫的遗骨依然还埋在俘虏收容所的墓地里。
　据说，川岛清从苏联返回日本后，经常写信给失去一家顶梁柱的柄泽家。柄泽十三夫生前非常担心子女的教育问题，川岛清写信去他家，是要为他儿子和女儿上学提供帮助。川岛清本人已是千叶县八街市八街少年院的医生。据说，川岛有时会跟筱冢良雄见见面，但他几乎绝口不提731部队的往事。
　　我在驻日盟军总司令部反谍报部门的“石井四郎”档案里看到一份报道，是介绍石井四郎的后来情况的。该报道是由共同通讯社分发，已翻译成英文，日期为1950年2月。
　　“石井四郎的妻子说，现在的石井四郎对禅着迷，宛如禅僧般地生活。”
　　其实，石井四郎每天要去若松町自家附近的月桂寺听禅，向僧侣请教修禅。这段时期，市谷台的“东京审判”已拉下帷幕，那里离月桂寺近在咫尺；在巢鸭监狱服刑的、被判为无期徒刑的日本战犯也因麦克阿瑟的特赦令被释放了。
　　1955年12月28日，即石井四郎死亡前4年，他前往奔丧，为其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恩师清野教授通宵守灵。在那里，他又吹嘘起他那老生常谈的东西。
　　渡边家有一张石井四郎参与其中的集体照，是1955年在若松町石井家二楼大厅里拍摄的，约有50名731部队成员围着石井四郎。石井四郎戴着眼镜，身穿西装，一头白发苍苍。从他脸上，全然不见曾是部队队长的威严以及勃勃野心，流露出温良和蔼的表情，以致让人怀疑他是曾经的石井四郎！
　　石井春海在《日本时报》上介绍说：“父亲临死前，恳请时任上智大学校长的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给他洗礼，因为父亲战前就与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个人关系很亲密。”
　　已故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也是圣伊格纳斯教堂的主祭司，所以我打电话给该教会以核实石井四郎是否接受过洗礼。接电话的是一位女性，她帮我查阅了20世纪50年代所有的台账。她告诉我说：“我没有找到石井四郎接受过洗礼的记录，就是说20世纪50年代的台账里没有石井四郎的名字。不知道石井四郎是以什么形式接受洗礼的，也不是说没有记录就说明他没有接受过洗礼。”
　　或许是石井四郎也想忏悔赎罪，要是他希望向赫尔曼·霍伊费尔斯神父坦白，说出一切情况，认罪忏悔以求得心灵上的安宁，那就是说他也在忍受良心谴责的煎熬。
　　1959年10月9日，石井四郎因患喉头癌而死在当时的国立东京第一医院，时年69岁。石井四郎这么一个曾夸夸其谈、故弄玄虚地忽悠参谋本部的人，却因接受手术而失声，迎来死期，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据说，丧葬仪式在月桂寺举行，北野政次担任葬礼委员会委员长。“加茂”的一位邻居石井守告诉我说：
　　“自东京的丧葬仪式之后，加茂也紧接着举办了丧葬仪式。我父亲还去帮忙了呢，所以我记得非常清楚。丧葬仪式设在当时还存在的石井宅院里，非常盛大隆重，是这一带很少看到的。”
　　1973年，石井四郎安葬在他妻子清子和长子诚一在月桂寺建立的新坟墓里，法名为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他的坟墓与周边别无二致，就是上面印有抱槲家徽。

731部队罪证遗址位于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设立于1936年。
1939年，侵华日军划定了哈尔滨平房区附近为特别军事区。1940年加茂部队（也称为石井部队）入驻，1941年5月改用秘密代号---满洲第731部队，用以专门从事细菌武器生产和细菌研究。
731部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研究和生产的秘密军事机构，机构设立后就对中国人开始了惨无人道的实验和残害。
中文名： 731部队罪证遗址
地址：哈尔滨市平房区
最高领导：侵害日军石井四郎
类型：二战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是二战期间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武器研究的大本营，是发动细菌战争的基地。自1932年建立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3年时间里，731部队在中国黑龙江、湖南、江西、浙江、云南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细菌战，造成了数十万人口的死伤。[4]
位置：731部队罪证遗址位于哈尔滨市平房区。[5]
交通：游客可从哈尔滨火车站乘343路公交车，或在动力区乘338路公交车到新疆街下车。
门票：免费开放，需领票参观。
现状：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遗址现有历史遗存23处，侵华日军第七三一部队罪证陈列馆自1985年对外开放以来，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是国家重点扶持的全国100个红色旅游景区之一。

日本731部队的军官和士兵，活在世上的至少还有上千人；在不同场合对当年在侵华战争中实行细菌战进行揭露和忏悔的有数百人；能够和敢于为中国受害者出庭作证的却只有寥寥数人。筱冢良雄就是这些勇敢者中的一位。
从1940年5月到1942年6月，筱冢和包括少年兵在内的731部队队员一起，参加制造了包括伤寒菌、副伤寒菌、霍乱菌、鼠疫菌和炭疽菌在内的大量细菌。“最多的时候，我们每30小时就能生产出10公斤以上的细菌。”筱冢说，“731部队就用飞机把这种石井式培养罐生产出的细菌空投到了中国的各个地方，让中国人感染上疫病，以达到大量屠杀中国人的目的。”
“让我的灵魂一生甚至死后都不得安宁的是那个中国人的目光……”直到今天，老人都还清晰地记得自己最初参加解剖一个活生生的中国男人的场景。“他是一个头脑清晰、具有知识分子风度的人，由于感染了鼠菌，他的脸色和身体完全变黑了。在解剖台上，第一次从事解剖的我哆嗦地用板刷刷洗了他的身体和脸，他瞪着我，我只好把眼光转向了别处[7]……之后，在用听诊器还能听得到心脏跳动的时候，他被活活地解剖开了，我亲手取出了他的脏器”，在痛苦地回忆中，老人深深地低下了头。

731部队罪证遗址及展品图集（2）(11张)“我犯下了这样滔天的罪行，可是，中国人民却如此友善地对我。”老人充满深情地回忆说，抚顺的中国战犯所是他从鬼返回人的再生之地。在那5年时间里，他与其他的1009个战俘受到了最充满温情的待遇，并真正看清了历史的真实。1956年7月，筱冢和其他战俘被免于起诉，在接受了中国政府赠送的礼物之后返回了日本。为了进一步洗刷自己的灵魂、让更多的人了解被日本政府隐瞒了的事实真相，回国之后，他们成立了一个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一直从事着揭露日本政府错误行为的工作。“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向中国人民谢罪。虽然目前联络会会员的平均年龄超过了80岁，但只要我们还走得动，我们会坚持不懈地做这件事[8]！”
1997年，108名中国人走上了日本的地方法庭，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这场诉讼一拖就是4年，直到今天都还没有结案。良心让筱冢良雄勇敢地作出了选择：“我到死都负有向世界介绍731部队战争犯罪事实的责任。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为了还历史一个真相，我将会不遗余力地为这些无辜的受害者作证。

新闻人物“战犯”筱冢

在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作为日本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少年班的一员，筱冢参与了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最残忍、也是最先进的生物武器研究。

筱冢在“731”部队做细菌研究的辅助工作，刷洗培养细菌的器皿、准备活体解剖人体的用具和把培养好的鼠疫、霍乱、伤寒等细菌投入中国河流的源头等。

根据最保守的估计，命丧“731”部队之手的遇害者有几千人。很多历史学家相信，实际遇害人数有25万之多。然而，也有像筱冢这样的老兵，他们对自己的过去充满愧疚，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愿用一生赎罪。筱冢为中国受害者作证，并且写了一本书揭露“731”部队，表示要把这些事实呈现给在校的学生。

筱冢1998年原打算在美国和加拿大的和平论坛上发言，但美、加移民调查官都以他曾是战犯为由禁止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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